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 经历了什么?(下)(图)

作者:素年 发表:2023-02-21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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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市民白纸抗议(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

【看中国2023年2月21日讯】4酒馆、地下音乐,那些夹缝中不可言说的公共空间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青年运动50周年。

5月11日,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间,举办了一场“致敬60年代”的朗读会,位于居民楼的二十层、被改造为图书室的拥挤逼仄的小房间内,挤满了人。这是为纪念“五月风暴”而举办的其中一场活动。

人们朗诵着文章与诗歌。空间里的一款黑色T恤上写着白色的字:“我们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将我们吞噬”。这是居伊·德波执导的纪录片的名字。

在“五月风暴”的纪念活动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审)也在。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朋友。

706是由几位年轻人于2012年发起的乌托邦式的自治空间,因各种困难,如今在北京其实已难以为继。大家在这里读书、讨论、生活,是许多朋友相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这里彼此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本世纪初,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经历过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北京,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地方不断冒出来。三味书屋、万圣书园等都处于鼎盛时期。曾经的北京,有热气腾腾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后,当蓬蓬到北京上大学时,“新时代”已开启,很多过去老的公共空间遭到打压,渐渐萧条。706青年空间在夹缝中依然存在和生长着。在蓬蓬和朋友们常去的那个时期,“空间里的年轻人,对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公正议题,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单向街书店,以及规模已缩小很多的万圣书园。除此之外,年轻人们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馆,有地下音乐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这样。她喜欢传统的民谣,包括新裤子乐队、张悬的歌等。“她也喜欢地下音乐,但还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她的男友回忆。

蓬蓬也喜欢地下音乐。回顾过往与朋友们相识的日子,她会想起胡同里一个叫“暂停”的小酒馆,虽然它如今已不复存在。那里只有10平米不到,挤在胡同里,透过一张开在墙上的玻璃窗,能看到里面。

10平米,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馆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当年那里却是一些“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发生佳士工人罢工事件,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前往现场支援。许多年轻人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在关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察者眼中,他们是“左翼青年”。

曾经,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这里的常客。她记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馆实在太小,有时大家只能站在门口。冬天冷的时候,大家站在寒风中瞎聊,酒馆会提供军大衣。

酒馆内常有“不插电”的演出。一个叫万花筒的音乐小组,曾在停电的晚上在这里即兴弹唱。在另一个视频中,这个音乐小组的人在胡同里的屋顶演出。冬日的下午阳光明亮而刺眼,风呼呼吹着,天很蓝,他们弹唱到夜幕降临,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几何时,北京这些边缘地带的酒馆,不仅承载了年轻人的文艺气息,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寻找气息相投的同伴。在监控越来越严密的国度,寻找自由。

这些自称“廉价而业余”的小酒馆,却吸引了很多乐手和艺术家光顾,年轻人也循声而来。“开酒馆本身不是我们最想做的。就像节目里我说的,人都是要有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在一些节目和文章中,酒馆的老板曾这样讲述。“我们酒馆好像有一种乌托邦气质,吸引来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开一家⼩酒馆能有什么意义,其实趁年轻,开一间酒吧,帮任何人完成⼀次个人理想主义式的实验,这是目前这个社会所不能给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些小酒馆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们的经验中,在北京,这样有个性的小酒馆不止一家。另一个酒馆,在2019年开张2个月,卖光了2019杯酒,然后就决绝关张。

除了这些小酒馆,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喜欢的鼓楼一带,原本就有很多音乐空间聚集。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往东南到东四,往北不超过雍和宫,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几条大街和无数条小胡同组成的二环内核心区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现场的集中之地。

这一片,以音乐为载体,逐渐形成一个小圈子。年轻人喜欢聚集在这里听乐队唱歌。中央戏剧学院也在附近,影视公司,文化媒体出版机构多。很多时候,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们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间,这个片区是北京独立音乐和现场演出的心脏,吸引着全北京最负盛名的独立音乐人,以及最爱时髦和新鲜声音的年轻人。”有文章曾这样描写。

2022年12月18日,因为去过亮马桥悼念现场,记者杨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学时,林昀就和朋友开了一家小酒馆,叫“不二酒馆”。林昀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人。

