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胡耀邦(中)、胡克實、王偉被批鬥。(網絡圖片)
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在文革期間曾經多次被揪鬥,慘遭毒打,後被定為「三反分子」,強制下放進行重體力勞動「改造」。一直到晚年,胡耀邦對中共的「揭發批判」仍然心存餘悸和恐懼。
多次被揪鬥 慘遭紅衛兵毒打
大陸作家葉永烈2001年對胡克實的採訪和其他知情者的撰文,使得人們瞭解到胡耀邦在文革期間的悲慘經歷。
1964年底,胡耀邦奉調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這時他雖然仍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但是團中央日常工作則由常務書記胡克實主持。
胡克實說,在1966年,「文革」剛剛開始,是「暗箱操作」,北京處於非常混亂之中。12月,北京一所中學的紅衛兵發生武鬥,打死一名教師。「中央文革小組」藉機說是受工作組「挑唆」,而這所中學的工作組是由團中央派出的。極左思想的紅衛兵包圍了團中央大樓,高呼打倒「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的口號,要求揪鬥「三胡」。
胡克實說,他被拉出去鬥了幾次,多次挨打。後來,連胡耀邦也被拉出去鬥。胡耀邦被打得很厲害。有的紅衛兵用皮帶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滾!
胡克實目擊了這一切,非常感嘆地說:「那時候,打手們完全沒有理性了!」
胡克實記得,胡耀邦大約被拉出去鬥了十幾次。他和胡啟立挨鬥,那就更多。
當時,他們在團中央被關在「牛棚」裡。他們屬於「牛鬼蛇神」,所以關押他們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時候的「牛棚」,就是團中央機關的大房間。他們睡在地上,一個房間住二三十個「牛鬼蛇神」。「三胡」被分開來,關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
農場「勞動改造」兩年整死7人
1969年5月,胡耀邦隻身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並被剝奪的工作權利和應有的政治權利。
軍代表把胡耀邦當成「三反分子」,放在一連,實行監督改造,加強管制。因為一連大多是團中央機關行政幹部和工人,家庭出身多為「紅五類」。軍代表是寄希望於「階級感情深」的「五七」戰士,加強對胡的「改造」。
據黃湖農場一連連長說,農場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住房子要自己蓋,沒有飲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還要搶種、搶收稻麥、挖渠開溝,勞動強度是超負荷的。年輕的幹部一天累下來,都感到腰伸不直,渾身疼痛。對於像胡耀邦那樣年過半百、身體瘦弱有病的人來說,需要付出多麼大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
胡耀邦當時身患痔瘡,經常脫肛流血,仍然堅持和大家一起幹活。每次出工他都帶一個小盆,當別人休息時,他就在田裡舀點水洗痔瘡,堅持和大家一起勞動。無論是托坯和泥,運磚拉石,推穀晒場,風車揚麥,插秧割草……什麼苦累的活他都幹過。比如托坯吧,一個土坯重約25斤,最棒的小夥子,一天也只能托50多塊,而他卻用足體力,努力去托,一天托20多塊。
當時團中央和各直屬單位被迫下放到「五七」幹校的約2000人,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僅不到兩年的時間,因超負荷勞動及營養不好而死在黃湖的達7人之多,其中有中年領導幹部錢大衛(團中央常委、國際聯絡部部長)、知名作家吳小武等。
軍代表的特權
在農村死人的情況下,軍代表卻經常身背獵槍在黃湖內到處遊蕩,把打鳥、打鴨子、打兔子當作他們的「勞動」。
軍代表在生活方面對廣大幹部限制很嚴,不准在集市買吃的東西。帶有青少年子女的幹部,給孩子買塊豆腐吃也被當做資本主義思想批判。相反,軍代表把水壺當作酒壺,隨身攜帶時常喝上兩口。
一次,該連長因匯報工作,闖進了軍代表的辦公室,發現他們圍在爐旁煮雞吃。他們不僅常到集市上買王八做湯食肉補養,還買王八往北京家裡捎。有一次回到北京探親的軍代表特意打電報到信陽,要他代他們買活魚,設法捎到北京。
晚年仍懼中共「揭發批判」
1972年秋,周恩來將胡耀邦調回北京,檢查身體,保護起來。胡耀邦回京後,來看望他的人多了。軍代表為了定胡耀邦的罪,捕風捉影,把回京後來看望他的人多了這一現象,誣蔑為「富強胡同(胡耀邦的家)是『裴多菲俱樂部』」。
由於文革期間的慘痛經歷,胡耀邦直到晚年,對中共中央生活會的「揭發批判」仍然心有餘悸,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原諒和寬恕,因此心存恐懼。
胡耀邦最後一任政治秘書劉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黃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披露,生活會後,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過鄧小平一次,談了15分鐘左右,鄧小平對他很冷淡。
責任編輯: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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