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幹部老婆吵架 垃圾堆裡的情報(圖)

我在「監中之監」裡度過「文革」(之二)

作者:石天河 發表:2015-06-25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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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1。監中花絮

•花絮之一•受不起這樣的抬舉•

開初,集訓隊犯人都像是「打懵了的兔」,一批兩批三批……不斷地從各個中隊送進來,有時三個五個,有時十個八個,一共聚集了約百一二十號人。進監以後,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似乎覺得自己原本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堂堂正正的勞改犯人,政府說過,是要把我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的。現在忽然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連人都不是,將來還能成「公民」嗎?後來忽然聽說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共產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都作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被打倒了,就擔心這翻天覆地的運動,會不會像龍王爺發大水,在大水衝垮太行山的時候,會捎帶著把沿路的螞蟻窩一鼓蕩平。至於螞蟻窩裡那億萬條生命是不是算數,龍王爺是沒在意的。加上,幹部們這時候的「文革語言」也常常使人驚心動魄,動不動就說:「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嘛!你們要敢於亂說亂動,只有死路一條!」犯人覺得非常委屈,怎麼無緣無故地就把我們算作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了呢?

於是,有一天,一個老犯,就在學習會上談自己的思想,說:「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舊社會裏,我也在國民黨手下幹過些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在土改時,農民群眾說我是縣長和土匪惡霸的腳腳爪爪;到了勞改隊,政府幹部認為我是蔣介石國民黨的腳腳爪爪;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打得緊的時候,又說我是美帝國主義的腳腳爪爪。這些,我想來都有點沾邊。因為地主、國民黨、美帝國主義都是一鼻孔出氣的嘛。但是,這回,文化大革命一來,幹部又說我們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我仔細一想,覺得這只有那些解放後當過幹部、在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下做過事的人,才算得上,我是算不上的。我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政府幹部把我這樣的人,也算成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我曉得,這是抬舉我,不過,我受不起這樣的抬舉!我的殘餘刑期只有4年多,家裡婆娘娃兒都在望我刑滿回家,我實在受不起這樣的抬舉!……」他說到這裡,嘴唇囁嚅,神情激動,而別人卻只覺得滑稽可笑。有個「小鬼」,學習以後,悄悄裡取笑地說:「我是撈摸犯罪,人家一喳口就說我是小偷,臉上很不光彩,這回能夠當上大人物的腳腳爪爪,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光榮。不過,我也還是害怕,害怕將來遇到那些真腳腳爪爪要打我兩耳光,說我是冒充的。……」

當時,某些極「左」政治觀念之荒唐混亂,大致都和這差不多。

•花絮之二•幹部家屬吵架•

集訓隊對犯人的管理是很嚴的,在「文革」開始以後,幹部傳達了《公安八條》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准革命人民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農場的內鬥信息,對犯人是保密的,一點也不向犯人透露。

但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在「奪權」鬥爭緊張的時候,我們出工時,看到桂花大隊的陳大隊長和蔡教導員都被罰在公路邊捶石子,就知道他們兩個大概是被打倒了。有一天,我們出工,從幹部家屬居住區的路上走過,忽然聽到幹部家屬在吵架。吵架的雙方,一位是桂花大隊陳大隊長的夫人,一位是大隊部一位姓容的幹事的妻子,我不記得她姓什麼了。她是從成都調來的,原本是成都磨床廠的廣播員。人很年輕,活潑,在磨床廠時,我們天天聽她的廣播,那時候,她對犯人也沒有什麼傲慢和歧視的表現,笑嘻嘻的,大家對她的印象不壞,似乎是「勞改隊之鶯」。可是,這回一聽她們吵架,才發現,這位廣播員竟已經變成了造反的「闖將」,她居然在桂花大隊幹部對「走資派」的鬥爭會上,衝上去,打了陳大隊長一記耳光。因為,我們聽到,陳大隊長的夫人在罵她:

「你個嫩屄婆娘,你為什麼要打他耳光?他那麼大年紀,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戰,你還在你媽的爛屄裡沒有鑽出來哩!你打她,你夠格嗎?你有什麼本事?你就是會賣!賣你的屄好啦,你賣一千個人,他也沒有管過你,你為什麼打他?賣你的好啦!……」

