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从几个层面介绍了中国控制新闻媒体的方法，他说，一种方式是将外国记者与中国隔绝开来。他在《讨伐中宣部》一文发表以后，就被北大校方警告不准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另一方法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控制。中国各大报纸的主编社长都是由中宣部亲自任命，这些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所以他们的行为首先是一个官员的表现，而不可能是一个自由媒体人的表现。这种人事控制造成中国的各大报纸都很听话，中央不让报甚么就不敢报甚么。
在中国，新闻稿件的审查也是层层控制，从编辑到部门负责人到主编层层审核。焦国标表示像《纽约时报》，就他的了解该报国际版的编辑便是新闻稿件的终审人。他说稿件的重重审核是为了确保文章不犯政治错误，但让文章的新闻价值越来越少。
焦国标还表示，中宣部还通过吹风会，让中国报纸了解甚么能报，甚么不能报，不能使用那些关键词，例如“媒体是共器”，“公共知识份子”，“法轮功”，“民主，人权”等。对于互联网也采取封锁，过滤关键字阻止电子邮件的发送。他说他在国内能看到的网站也就是几个官方网站。对网络的封锁让他不愿利用互联网了解更多信息，也无心尝试无界，动态网等网络突破技术。
中国的新闻封锁还体现在海关监控海外邮件，对海外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信号干扰。他说当初北大新闻学院成立时，几位台湾资深的报人寄给他们一些资料作为祝贺，不过这些邮件在海关被扣，一年多后才收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学院一位教授提问说，据他了解中国的新闻自由似乎改善，尤其萨斯期间，北大，清华的学生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为甚么和他的介绍不同呢？
焦国标说萨斯期间新闻的相对自由也就不过20天至多一个月，之后就恢复了常态。
另一位教授说，在座的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故事就是一个变化的中国的故事，可是你告诉我们的关于中国故事是（中国的新闻自由）没有变化，还和过去一样。是不是西方高估了中国的变化。也有人认为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带动下，中国新闻自由度在不断扩大。
焦国标认为，执政党说提高执政能力，实际上核心就是怎么样加强控制的有效性。说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改来改去，实际上它的逻辑是怎样将它的新闻控制得像25年前一样紧。这个思路和全球化和商业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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