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殍无数,令人垂泪!(示意图/网络图片)
南瓜山不是山,是个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部医院后面的一块荒坡上。当时沙坪劳改农场关押近一万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份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中,两年多的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现在也鲜为人知。好些将死未死的人都先送到这里来抢救。所谓抢救就是给点糠肤饼吃,不几天就死在医院。当时死的人太多,没说没有棺木,就连个独立的坟头也没有,是一个一个大坑埋的。听说一个坑多的时候埋到几人几十人,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土。后来不知谁在上面种上南瓜,南瓜竟然枝茂叶密,黄花一片,秋后收获的南瓜又大又肥又嫩又重,自此“南瓜山”扬名全场,成了沙坪一景。
重庆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现年75岁的蒋柏龄先生,当年就是在“南瓜山”掩埋饿鬼冻殍的埋尸人。四十多年后我们相逢言及此事,仍感沧凉心酸。说到当年他为何划为右派份子一事,他愤然道:“伟大深恩在劫难逃,鸣放骗术自当入罗。”
历史回到1957年,那个鸣放高潮的五月。重庆市公安局和全国一样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在众多的大字报里有一张题为《雪里送炭此地少,锦上添花我局多》,作者就是少年英俊笔头带刺的干警蒋伯龄。他主要对局里领导侵占大家福利行为表示不满,于是全局大哗响应者众,不少人签名支持,一致呼吁:“改组局福利委员会,清查帐目,纠正偏差。”局领导立即调动党团力量予反驳弹压,时为副局长、党委书记陈宗谱立即发表讲话宣称:“福利这事虽我们做得不对,但与右派借此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是两码事,必须组织反击,消除负面影响。”
事态与结果可想而知,一时反戈一击者,声明更正发言者比比皆是。他说,除我“罪有应得外”,确也连累了一些好同志,如老干部任书旺,旧社会讨口,参加革命流血负伤,也划为右派,家属不服,在市局张贴大字报讨取公道,结果任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我本人,其实无须再动用其它手段: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掐头去尾篡改原意,甚至无中生有编织材料,塑造什么“攻击肃反百分之百搞错了”什么“成为《重庆公安》编辑部右派主帅”云云……什么极右不极右?市局最大右派早就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于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苛政猛于虎,如果再加饥饿,就是两虎向你扑来,你能受得了吗?”
他说:不久即被武装押送发配至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从此便成为贱民,受尽磨难,尤其在那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所受的种种苦楚,真是世间少有,终身难忘。当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面临着的是一场大饥饿、大死亡。当时吃粮每人每月只有18斤定量(还是粗粮),除去炊事班、打柴组、运输组,干部小食堂和职工(即表现好解除劳教的就业员)伙食,都与我们拉开距离,剩下舀进饭碗的只是沉底的一层包谷沙沙而已,怎么能果腹?又如何劳作?长此下去恶性循环,又在源头上断了生机。庄稼从播种开始缩水,一直到薄收、绝收,自力更生成一句空话。
后因公安身份,承蒙照顾,分配至场部医院让继续搞广播宣传。由于病室紧张,只好和汤人絜(统计)、叶林(绘画)、程普(文娱)合住一小帐篷,恰逢叶兄妻子探亲,谈到外面也恼火,叶母在家蒸饭,按定量分别容器下粮,老人家也饿得从孙儿碗中克扣归已,亲情尚淡薄如斯,可想劳教队是什样了?
长期的亏欠,双脚滞重,下病区作例行广播越来越勉强,眼见床满为患,生死变化莫测,又往往人尸难辨(杂工组人少体弱搬运不及),呻吟之声,不绝于耳,更增悲凉。还得违心鞭挞违纪现象(主要反映吃欲难抑、私相交换),提醒病体消化不良,胀死人的事层出不穷,实乃走过场而已。偏偏这时又当上了“职工”,屈指劳教三年半,噩梦远未终结。
医院不比队上,病情高于身份,我接着也进了病室,医生护士多所体恤,但难以回天,接着腹水、腹泻、高烧、肝炎并发,挂危等死。偏神智清醒,隐约听得医护开会、批斗贪食应归我的一个煮鸡蛋的某护士,其实,那是我不想吃。危难之时,幸武汉的兄嫂给我及时雨,寄来一盒肝精针,干部唐医生笑对我说:“这才把你从阎王那里拽回来。”加之,邻铺的小劳教杨长生,因出去偷海椒被老乡打伤,形成巴骨流痰(即化脓性骨髓炎),经常赒济我的饭食,真是雪中送炭,可无力报答,终成憾事。病体恢复后,归队杂工组,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一天,院部向干事召见,忐忑间接受一项特殊任务,盖农场死人的讯息外传,作家刘盛亚去世后,其重庆的遗属意欲申请来场探视,由于死者太多,有的连个土堆都没有,拟予适当弥补,作一些掩盖伪造。这才令我去南瓜山相机行事,给阴阳两隔的诸多难友“立碑”,这碑充其量搬块稍大、成形的石头,用红漆写上死者的姓名。
说到这里,难友蒋柏龄已泪不成声,待揩干眼角的泪水后才继续往下讲:我走出院部办公室,立即前往南瓜山,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绿色海洋”,遍地瓜蔓茂盛,朵朵黄花吐艳,隐约南瓜无数,在入口处有些高矮不一,但尚能见堆的土丘,实难称作坟场。深知任务艰钜,这南瓜山“临时户籍”可不好当啊!