陳大隊長原先是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一個營長,團長就是雷馬屏農場的場長兼場黨委書記常勝,常勝這個團,在解放戰爭中是有很大戰功的。後來常勝調到這個農場,陳大隊長就跟著調來了。他的夫人是北方人,大概是農民出身,沒有多少文化,罵人罵得很粗魯,她為丈夫挨打,憋了一肚皮氣,罵起來是肆無忌憚的。而容幹事的妻子,一向作廣播員,根本不會罵人,她只好用「文革」的語言來回罵:

「你們還想騎在人民頭上?你還想當母老虎呀?現在不行了!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不怕你!你有本事,到大會上來辯,看誰有理,看今天是誰家的天下!……」

陳大隊長夫人說:「大會又怎麼啦?毛主席說,只許文鬥,不許武鬥。他有錯誤,你們可以提意見嘛!你打人,你故意違反毛主席的教導,你要向毛主席請罪!你個嫩屄,我看你不會有好下場!……」

我們一邊聽,一邊忍著笑走過去,走遠了,還聽見陳大隊長的夫人一口一個「嫩屄」的在罵。大家就從幹部家屬的吵架,知道陳大隊長在鬥爭會上挨了耳光。我當時想,這大概就是「文革」社會的一個縮影,這運動對黨和國家機關幹部的團結與社會人際和諧的破壞,是可能使一切都被撕裂。但這是誰也沒法的事。當時,農場已經亂成一團,常勝也已經「靠邊站」,聽說是養病去了。

•花絮之三•犯人的情報來源•

在集訓隊裡面關著,對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動態,除了聽讀報,本來是一無所知的。可是,有一天,「熊笨三」被派到外面去打掃清潔回來,忽然把他撿到的兩張紙拿給我看。原來,那是油印的造反派的「快報」。那上面不但有周恩來接見四川造反派代表的消息,還有成都造反派迫使檢察院趙副檢察長自殺的報導,標題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趙××昨晚自殺狗命嗚呼」。看了這樣的東西,的確使人驚心,雖然不清楚那檢察院是成都市檢察院還是四川省檢察院,但這運動竟然鬥到使檢察院的副檢察長自殺,而沒有人能阻止他們,可見那造反的亂局已經無法收拾了。我看過以後,便叫「熊笨三」不要亂傳,最多傳幾個人,便把它毀掉。同時,又問他是從哪裡撿來的,他說是從圍牆外面那個垃圾堆裡撿到的。我說,以後有機會,多注意一下那個地方。

這以後,他竟然有好幾次把這樣的材料撿了回來。不但有四川造反派鬥爭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材料,還有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批「文藝黑線專政」的材料。後來,我才知道,可能是在集訓隊的武警居住的某個房子裡,有一個臨時搞起來的電臺,電臺不知道是農場的還是武警部隊搞的。他們每天要工作一個短時間,通過電臺蒐集情報,油印出來,可能是供領導參考。印廢了的紙,就隨便丟在垃圾堆裡。這垃圾堆就成了犯人的情報來源。

