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食推步之術與「災異天譴」之說(圖)

作者:阿東哥編輯整理 發表:2024-06-1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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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食從「災異」變成了「自然常規」,它還是上天的譴責嗎?(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日食是很罕見的天象,尤以日全食和日環食發生的機率很低,如果要在同一地點看到日全食的話,大約要再過三百多年才行。古人在未識得天體運行規律之前,認為日食是上天對人間的譴責,後來經過漫長的天象觀察與驗證,逐漸曉得日食也是一種自然規律;儘管如此,古人也沒有拋棄「天人感應」觀,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

日食「「災異之大者」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記錄是發生在夏朝仲康年間(前22世紀),《左傳‧昭公十七年》、《尚書‧胤征》與《史記‧夏本紀》都記載了這件事情。《尚書‧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季秋九月朔日,發生日食,樂官擊鼓討伐,農夫奔馳備禮拜天,眾人紛紛疾走相告,都為援救太陽而出力。羲、和二氏職掌曆法,負責觀察日月星辰變化,竟然耽溺酒樂,怠忽職守,而不知發生日食,依照先王政典之規定,應當誅殺不可赦免。當時的情況是很混亂的,古人可能認為有某種動物要吃掉太陽了,導致白天變成黑夜,由於情景太過於詭異、震撼,故視日食為不祥的天兆。

到了周代,有關西周的日食紀事可見於《詩經》,如〈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意思是說十月初一辛卯日發生日食,實在很醜惡。日月顯示凶兆,它們的運行之所以違背常規,是因為四方諸侯無善政,不用忠良的關係。《詩》中說的四方諸侯無善政,實際上是指周幽王寵豔妻,用小人,因而遭致日食天變以及天災人禍。可見得在周人眼中,日食的發生與亂政和人事不善有很大的關係。

日食是「災」「異」之大者,在古代天象觀測上占有特殊地位,記錄也最為完備。《春秋》魯國歷史記載三十六次日食,以現代天文學的推算,其中三十三次是正確的,而《左傳》中對日食的天文占驗,無疑是「天人感應」之例證。

昭公七年《傳》載,夏四月甲辰朔發生日食,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誰將應驗日食的凶兆?士文伯答:「魯、衛兩國將受到災禍;衛大,魯小。」又答:「日食逐漸離開衛國的分野(豕韋)而去魯國的分野(降婁),所以災難發生在衛國,魯國則受到餘禍。大難會落在衛國國君身上,魯國則落在上卿身上。」後來衛襄公和魯臣季武子相繼逝世了。晉侯問:「《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士文伯說:「太陽虧損,多麼不吉祥,是因為國無善政,不用善人,因而遭受日月之災,故政事不可不慎。致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一是用人,二是利民,三是順從時令。」

當日食變成有規律的自然現象

中國天文觀測日食的起源甚早,古人通過漫長、連續的觀察與記錄,漸漸歸納出天體運行的規律,然後再經過更多時間的驗證與修正,到了東漢末年,大致已有預報日食的能力;到了隋唐以後,基本可以準確的預報了。這裡就突顯一個重大問題,當日食從「災異」變成了「自然常規」,它還是上天的譴責嗎?

東漢末年,獻帝初平四年(193年),據袁宏《後漢紀》載:「正月甲寅朔會發生日食,未補八刻已過,太史令王立奏曰:『沒有發生天變』,朝中大臣皆相慶賀;不料日食卻在未晡一刻發生。」比預報的時間稍晚一些。這段記載說明東漢末年,掌管天文曆法的太史已經開始推算和預報日食了,只是還不大準確就是了。不過後來經由東漢劉洪、曹魏楊偉、後秦姜岌、南朝宋的何承天等人的不斷探索,其中又以北齊張子信的三大天文學發現,讓日食推步有了劃時代的突破,到了唐代,中國古代的日食推步技術已經達到了頂點。

日食推步水準的提高,對先秦以來傳統的災祥觀念造成很大的衝擊,當一些經學家意識到日食也是一種有規律的自然現象後,我們就看到自稱「左傳癖」的西晉杜預,在其著作《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經二十五年條下注云:「日食,曆之常也。」也在《春秋左傳正義》中看到唐朝經學家孔穎達對〈昭公七年〉士文伯所言:「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譴)於日月之災。」注疏反駁道:「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這是說日食是自然常理,「可推而知」,與教不修、政不善無有關係。話雖如此,孔穎達也沒有排斥災異天譴之說,他認為人君者位貴居尊,若其權力、慾望不受約束,將會壞亂天下,因此還需要藉助天變來「警悟人主」。

天道有規律但也有變數

太陽、月球的天體運動,以及地球的自轉,雖然大致有穩定的速度與規律,但還是有微小的變化存在,這對曆法家而言是很複雜的問題,再加上觀測技術和數學水平的侷限,要說「日食,曆之常也」,是說大話了。唐代的日食推步可以推知合朔時刻(日月交會),但能不能「看見」日食,也不是每每都準(月亮視差效應的關係),所以唐玄宗開元年間,當太史按照唐初李淳風制訂的《麟德曆》預報日食頻頻失誤之後,信心滿滿的曆法家們就像被澆了一桶冷水,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反省天道之中天體「變」與「常」的關係。

因為《麟德曆》誤差漸大,經宰相張說推薦,唐玄宗於開元九年(721年)下詔一行高僧制訂新曆,其成果就是著名的《大衍曆》。《大衍曆》運用的日食理論,在中國傳統天文學之日食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一行在反覆推求歷代天文觀測記錄後,對於天道,他是這麼說的,「其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他認為「常」與「變」同時存在於天道之中,反覆且規律的天體運動視為「常」,可以用來制訂曆法,而超出常數的不均勻天體運動則視為「變」,可以用「占」來補充說明;將「常」與「變」兩者相互配合,即能掌握天道。

對於天道中無法掌握的變數,一行認為可以藉由「德教」來加以規正,比如說開元十二、十三年連續兩年發生「應食不食」的預報失誤,其中以十三年的情況較為特殊;那年唐玄宗剛剛結束在泰山的封禪,君臣尚在西返的途中,他們根據日食預報做了「徹饍,不舉樂,不蓋,素服」等救日禮儀,結果日食沒有發生。一行歸因於玄宗仁德動天,導致天象改變,避免了本應發生的日食。

根據現代天文學的回推,開元十二、十三年的兩次日食預報是沒有錯的,然而在可見區域與食分的限制下,兩次日食在中國幾乎觀測不到,這是很小的計算誤差而造成的失準,足以見識到一行歷術之精密程度。古代歷算家普遍認為「效曆之要,要在日食」,也就是說曆法好不好,就看它預報日食準不準;然而古時再好的曆法也無法揭示一切天象變化,即便是到了今日,浩瀚的宇宙對人類而言也仍然是個謎。

一行在〈略例〉中說道:「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如果日食完全沒有規律,則無可驗證曆法之好壞;反之若日食皆有規律可循,則無法得知上天對人事善惡的態度了。就這樣「天行有常」與「天人感應」在矛盾中共存,等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科學理論傳入中國、等到了中共興起,傳統的天人感應之說便從此衰微。(參閱陳侃理〈天行有常與休咎之變──中國古代關於日食災異的學術、禮儀與制度〉)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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