一位常去酒馆的朋友记得,不二酒馆的风格很文艺,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风。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于那些商业化的酒吧,这里会做一些读诗、观影的活动,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记得,酒馆曾放映一部女性主义主题的电影《正发生》,让她印象深刻。

这位朋友是先认识杨柳的。杨柳做记者,文字很好,她们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动,后来见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顾,蓬蓬觉得自己最喜欢北京的理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压“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里的有趣空间。加上这三年严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间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觉得,北京还是有那种很丰富肌理的场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社群。

“我们之间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2023年1月,怀念着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这样说。

5“一群认同行动主义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后,阿田去搜索,才发现自己和登登在好几个共同的群里,大多是关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读人类学的博士。今年9月才离开北京。此次失去自由并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个晚上,我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他说。他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她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次被抓的朋友,她们有很多女性主义的意识,但其实她们关注的议题是不受限的。她们都是同情心、能动性很强的年轻人。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参与再说。”阿田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动主义者。

阿田回忆起最后一次和登登聊天。因为当天刚好参与了一个网络上的交流,议题是关于“躺平”的。阿田问登登:“是不是现在打算躺平?”她说目前还没有办法躺平。“我想,大部分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因素。”

登登是白银人。家境不错。她先是在福建师范大学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网课教师”。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经写过登登打工的经历。

研究生毕业后,登登先试在教培行业,后来因为“双减”,又去做直播卖教辅书。朋友们都很惊讶,登登那么爱读书的一个人,怎么会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乐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后回忆,登登说过,其实这也是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可以了解到很多家长到底怎么想的。登登兴趣十分广泛,她对戏剧非常感兴趣,所以决定申请奥斯陆大学的戏剧专业,去继续学习。

在阿田的眼中,自己的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里也都和体制、半体制有关。在她们这次出事后,联络家长很困难,父母们的态度多都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们和家人的沟通是不足的。”

阿田记得,2022年春节过后,他联络几位学社会科学的朋友,想去考察南方的一些有色金属的矿。四五个人一起去。他们选择了去湖南郴州的几个矿,曹芷馨也在其中,湖南是她的家乡。

“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较沉着。虽然毕业没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气地和受访者交流。”阿田回忆说。虽然此前大家并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块儿去。“我们都对不发达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在阿田看来,曹芷馨研究环境史,“她是真的关心环境”。他们曾一起聊过华南的这些有色金属矿和北方的煤矿有什么不一样。谈到北方的煤矿至少能给本地的农民带来利益,而南方这些有色金属矿都是国有矿,本地人并没有因此受益。

他们想研究那些不发达的地方,没有那么“南”的南方,结合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而在这种探访性的田野调查中,阿田发现,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谱”地去和人聊。“她完全是出于朴素的好奇,以及对社会的关心来做这一切。”

他们一起去了铀矿那边,找到一个寡妇村,这个村庄里,第一代“找矿队”的矿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们在得病之后,沦为最底层的城市平民。对这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愿意多管闲事,都不会去。但她就去了。”阿田说。

2020年,一直在上学的阿田“想和社会接触”,曾去一家新闻机构做了半年记者,还是秦梓奕牵线。

在阿田看来,中国有太多的问题,而自己的这些朋友,包括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们,都对这些问题有关怀。其中一些朋友,想结合短线的新闻来关注,通过去做报道。“她们都有有机的问题意识。”在他眼里,这些朋友是这么年轻,又如此热情,是认同“行动主义”的朋友。她们关心眼前具体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赋能的。

“基本上来说,她们都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和社会原本隔着一层的。”阿田说。他依照自己的经验,认为,对这些“好学生”,也会有一些让你和社会隔着一层的工具,例如做学术。但是,总有一种力量,可能对这些一直升学上来的生命状态产生冲击。例如一些公共空间,例如一些社会探访,以及参与一些志愿行为。阿田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养老院采访,做出第一手的稿子。

“当你一旦开始关注社会,会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文章等,发生一些链接。”事实上,在北京,有更多这样的聚会,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议题会引起她们的关注。这些议题就是比较广泛的“社会不公”。