這些情報,有的是觸目驚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考。特別是關於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揚的「文藝黑線專政」,由於這兩個人牽涉我的一些個人怨憤,心底下真有許多說不出的複雜情感。我感到,運動中把這兩個人當作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實在是胡亂加上去的罪名。但是,這兩個人,也確實有不可原諒的罪錯,那不是對毛澤東有罪,而是對人民、對文藝界知識界有罪。李井泉一貫左,「反右」運動中,四川知識界劃右派人數之多,是全國第一的;「大躍進」運動中的虛報浮誇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後來四川農村中餓死人數之多,尤其令人髮指。李井泉對這些事,是有直接責任的。至於周揚,他一貫執行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哪有什麼他的「文藝黑線」?他個人的罪錯,主要是宗派主義,解放前反魯迅,解放後反胡風,把文藝界搞成「一派掌權、排斥異己」的死氣沉沉與離心離德的局面。「反胡風」運動,完全是由他一手製造出來的。在「反右」運動中,他作為文藝工作的領導幹部,不但沒有緻力於保護文藝界少受傷害,反而火上澆油,盡量擴大「反右」的範圍與聲勢。他確實是中國文藝界的罪人。我過去想過:假如「解放」後的文藝工作,不由周揚而由馮雪峰作領導,也許會少出許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論,李井泉和周揚,他們對毛澤東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們打成「反毛澤東」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純粹是亂彈琴。這不過是因為毛澤東在他的極左路線搞壞了國家大事以後,看到黨內高層存在著要「糾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後,會遭到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的批判和「毀墓焚屍」的對待。所以,他必須先下手,把這些有可能成為「中國式赫魯曉夫」的老幹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絕對忠於自己的年輕幹部,來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時,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風」、「反右」、「大躍進」這些運動中的作為,已經在文藝界、知識界和人民群眾中招來了許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讓這些老幹部去承擔「不執行毛主席政策路線」與「實行文藝黑線專政」等方面的罪責。這樣,一方面,消除了知識份子與群眾中長期壓抑的怨氣;一方面,借群眾的鬥爭來把這些老幹部打下政治舞臺,使他們再也不可能在群眾中對毛澤東進行批判。這樣,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豈不妙哉?——毛澤東的深沉大智,雄猜陰狠,翻雲覆雨,縱橫捭闔,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個電臺似乎撤走了,我們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裡的情報了。

2。格鬥士戲劇的轉化

集訓隊每天只出半天工,其餘的時間都是學習。所謂「學習」,除了聽幹部講話,聽讀報,主要就是開會討論,或叫犯人互相揭發檢舉。一年到頭,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犯人也要學會背語錄,唱語錄歌。不過,日子長了,揭發檢舉就只有在幹部佈置了以後,犯人才會緊張起來。幹部沒有佈置揭發檢舉的時候,那學習就只是叫犯人談對文件、報告以及時局的認識與體會。這樣的學習,雖然幹部強調每個人的發言都必須聯繫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學習時間拿來「說空話」。可是,這「說空話」還真是一種不容易學會的本領。因為,每天的學習時間很長,下午四小時,晚上還有兩小時,要說很多話才能把學習的時間填滿。而集訓隊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許多人在學習時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願多說話,甚至根本不說話。其中,有的人是生來的木訥,有的人則是害怕說錯了話要挨批挨鬥。但如果一組人坐在那裡,沒一個人發言,冷了場,幹部發現了,或有人向幹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訓的。全隊分為兩個分隊,學習通常都是以分隊為單位。我是一分隊的學習組長,要負責按時開會和作學習記錄。每逢沒有人發言的時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場」。幸而,後來新收監的犯人中,來了一位「空話大王」,他一發起言來,可以從五年前偷雞蛋,三年前摳黃鱔,談到昨天打牙祭,又從打牙祭談到當前大好形勢和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再從電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戰》的戰略思想,又從《南征北戰》說到《上甘嶺》那位女演員唱的那支歌,再從唱歌說到有一次學唱語錄歌因為喉嚨腫了唱不出,別人以為他裝怪,自己又氣又著急,生怕唱不好語錄歌今後改造不好,後來幸虧是衛生員張駝子在山溝溝裡找到了一窩「開喉箭」,拿來煎水當茶喝才醫好了。然後聯繫到毛主席說過西醫要學中醫,又說到我們勞改隊的衛生員應該向農村的赤腳醫生學習,再說到醫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鍛練,你看我們農場的幹部,每一個都紅光滿面,就是因為思想先進又鍛練得好;不像我們勞改犯人,思想反動,除了勞動就不曉得鍛練,弄得來一個個黃皮刮瘦。再說到幹部對我們的改造,關懷得無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暈倒了就喊衛生員來打針,讓他好了可以繼續勞動。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早日改造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個人,可以包場,從學習開始說起,一直發言到學習結束,說得滔滔不絕,似乎說的也都和改造有關。但你如果要仔細想想他到底說了些什麼,你才會發現,他說了幾小時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我們組上自從有了他,就再也沒有冷過場。就是從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說空話」也是一種本領。在集訓隊這樣的場合,沒有「說空話」的人,那學習就會是很惱火的。

