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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有个怪现象曰"逆淘汰"。即作风正派的被搞邪门歪道的淘汰;心地善良的被手毒心狠的淘汰;踏实工作的被弄虚作假的淘汰;有真才实学的被不学无术的淘汰......一句话,优秀的被劣等的淘汰。下面这个真实故事中的主人翁,便是如此。
此人和中共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姓同名一字不差,命运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这位李鹏先生也是四川人,生于1899年,幼年时原名李奇柱,祖藉四川省自贡市观音滩一农家。还在李鹏很小的时候全家就迁往四川荣县,李年幼时随父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到14岁时才到当地的私塾去读了一年多的书。
1920年也就是李鹏21岁的时候,他受到当时社会上关于"消灭帝制,维护共和"的思潮影响,欲从戎报国,于是报名参加当时四川靖国军第六路军(后改为川军第一军第六师),并在该军的"军官养成所"毕业成为一名少尉军官,从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0 年31岁的李鹏已担任了当时国军第24军的一个卫生连的连长,驻扎在成都少城公园内。这时一个叫侯伯英的人通过一些社交活动和他逐渐变成了好朋友。并不断向他宣传灌输一些共产党的革命理论。随着他们之间交情日深,侯伯英终于在1933年把李鹏介绍加入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内,并且交给李鹏一个随时等待时机在军队内进行"策反"的任务。这时的李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思想感情上已完全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大干一场。
1934 年李鹏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四川剑阁县高石坎担任江防任务。与长征中路经四川的红军隔江相望。中共四川地下党军委便指示他进行策反暴动。1935年1月,李鹏率兵90多人在旺苍县金口发动兵变,经过激战,李最后带领50余人投入到红四方面军,李被任命为二六八团的副团长。
一个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在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自然是劳苦功高的"长征老干部"了。但由于他文化水平不高,再加生性耿直,又不长于吹牛拍马之术,所以仕途升迁并不顺畅,到 1953年也才是个地、专级领导干部。他当时担任四川宜宾地区专员公署的专员兼财委主任,党内职务是中共宜宾地委的常委。当时宜宾系一专区,专区地委书记叫刘结挺,其妻张西挺(原名简玉霞)被任命为宜宾市(今翠屏区)市委第一书记,夫妻二人独揽了全专区的党政领导大权,宜宾专区成了他们名符其实的"夫妻店 "。刘,张二人都是河南人,在抗日战争后期才加入中共的。按中共官场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刘,张属于"解放牌式干部",即在三年国、共内战前后参加工作的干部,比之李鹏"长征式"资格要差一大截。
但刘、张二人官运亨通,在行政和党内职务上,又居于李之上。所以李鹏对刘,张二人心里肯定是不大服气的。而刘,张二人作风霸道,专横跋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在全四川是出了名的。因此李鹏调来宜宾专区不久,就与刘,张二人屡屡意见不合,摩擦不断。特别是张西挺是个心胸狭窄、又极爱贪小便宜的人。例如她不止一次叫宜宾市翠屏公园为其私人代养鸡,羊子供她杀来食用;多要粮票,布票,去医院用公费滥开补药之类。当然,这些东西如与今日官场腐败相比根本不足挂齿,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物质十分匮乏,禁欲主义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张西挺的上述行为不免使不少人为之侧目而视,只是碍于刘结挺之面不敢多说。李鹏则自恃自己资格老,经常人前人后冷嘲热讽,更有讨好卖乖的便把话传到刘结挺耳中。刘更视李鹏为"麻烦制造者"了。
而这位刘结挺书记大人,虽然在宜宾堪称能呼风唤雨,在人前威风八面,但在家里是个人尽皆知的"棉花耳朵"(四川方言:怕老婆之意)。因为据其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刘结挺不但比其妻张西挺大十几岁,而且五十年代中期便患上了今天医学术语称为的"性无能症"。当时美国人还没有发明 "伟哥",所以张西挺虽然到处遍求名医,用尽了参茸胶桂,海狗虎鞭种种补药也很难满足张西挺在"房中"的需求。使张女士常独守空房,寂寞难耐。刘书记在张的面前就更加矮了一头。