旋即与杂工组负责掩埋尸体的刘职工联系,他东找西找,终于凑齐资料,看来这些资料起先还正规,有序地画上长方形的格子,格内填写姓名:慢慢地以不是一格一人,而成一格数人,紧接着格也省略了,只是一串人名挤在一块。
刘职工喃喃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人越来越多,加之杂工组成员体质下降,已不可能一人一只棺木(尽管由几块木板镶嵌而成),一人一个坟头,忙起来数人一堆,甚至连棺都免了,力争有土掩盖便行。情况如此,实话实说嘛!”
我接过本子和一些散页,“按图索骥”干了起来。南瓜山盛产南瓜,其实并不玄妙,亦非耕耘得法,而是死尸多掩土薄,遵循物质不灭定律,这些死劳教、死职工又一次对同学们尽责作奉献。怪不得医院的伙食比队上丰盛些,但有此经历,我却产生排斥南瓜心理,尤其是南瓜山上的南瓜难以咽下。
我提着一筒红油漆,拿着“花名册”,尽全力对号入座准确定位,含泪书写众多死难者的姓名。虽毛笔字缺乏功底,确实用足了心,鼓足了劲,做到一笔不苟。砌筑坟堆实不可能,搬一成形的石块,权作“坐标”吧!当时,也尽量在死人堆里觅熟人,发现我的好同乡、同学、同事刘祝焕在南瓜山。记得我已成为右派后,要去成都省委鸣冤告状前,匆匆会晤,他才新婚,谈到命运处境早有打算。当时组织正追查他,动员对我反戈一击立功补过。我当即表态,反正事已至此,出于自保尽可检举,十条罪状与八条罪状无所谓。殊料他抛出一句沉甸甸的话:做人岂容卖良心!
虽然彼此之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结串连,但连我用“齐天”做笔名,以齐天大圣自诩是明显的,他都不面对,以“我又不是蒋柏龄肚中的蛔虫,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搪塞。刘祝焕成为右派虽属定数,却不该放弃利用我而争取不劳教的良机。为此我很感激也很遗憾,最终以支援500元为他的妻子周光秀集资,在机织毛衣社觅得餬口之处相报:这500元是我带去劳教的800元中的大头,知者均赞我高义。
我坐在刘祝焕坟头,为使其归宿地有所规范,我全力作些归拦,勉强像一座小坟,回首历历往事,不禁潸然泪下。据说他亦死于不克制,将周光秀寄去的吃食一顿囫囵下肚,不幸由“饿痨”转化“胀鬼”。类似他这样死去的人也为数不少,他该不该这样死去,谁对他的死负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他说:大量的饿死,个别的另有死因,但本质不变——阳间糊涂人,阴间屈死鬼。我的另一位同事,公安校教员,河南籍傅景德,原仅仅相识,共同的命运促使交往,其长清秀为人爽直,因反右劳教思想不通,最后竟颠颠倒倒。和我同在大堡一中队时,经我努力把他塞进大厨房,但为时不久。调队前,主动拿来几件稍好的衣物,硬抵借我一些钱:虽力拒因他坚持不拉来生帐……后不知怎么搞的,成为反改造典型。据目击者当时的劳教张培厚告:傅已带镣反省,一日有雾还让他们出工,不知为何,傅独越过警戒往前蹒跚走去,神经不作主,未听警卫与带队干部招呼止步。警卫朝天鸣枪仍不停下,请示李主任(李曾是大堡作业区主任,后降为一般职务)如何处置,答曰:“命中。”立即一声枪鸣,尸横地头,未卜身葬何方。虽后追查发令“命中”不妥,可以去把人拖回来嘛。而该李主任又降作事务长了事,这草菅人命的源头,亦足以反思。傅的横死,有无结论,通知亲属与否,均系未知数。
他说,他手里攥着几大本名单,粗略数了下有两三千人。啊,南瓜山呀南瓜山,竟有这么多人成堆成坑的埋在这里,谁不是娘生爹养的血肉之躯,就为几句话一行字沦为政治贱民,惨遭如此杀害。鸣呼!南瓜山下右友魂,尽是春归梦里人;谁说天涯有芳草?几多野鬼斥秦赢。
2007年初稿、2014年5月修改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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