實際上,集訓隊的幹部,對於進了集訓隊的犯人原先在中隊上犯了什麼錯誤,一般是並不過問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關進「獨居」正在交代問題的犯人,是特殊情況,要由農場的「駐場檢察員」隨時提訊,決定是否起訴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訓隊幹部管。所以集訓隊的幹部最重視的,是犯人在集訓隊裡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動。每年年終的「冬訓」,是最緊張的時候,幹部要號召犯人互相檢舉揭發。平時則只有發現了問題,才開批鬥會作出處理。而集訓隊裡面最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兩類:一類是「越獄逃跑」,另一類則是「反改造言論」。「越獄逃跑」的情況,多半是發生在刑事犯身上,因為他們逃出去以後,仍可以以盜竊為生。「反改造言論」則往往發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監中還有不少在國民黨中任過職的「老反革命」,因為改造時間長,大都已經退了火,謹言慎行地不容易出問題。在集訓隊的「右派」犯人中,有兩個人最被幹部注意。一個是一分隊的任世同,一個是二分隊的楊長虹。這兩個人在集訓隊幹部眼裡,是一貫反改造的頑固分子。「文革」開始以後,他們兩個人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封號,叫「反改造祖師爺」。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參加工作,最初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調到了重慶,在一個工廠裡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以後,被送勞教,編入了四川省勞改局所屬的415勞教筑路隊。後來因為在成昆鐵路的筑路勞動期間,涉嫌用糧票和錢,資助兩個「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審查。415筑路隊的領導幹部,懷疑他有計畫地組織犯人逃跑。同時,415筑路隊裡面發現了一個名為「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馬盟」)的組織,既然他有「組織逃跑」的嫌疑,就進一步懷疑他與「馬盟」有組織關係,被戴上腳鐐手銬審查了一年多。後來,因為查不出他與「馬盟」有關的證據,那兩個逃跑的「右派」抓回來審問,也沒有交代出什麼與「馬盟」的關係,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農場。他一到農場就被送進了集訓隊。我第二次收監以後,在一分隊擔任學習組長。他進來的那天,管教幹事就交代我:「這是一個極端反動的死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給你負責,要好好地監督他。」我覺得這事情責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邊。從外表上看,他雖然有一米七幾的個子,卻骨瘦如柴,臉色蒼白,走路踉踉蹌蹌,弱不禁風的樣子。我覺得,這是一個因貧血而身體衰弱到極點的病人,並沒有什麼可怕。漸漸地我開始瞭解他犯案的情況。據他說,他確實與「馬盟」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因為筑路隊的管教幹部,認為「馬盟」是一個大案,就把一個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馬盟」聯在一起,硬逼著要他承認。他不承認,在法庭上與檢察員公開辯論,就被認為是「死不認罪的頑固分子」。在審查期間,戴腳鐐手銬是準備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經不起折磨,被逼著胡亂認罪,就冤死了。「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慶解放前夕從國民黨集中營裡面逃出來的共產黨員,後來就因為「馬盟」的問題被處死刑,槍斃了。他說,他雖然曾與「馬盟」的個別「右派份子」來往過,但他並不知道他們搞了什麼組織,甚至「馬盟」是不是真有那麼一個組織,他也覺得是可疑的。他懷疑是「逼供信」逼出來的。至於他資助別人逃跑,他說,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個「右派」想逃出去結婚。當時為了朋友義氣,沒考慮事情的後果,他還寫了一個字條,讓那兩個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幫忙。就為這,他就被認定為是組織逃跑的要犯,而且,連帶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來只差個一年半載,勞教期滿就可以回原機關的,原機關也已經在考慮他回去以後的工作安排。可就因為他的「朋友義氣」,自己差一點喪命,還把一個好端端的家庭也毀掉了。他說他解放前就參加過學生運動,根本沒想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這樣整他,他沒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擔任學習組長的那個時期,他也並沒有什麼反改造活動,只是因為戴腳鐐手銬坐牢的時間太長,身體虛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說他裝病,消極怠工。當我經過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橫掃」進集訓隊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成了集訓隊幹部的眼中釘。主要是因為他常常在集訓隊的一些「小鬼」(年輕的刑事犯)中間,作一些類似「思想啟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響下,搞了些搗亂的小活動(如把靠攏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們的雨鞋在夜間偷去甩到廁所的糞坑裡之類)。另外,他跟一分隊的某些「老反革命」,關係搞得不好,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報告,說他是那些「小鬼」背後的「祖師爺」。我感到,這是很危險的。他其實是個很單純的人,政治上是相當幼稚的,這從他仗義氣去資助別人逃跑和在集訓隊叫「小鬼」們去搞小活動,就可以看出來。我想,在「文革」這樣的情勢下,無論如何,得讓他收鋒斂跡,別再受打擊。