1956年组织上把一个叫胡少清的青年安排给张西挺作通讯员。这位小胡文化不高只是个初中生,却生得一表人才,俨然一个小帅哥。通讯员就是给领导作日常生活琐事,常周旋于张西挺身边。日子稍长,张书记便对小胡渐生好感,借机与小胡零距离接触,甚至耳鬓斯磨。小胡天真无邪并不在意,却不知张书记已对他产生了"暗恋"情结。半天不见小胡便心中若有所失。有时甚至听到别人的脚步声或笑声也疑为是小胡,真有些"覆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情思了。
1956年有天晚上,张书记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趁刘结挺在办公室值班不在家,叫小胡给她提洗脚水到房里来。这本是小胡份内的工作,自然遵命而至。谁知进了屋抬头一望,才见自己的"首长"已是个"三点式"的半裸体美人了。吓得小胡放下水就往外跑。谁知张书记早有准备,上前一把将小胡抱着,我还有话要问你咧"。小胡吓得浑身发抖,说话都不成句了"首......首......首长,有......话明......明天说嘛......"。
我們的张书记在小胡的耳边轻轻说道"你人年轻又是团员,要好好靠近组织,争取入党才有前途嘛"!小胡当然也想入党,也想靠近组织,但小胡虽文化不高心里也明白,张书记"温柔乡"的"组织"要去"靠近"恐怕很危险。特别是此事万一刘结挺知道,恐怕脑袋也要遭"折迁"。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于是拼命挣扎。张书记权力虽大,体力毕竟不是小胡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张书记已是气喘吁吁。
张书记这一怒非同小可,立那打电话给刘结挺连哭带骂地说"你不在家,小胡这个狗日的坏蛋来调戏我"!刘一听肺都要气炸了,跑回家拿起手枪就要去把小胡"毙"了。张西挺毕竟做贼心虚,怕把事闹大了下不了台,连忙拉住刘说"要不得,你把事闹大了,我的脸面往哪放"?刘说"那你说如何办,老子咽得下这口气吗"?张西挺想了想说"送他去雷马屏农场劳教,把他关死在那个深山老林里"。刘说"定个什么罪"?张说"你不用管,老娘想给他定个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哪怕他变成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真是快人快语,也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写照。
果然,第二天两个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公安人员给小胡戴上手铐,以"流氓坏分子"的罪名便把小胡押送往雷马屏农场。多么威严的法律啊!
由於此事太突然了,小胡头天都在上班,大家都觉得小胡这孩子挺老实可爱的,又没有打架,惹事,怎么第二天就成流氓坏分子了?而五十年代的机关大院宿舍,不象今天政府官员们住的豪华型电梯公寓,隔音性能极佳,防盗铁门一关风都进不去。那时的房子是所谓"墙有缝,壁有耳",声音大一点,左邻右舍便能听着一些。所以不久,张书记的绯闻便不胫而走。也必然传进专员李鹏的耳中。李鹏本来就是个直性子"大喉咙",平时就看着刘张俩口子不顺眼,一听这事气不打一处来,便破口骂道"你俩口子不要把共产党员的德都丧完了"。并到处帮她作"义务宣传"。
那天李鹏又当着几个人在那里不点名的泠嘲热讽。这事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敢去接话茬。在场有位张品仲先生,为人正直,又很有知识,工作认真负责。只因为出身所谓"剥削阶级家庭",一向小心谨慎,更不敢答话,只是笑了一下。
谁知李鹏身边随时都有张西挺安排的耳目跟踪,事后便去向张书记汇报李鹏当天的"反动言论",张西挺问有哪些人在场?"耳目"一一奉告后又加了一句"当时张品仲还在笑"。张西挺便立刻把这位张先生的名字也记了下来。
不过此时由于小胡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张西挺觉得暂时需要韬光隐晦,而李鹏不仅资格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刘张夫妻清白过硬得多。他经常身穿布衣,头戴草帽,足蹬草鞋便步行下乡镇,到县里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一时深受群众和一般干部的好评,称李为"草鞋专员"。所以刘,张虽对李鹏极为不满,也拿他无可奈何。
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张抓住李鹏平日在党内过"组织生活"和其他会议上,对刘结挺和张西挺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再加上截头去尾,断章取义后,这些话就变成了"反党"的言论。因为"反右"的逻辑就是,一个单位党的领导人就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你给刘,张提意见,你就是对党不满,你就是向党进攻,就是反党。
全中国的"右派份子",都是按这个公式定下来的,你李专员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刘,张"夫妻店"的一手遮天下,宜宾地区"反右"是搞得最左的地区之一。张西挺甚至可以不经任何会议讨论和组织的决定,他私人一个便条便把人送去了劳改农场,其骇人听闻竟至于此!所以李鹏就这样被刘、张轻而易举地打入了"右"册。