阿田认为,对ta们这一代人来说,“八九”运动虽然震撼,但还不是最有肉身经验的不公。对今天的这群人来说,当ta们站出来,并不是意识形态先行,还是出于很朴素的正义感,大家也愿意去克服恐惧。“Ta们有能力去克服社会性的冷漠,而且不轻易屈服。但同时,大家也非常缺乏经验。”

“对她们来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个别人参加社会事务比较多,更多的人是一种亚文化的气质。”阿田说。但他也认为,“这一切并不矛盾。大量的年轻人,并不是高强度关注社会事件。具体做一些事情,也和机缘有关。”

“今天在中国,你无论做一些什么,都会受到打压。但是,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总会发生。你会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一片无情无义的土地?然后,你就会想着要去做点什么。”阿田说。

6“这些封控的日子,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来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们,曾经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别重逢。

年轻人相聚总是很开心,但大家总体的感觉还是“太压抑”。从2020年开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开始更为严厉。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个月,接着是上海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整个中国,封城已成为常规手段,全员核酸,以及动不动的全城“静态管理”。她们身处其中,每日都感受着荒谬。

“元婧说,曾经有一次,她在寒风中排队四个小时才等到做核酸,还飘着大雪。”蓬蓬说。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润”的话题,因为实在是太压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发了这么一条:“南磨房乡南新园小区,要求全小区所有住户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离多长时间,未告知是否入户消杀。自5月8日以来,所有住户严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户已久,每天配合上门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离恐会暴露在风险环境中。许多住户偏瘫、许多住户怀孕大月份、许多住户家有新生儿……现居民怨声载道,请有关部门重新考虑全小区集中隔离政策。”

这条微博,直观地描述了处于封控中的人们的生活常态。而小可后来才知道,此前,杨柳因为在微博上批评防疫政策,已经被网警找房东威胁。

在小可眼中,杨柳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记者,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欢写诗,也喜欢化美丽的妆。有时,男友林昀会把杨柳的诗谱成歌。在一个专辑中,有两首歌是专门写给杨柳。有一首叫《葬礼晚会》的歌,杨柳作词,翟登蕊唱的。“很好听”。

小可说,这帮朋友都很优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杨柳本科在华南师大学社工专业,后来申请到新加坡的教育学硕士,毕业后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稳定。但因为深爱写作,觉得没法离开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国,做了一名记者。她看书喜欢做摘抄,用钉子定下来,近些年,文字越来越好了。

疫情期间发生的荒谬而痛苦的事情,不断刺激着这些敏感的心灵。小艺(化名)记得,她们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创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纪90年代,Dailda来到中国。曾经经历过战乱的她,那时只有10多岁。如今,她目睹疫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封控,说,这些封锁,以及带来的恐惧悲伤,其实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小艺说,这让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处的这个环境中,她和她的同伴们,本质上和难民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经历的这一切封锁,其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想起李元婧,那个原本最没有“政治色彩”的女生。“她只是经济条件好一些,有时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来要去法国上学。她从小衣食无忧地长大,很胆小。11月28日第一次被带走,回来后曾说,只能吃馒头,脚都被冻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为自己办生日,给大家都发了信息的,但这个愿望永远错过去了。

还有曹芷馨,1月16日,因为被关押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录制的视频突然被传开。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觉得很恍惚,“没有勇气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带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赶飞机,当天暴雪,飞机延迟。结果等他下了飞机,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们。在那个夜晚去亮马桥时,她们只是怀着热爱,毫无戒备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关押的朋友们,有的见到了律师,有的还音信皆无。

“不二酒馆”重新开张了。但暂时不见了昔日的朋友,也不见了林昀和杨柳。不过酒馆里的“宝贝”,那个小小的黑板还在。

酒馆最早开在鼓楼,后来由于北京治理“开墙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据说,当年搬家的时候,为了把一块小黑板搬走,把原来的楼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录了几句诗:

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诗句出自北岛的《雨夜》,还是2014年酒馆开业那天写上去的。

(本文为《议报》转载。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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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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