楊長虹,家在上海,聽說原本在海軍裡面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後,大概是在勞教時,逃跑了一年多,抓回來後,判了20年徒刑。因為他在二分隊,住在另一所監房,集訓隊的犯人是不許串監的,所以我和他接觸很少,對他的情況,不很瞭解。他被看成是集訓隊的「反改造祖師爺」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為犯人中的「小鬼」,很聽他的話,往往是因為那些「小鬼」在傳播「反改造言論」時,被揪出來鬥,鬥爭會上,便有人揭發,說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論,都是從楊長虹那裡學來的。而集訓隊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鰍」和「潑皮」。雖然都是些刑事犯,卻一個個能言善辯,平日既不容易被別人抓住短子,鬥爭會上又敢於「滾釘板」。哪怕被捆得骨頭喳喳地響,寧肯自己擔待也決不把「祖師爺」扯上。所以,楊長虹究竟幹了些什麼反改造活動,集訓隊的幹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擺八卦陣,卻總是查無實據。因此,對楊長虹是切齒痛恨的。

集訓隊幹部也不是無能之輩,他們都有管理犯人和懲治反改造分子的豐富經驗,其中最厲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間的矛盾,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用集訓隊幹部的話來說,這叫搞「狗咬狗的鬥爭」。就好像古羅馬鬥技場裡面,看奴隸格鬥士互相廝殺,無論誰被殺死殺傷,對看格鬥的貴人們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

我被「橫掃」進集訓隊之後不久,就聽「熊笨三」告訴我,說現在楊長虹和任世同之間,由於幹部追查誰說了「文革是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話,兩人互不信任。幹部認為這話在他們兩人中,二者必居其一。楊長虹懷疑任世同想嫁禍於人,任世同懷疑楊長虹為了自保就會叫「何小鬼」來揭發他。「何小鬼」向「熊笨三」說,那話本來是他從任世同那裡聽來的,他並沒有想揭發,但如果任世同要攻擊楊長虹,他就只能站在楊長虹一邊。「熊笨三」還說,「何小鬼」這個人,並不算壞,原來他本想自己承認是從川戲裡學來的,現在看到兩個「祖師爺」都怕擔責任,心裏就有點慌,不知道自己擔不擔得起。——我聽「熊笨三」這麼一說,就感到,如果這兩個「右派」在這時候上演一場格鬥士戲劇,必然是兩敗俱傷。而且,這是一場非常危險的「生死決鬥」,弄得不好,還會牽連其他「右派」。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是首先讓楊長虹與任世同停止互相猜疑,絕不要互相攻擊。然後,就必須轉移幹部的注意力,把檢舉揭發的方向,轉到別的方面去。把幹部想搞的「狗咬狗的鬥爭」儘可能搞成一個「人打狗的鬥爭」。

在沒有別人可以調解任世同與楊長虹的矛盾的情況下,我只好冒險地自己出面。我叫「何小鬼」把楊長虹約好,在晚飯後與上學習前的那段空閑時間裏,到一分隊後面那個僻靜無人的空房子門口和我見面。我把任世同叫到和我一起。三人見面時,我說:「現在,時間很緊,我只說幾句話:現在你們兩個的處境很危險,決不可以搞內鬥。從現在起,你們兩個都休息,沉默下來。其他問題,由我來處理。」他們都點頭同意,隨即各自走開。就這樣,我總算把一場格鬥士戲劇的兩個演員叫停了。