李鹏被打成"右派"后,下仅专员被撤职,遭到开除党藉,更于 1959年将李鹏下放到宜宾五粮液酒厂粮仓库当保管,并交所谓"群众管制",监督劳动。紧接着"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饿也降临了。这时李鹏已是年过花甲之人,而且多年军旅生活,一身伤病,身体状况极差。
刘结挺,张西挺趁势更对李下毒手,部份控制和切断了李鹏应享有的医疗费用,宜宾哪家医院敢不听刘,张的指示?致使李鹏有病得不到医治,再加年老体衰,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挨饿,作为一个被管制的"右派份子"李鹏自然更无法幸免。但他作为一个五粮液酒厂粮食仓库的保管,应是一个躲避饥饿的有利条件。
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都说"炊事员,保管员,饿死了都还有三百斤",意即这种职业不会挨饿。但李鹏生性耿直,虽然文化不高,却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因此宁肯挨饿,守着粮仓也不去干鼠窃狗盗之事。因而终于在政治迫害,疾病,饥饿的多重压迫下,于1961年4月死于五粮液酒厂。
张西挺在取得对李鹏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得意之余忽然想起了,当年还曾"笑过一下"的张先生,于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通过,任何组织决定,一张便条盖个章于1958年,以"漏网右派"的罪名,便把张先生送去了雷马屏劳改农场。这个比王熙凤还手毒心狠的张西挺一旦得势真可谓睚眥必报,笑一下也饶不了你!
文革中的刘、张夫妻店更是红得发紫,在中共"九大"上,刘、张二人分别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員与中央委員。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干部"。江青还公开说"四川有个造反女将张西挺,很好"!直到老毛死亡,四人帮垮后,在新一轮的阶级斗争中,刘、张终于成了阶下囚。
这时张先生来请求落实右派改正的有关政策。可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的人一查,当年根本就没有,定张先生为右派的材料。这一下麻烦大了,张成了冒牌的"假右派"了。好在这是全市的首脑机关,当年知情的人大半都还在职。但"落办"的人说 "事情虽是真实的,但总得有个文字根据呀,不然这个右派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于是"落办"有个很"聪明"的官员便对张先生说"你先来打个申请,我批准,定你为右派,然后马上再出个文件予以改正,这就落实政策了嘛".张先生一听,差一点晕了过去,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还要申请当二回右派,我是吃多了,还是脑子进了水"?引得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先由办公室出个文件定张先生为右派,鲜红大印的印油还未干,打字机又立即启动,改正张同志的右派问题,予以落实政策。前后最多一个小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老张只当了一个小时的右派,没吃到什么苦"。实际上人家挨整了二十多年。------这堪称世界顶尖水平的黑色幽默吧!
象李鹏,张先生这样为人正直,洁身自爱的中共官员,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少有而难得的。但在一个缺乏民主、人权和法制的社会里,官场中往往又盛行的是逆向淘汰,刘张等人的飞扬跋扈,飞黄腾达,是最典型的事例。而不与之同流合污者反被视力异端,被孤立,被排挤,最后反而劣胜而优汰。"反右"是这样,"文革"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又好了多少?李昌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作为一个乡镇领导干部,被农村的穷困所震惊,直接上书朱镕基说"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就是"三农"问题的最先由来。这样一位有良知的优秀干部,却为官场所不容,最后自己被迫辞去职务,只身南下打工。而李鹏那个年代,就更加残酷,他连打工,自谋生路也不可得,只有在饥饿和疾病折磨下倒毙在粮仓旁边而成为饿殍。
李鹏的死,再次证明了"反右"运动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荒谬与残酷。再次证明了,没有人权,就会挨饿,甚至被饿死!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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