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份有关河南艾滋病疫情的报告曾被辗转送交中国高层领导，但疫情并没有迅速公开，而是又滞后了若干年，无数的人已经痛苦地死去。这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黑暗时代？这里掩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内幕？
在河南这场堪称世纪浩劫的血祸中，让人心寒齿冷的不是艾滋病魔，而是贪图金钱和权位的心魔，其背后反映的权力腐化、制度退化的结构性问题值得当今中国执政者深思。亚洲周刊深入河南调查后发现，一九九五年河南基层医生王淑平就已经发现艾滋病疫情并上报，但直到二零零一年中国官方才正式承认中国河南因为卖血而导致艾滋病流行，这期间肇事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欺上瞒下，主政领导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却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艾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罪魁祸首。
艾滋祸首未受丝毫惩罚
这场旷古巨灾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河南省政府推动的「血浆经济」成为河南艾滋病流行的滥觞。而其中，被河南人称为「艾滋厅长」的刘全喜罪不可赦。这位中共干部使河南省成为全国的艾滋病增长最快的大省，河南农民成群成村的成为艾滋病人，留下大量艾滋孤儿。零二年刘全喜还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后又继续担任省人大代表，主管教科文卫工作，没有受到丝毫惩罚。
据后来从河南省卫生部门透露出来的材料，河南省原卫生厅长刘全喜应对全省大办血站搞血浆经济负有直接责任，他在一九九二年出任厅长后，就更换了河南省生物制品所的负责人，并和新任所长邢某赴美国考察，商洽出口血浆给美国的生物制品公司。随后，河南省卫生厅下属的「开发办」、「发展中心」、「中心血站」、「万达公司」等机构成立，负责全省各血站的审批、血浆统销。此后，「救死扶伤，卖血光荣」的口号随处可见，连「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口号也在河南睢县电视台作为广告播出。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河南上百万农民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连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把白发染黑冒充年轻人卖血。
刘全喜曾在卫生厅内部说，他估计全省七千多万农民中，有百分之一到三的人愿意每年卖血浆一到二次，一年就是上亿元的效益。很快全省各地挂靠在各机构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数百家血站成立，政协、人大、军队、党委等也都纷纷开办血站敛财。刘的多位亲属也直接经营血站，在漯河、西平、上蔡等县市采集血浆……一时间河南成立了二百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据统计，这段时间河南全省共有一百四十万人卖过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就可以获得五十元人民币（当时约值六美元）。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通过离心机分离血浆后，血球处理成为难题。据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的调查说：血站「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即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五元钱。」血站欺骗卖血者说，回输血球可控制贫血，加快恢复造血，因此农民为增加卖血次数，几乎都同意回输。于是同血型卖血者只要有一人带有病毒，其它人几乎难避免不感染。就是在这种回输下，艾滋病毒从一到二快速地复制传播……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河南官方公布的两三万人几乎让所有关注河南艾滋疫情的人士不相信，据有「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河南医生高耀洁说，河南有五十三个县曾经卖过血，如以每个县平均二万感染者计算，就是一百零六万。而法国《解放报》零二年报道，据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者人数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万。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使美国的艾滋病人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七，但这一疗法费用昂贵，每人每年最少要五百至三千四百美元，以河南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这样治疗，因此医疗界估计，河南自一九九五年发现首例病例以来，死亡人数应以数万计。
在河南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王淑平一九九五年发现艾滋疫情在河南出现，并率先向河南卫生厅、国家卫生部报告，但她本人一直被河南当局打压，直至出走美国。不过，王淑平递交卫生部的报告终结了大多数血站的生意。一九九六年三月，从北京刮向河南的整肃风暴很快波及全省，武警和军方配合地方公安，关闭了绝大多数血站，但是，刘家血站和卫生系统下属的血站却因提前得到消息洗手不干，并没有成为整肃对象。
王淑平的报告在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人口密集的河南乡下突然发现高感染率的艾滋病发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亲自过问，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此事，但后来为何又不了了之，至今仍有很多不解之谜。据陈身边的人透露，陈敏章为此事郁闷成了心结，直至离世。
那份报告究竟被谁压了下来，多年来，王淑平在追问着答案，很多人在悄悄调查这件事情。是谁，作出决策推迟多年向民众公开疫情，而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
向中央压缩疫情数字
回顾北京派往河南调查艾滋病疫情的过程，或许能告诉民众点什么。陈敏章派出的是以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牵头的调查组，他从甘肃卫生厅长任上调任卫生部，但却是河南开封人，刘全喜透过王给中央递话压缩了河南的疫情。