接著,我就和「熊笨三」商量怎麼把鬥爭目標轉移的問題。「熊笨三」認為可以從檢舉「有人賣包谷粑」的問題下手。我同意試試看。

所謂「賣包谷粑」問題,是這樣的:監獄裡的伙食,通常每人每頓只有一個四兩糧的包谷粑。可是,有的犯人在食堂吃過飯以後,還有人把包谷粑拿出來吃,甚至還拿包谷粑送給別人。這些包谷粑從哪裡來的呢?監獄只有一個大廚房,無疑是從那裡來的。要麼是他會偷,要麼就是大廚房在偷偷地賣包谷粑。要說是偷的,難道他能經常地偷到手嗎?如果包谷粑確實是大廚房賣出來的,顯然是大廚房剋扣了犯人的口糧。這不僅違犯監規,而且是破壞國家糧食政策的行為。把這問題揭發出來,幹部是不能不管的。

經常將多餘的包谷粑拿出來吃的那個犯人,是一個慣於在犯人中搞「雞姦」的「不男不女」的傢伙,姓巫,很年輕,大家叫他「巫東朋」。他頗有些通天手眼,別人無法搞到的東西他偏能搞到。他這次收監,是因為他誘騙了一位中隊幹部的妻子,逃出去過了一段浪漫生活。所以,幹部對他也是很憎恨的。我們選擇從他下手,不僅犯人會群起揭發他,幹部也不會輕易放過他。所以,從他下手,容易造成聲勢。

這事情一揭發開,鬥爭的發展竟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來這「巫東朋」不僅從大廚房買過包谷粑,而且,因為他和集訓隊的衛生員有「雞姦」關係,還經常到衛生員的房間裡去拿包谷粑吃,而衛生員的包谷粑也是從大廚房的炊事員那裡弄來的。

大廚房的炊事員,姓李,原本是農場的管教股長,在肅反運動中,他家鄉的群眾檢舉他在敵偽統治時期做過漢奸,罪惡很大。農場把他撤職判刑以後,便把他放到集訓隊監獄裡來當炊事員。他平日對犯人態度非常惡劣,犯人都討厭他,叫他「老漢奸」。

衛生員的姓名我現在記不得了,只記得他解放前是天津一家報社的記者,是在勞改隊才學會醫病的。在監獄裡,衛生員是有特殊地位的,因為幹部和幹部家屬經常都要找他看病,所以,衛生員深受幹部信任,他向幹部反映什麼情況,幾乎是一句頂兩句,犯人誰也不敢得罪他。他和炊事員的勾結,主要也因為炊事員常常要找他看病。

在炊事員和衛生員被揭發出來以後,發現保管工具的保管員,也有賣包谷粑的情況,也是和炊事員有勾結的。這樣就暴露出集訓隊裡面原來還窩藏著狼狽為奸的一個反改造集團,而且,是最骯髒、最卑鄙、又最隱秘的。這事,使集訓隊的蕭指導員大為光火,於是就連日召開全隊的大會,來揭發他們的問題。

集訓隊的衛生員、炊事員、保管員,是犯人中的「三大員」,是幹部最信任的積極份子,往年,他們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現在鬥爭別人的鬥爭會上。而今年這樣一來,這年「冬訓」的主題,就成了一連串「斗倒三員」的鬥爭會。追查「賣包谷粑」所牽涉的人,追查「雞姦」還有誰和誰?每天學習會上,揭發檢舉的發言,把會場炒作得非常熱鬧,一反歷年「冬訓」那冷清淒厲的場面。集訓隊幹部原本想看「右派」格鬥士互相廝殺的悲劇,就被轉移成「人打狗」的喜劇了。

這是我在集訓隊生活中最得意的一筆,基本上是用「圍魏救趙」的方式,打擊了「假積極份子」,使兩個「右派」避過了充當「格鬥士」的困境。而這也因為,從「文革」開始以後,我看到那運動進程中許多駭人的極左現象,知道物極必反,「極左路線」已經快走到盡頭了。也許黑暗的盡頭,就會有晨光再現。因而,我對這樣的鬥爭也更有信心。

(但是,楊長虹和任世同在我離開集訓隊以後,仍然遭到了厄運。楊長虹後來病死在總場部的醫院裡。聽說,幹部已經蒐集了他的許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會被起訴加刑。任世同在集訓隊軍管時期,被武警打斷了兩隻手膀子,很久才醫好。不過,任世同在1979年後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筑路隊懷疑他和「馬盟」有組織關係,都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後來,他回到原機關,幾年之後,擔任了重慶蓄電池廠的黨委書記,並曾被選為重慶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臟病猝然去世。)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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