刘全喜得以捂住盖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河南省先后两位组织部长的相助，一位是陈全国（现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位是黄晴宜（现全国妇联副主席），陈是黄的后任，黄是在李长春主政河南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后随着李的升迁，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在关键时刻电令河南当局，力保刘全喜，责令媒体不得报道。
黄敢于出面干涉此事，是因为李长春主政河南时犯下的人祸。李从一九九一年任河南省代省长始，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主政河南至一九九八年，在河南积累下深厚人脉。在李任期内的错误，他不可能让刘全喜一人承担。据透露，刘全喜在二零零三年上面查得紧时，曾求情至李长春夫人处。一九九二年前后，河南卫生系统在全省印发红头文件掀起「血浆经济」风潮，李长春不可能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后来的官运亨通。
李的同事和后任却没那么幸运了，马忠臣在李后接任河南省委书记，后调京任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明升暗降。陈奎元在河南艾滋病疫情公开化的二零零零年任河南省委书记，两年多后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位置。陈曾想解决艾滋病问题，追究卫生厅长刘全喜的罪责，但无奈护刘的人比他的位置要高，刘全喜得到的「处分」只是到河南人大任一个委员会副主任，由他一手提拔的同乡刘学周则任卫生厅副厅长。
河南省卫生系统至今未能走出漯河刘姓人氏的控制，又得到了中央当红的李长春荫庇，艾滋铁幕仍然无法全部揭开，大陆民间多年来提及的对河南艾滋病问题的官员问责，迟迟不能进行。
在巨大的铁幕下，河南艾滋疫情一直难以揭开，直到多年后，李长春已离开河南调任他处后，在官方层面还是被视作机密。
二零零二年九月初，新华社向海内外发了一则消息：万延海由于通过网络向外界散布河南省的一份关于艾滋病情况的汇报材料，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拘捕了。
万延海，中国著名的艾滋病和同性恋运动人士，一直倡导一个网络项目「爱知行动」，是中国早期的民间艾滋病运动组织之一。导致万延海被拘捕的材料，后来的情况显示是从河南省卫生厅内部传出来的。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因为涉嫌通过网络向外界透露一份标有「秘密」字样的文件，被河南警方逮捕。那份文件显示的是二零零二年七月之前的河南艾滋病的情况。
马士文，原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涉嫌泄露的文件正是万延海传播的那份。早在马士文被捕前，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他已经因那份「泄密」文件被河南警方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在马士文被捕后，他的一位同事曾透露说：「他承认做了一些错事，或者有些问题。」万延海在被关押了二十七天之后，因美国和加拿大国家领导人、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的过问下，中国当局被迫释放了他。万在后来透露说：「马士文泄密的文件就是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寄给爱知行动小组的匿名邮件。」
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份邮件从哪里来，就习惯性打开了，发现文件价值很大，就随手发到了另外几个邮件组里。「那份文件显示，河南艾滋病正在蔓延，扩大。」万延海说，他正因为这份文件被拘捕，是谁给他发的邮件，他并不知道，更不会联想到是来自河南省卫生厅内部。
万延海曾经在北京见到过三位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二零零一年秋天，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卫生防疫站长王哲，还有马士文，在北京曾与万延海会晤过一次。
那份「泄密」文件是马士文负责起草的，是向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做的专题汇报。前后有六至八人知道文件的内容。究竟是如何从河南省卫生厅的计算机里传播了出去，至今仍然是个谜。
「我省从一九九五年三月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至今年（二零零二）六月底，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千九百二十八例，其中发病三百三十五例，死亡二百三十八例。专家估计我省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在三万左右。」
这份机密文件透露的信息显示，官方是很早就知道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印证了王淑平个人向卫生部做的报告。文件还透露了最早被媒体公开的上蔡县疫情情况：上蔡县政府上报有偿献血员是三点五万人，估计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是七千到一万人。马士文在被调查了半年后获释，后任河南人民医院总院长。
中国诗人北岛的诗《回答》这样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正是河南艾滋官场的写照——应该负责的河南官员没有一个因艾滋疫情下台、被起诉，相反是高官做到底如刘全喜、刘学周等，甚至是一路升官发财如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而奋起抗击艾滋病疫情的医生王淑平、高耀洁、记者张继承等则被打压整肃——这种「反淘汰」机制虽不是河南官场所独有，但是给河南的伤害却是历史少有，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河南的艾滋病魔与官场心魔相生相伴，共同成长，艾滋病魔越流行，河南主政者心魔就越发丧心病狂，不但打压王淑平、软禁高耀洁，更冒天下之大不韪侵吞国内外给艾滋病受害者的捐赠财物。他们试图捂住天下人的嘴巴和耳朵，但是却捂不住艾滋病魔的肆虐，也就在这被强力捂住的四到五年，正是艾滋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也是开始从卖血者身上向其它人群扩散时期。
河南艾滋疫情的这种独特处理，彰显河南主事官员不但价值判断缺失，道德良心丧尽，而且把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给彻底颠覆。在中共十七大的人事部署和路线制定中，胡锦涛、温家宝要对付的显然不只是艾滋病魔在中国的肆虐，更紧要的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中越来越无法无天的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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