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哈爾濱的東正教牧師。（FOTOE供圖）
1868年，從中俄邊境的雅克薩之戰得勝回朝的清朝大軍中，夾雜著一些長相怪異的戰俘。他們不知道，在陌生的清帝國的內陸腹地，有什麼會等著他們。死亡、苦役、酷刑？然而，這些「羅剎（當時中國對俄羅斯的稱呼）」戰俘卻把基督教三大派別之一的東正教帶到了中國。
推測歷史的話，蒙古帝國時期裹挾的「翰羅斯」（當時對俄羅斯的稱呼）士兵，應該是最早進入中國的東正教信徒。不過這沒有留下任何的實體遺蹟和文字。所以東正教正式的入華，應該追溯到雅克薩之戰的俄羅斯戰俘。以此為契機，東正教教團進入了神秘的清帝國。
自清朝中期到民國的200餘年，在北京的東正教教團兼有宗教、文化交流和外交使團的三重作用。當英法列強連兩廣總督都見不到的時候，俄國東正教牧師卻可以堂而皇之地居住在天子腳下，甚至受到清政府的供養，這已經不能簡單用中俄陸地接壤來解釋了。
戰俘帶來東正教
出乎雅克薩之戰的俄羅斯戰俘意料，他們在北京受到了清朝康熙皇帝的優待和禮遇。肖一山《清代通史》記載，「俘虜獻京師，玄燁赦之，編為佐領」。其中羅曼諾夫、哈瓦洛夫、亞柯伯留、杜賓、哈羅斯道夫等五姓有後代的人要求留在北京，經清政府同意，他們被編入「佐領」，隸屬於滿族鑲黃旗，賜予「牛錄」稱號，授予四品到七品的官銜。按月領取俸祿，有的還同滿人結了婚，繁衍後代。經過200多年，他們發展為5個大家族，即羅、杜、姚、賀、何等中國姓氏，截至1850年有99戶人家。
俄羅斯戰俘不但加入八旗，宗教信仰也受到保障。戰俘在離開雅克薩之際從教堂帶走了簡單的教堂聖器及聖像，並且強行擄走了馬克西姆·列昂節夫神父。他隨身帶著一幅顯聖者尼古拉聖像、若干本《聖經》。為了滿足這部分戰俘的宗教信仰要求，清政府撥給他們一座關帝廟作祈禱用。不久，此廟即改建為東正教教堂，取名為「索菲亞教堂」，以象徵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堡著名的東正教聖索菲亞教堂同名）。又稱聖尼古拉堂，後來在這裡又建立了聖母教堂和伊諾根替教堂，稱俄羅斯北館，北京人稱它為「羅剎廟」。
孤獨的馬克西姆神父在北京的生活頗為艱難，有一次中國人與卡爾梅克人（應為準噶爾戰爭）開戰，他不得不和滿人一樣剃了光頭，隨同俄國戰俘一起出征。
雖然中俄兩國發生了戰爭，但在邊境的商貿和外交往來一直沒有中斷。在北京的馬克西姆神父很快得到了俄政府特別是當時執政的彼得大帝的注意。1695年，俄國東正教區都主教專門派人送給列昂節夫一份承認北京東正教的證書，並指示他今後「不僅要為沙皇祈禱，而且也要為中國皇帝祈禱，以便在中國找到一個真正的立足點」。
1698年，俄國議政大臣維尼烏斯上書正喬裝為木匠在維也納訪問的彼得大帝，稱北京建了一座俄人教堂，有許多中國人受洗禮。彼得很高興，親自做了指示：「此事甚妙，唯為上帝起見，宜謹慎行事，更不要因此激怒中國官吏和已在那裡筑巢多年的耶穌會會士，以免因過度驕傲而使這一神聖的事業像在日本那樣遭到毀滅性的失敗。」顯然，俄方發現了這一宗教需求的政治作用，並且希望能夠讓北京的東正教牧師起到打入中國腹地的作用，無論是做外交談判還是收集情報，其作用都是不可限量的。
隨後，俄羅斯北館以馬克西姆年老多病為由，請求清政府允許從俄國派神職人員來接替。經清政府同意，沙俄於1715年（康熙54年）派出以修道院院長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為代班大司祭所組成的十人佈道團來到北京，其中有3名專門來學習語言的學生。從此以俄羅斯北館為駐地，正式建立北京東正教教會臨時機構。
從1716年至1933年，沙俄政府和俄國東正教教會先後向北京派出共20屆傳教士團。大體上每隔10年，傳教士團輪換一次，每屆成員有10人左右，共計200多人，其中有神職人員、學生、醫生、畫家、科學家、外交官。他們來華後，首先的任務是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漢、滿、蒙、藏語）。
20世紀30年代，天津東南城角的日租界中少見的東正教的教堂建築。FOTOE供圖
封官給俸 供養俄國「喇嘛」
1728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該條約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允許俄國向北京派遣宗教人員。清政府保障其不受限制地在北京進行宗教活動。19世紀末的第十六、十七屆傳教團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在《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一書記載「北京俄羅斯館今後僅由來京之俄人居住。中國協助在該館內建造東正教教堂。除原住北京的東正教教士（稱喇嘛）1人外，准許補遣教士3人，來京後居住俄館，照向例供以膳食。此外，接受6名俄國學生來京學習滿、漢文，居住俄館。由俄皇皇室供其膳費。」
「喇嘛」，是當時中國對東正教傳教士的稱呼。對於這個顯然不太正確的表述，北京的東正教教士和俄國政府不知是因為漢語能力問題還是出於迎合中國的考慮，沒有特別不滿。一直到1798年，第八屆傳教團的索夫羅尼修士大司祭在上書沙俄管理宗教的聖務院書中表達了對喇嘛這一稱呼的不滿，認為有鄙視的意思。
康熙極為善待俄國傳教團，為首的修士大司祭被賜五品官、司祭與輔祭七品官，學生享受披甲待遇，還分給他們官家住房、土地和經濟補助。修士大司祭得銀800兩，另獲銀600兩用以雇佣僕從，司祭和輔祭得銀600兩，另有銀400兩雇佣僕從，教堂差役有銀300兩，還有銀200兩用來雇佣僕從。此外理藩院每月還給他們俸銀，3年後還發置衣費。甚至還賜給部分教堂差役以妻室（還專門選受過洗禮的）。第二屆和第三屆教團時期，還得了4塊地，年景好時每年夏天獲利25兩銀子。第五屆傳教團由於中俄政府間發生了衝突，得不到俄政府的補助，甚至只能依靠清政府的補助生存。管理北京東正教教團的工作則是由清朝的理藩院負責。
對於清政府的優待，阿多拉茨基信中承認，北京政府在向東正教教團提供俸祿的同時，總是對其給以庇護和善待，非但從來沒有迫害和驅逐過他們，反而「百般照應、好不為難」，「為改善我們同胞的艱難生活做了很多事情」。
1732年（雍正10年），由清政府和沙俄共同出資，在北京玉河橋西東交米巷（東交民巷）建設了新教堂「奉獻節教堂」，又稱俄羅斯南館或會同館，可以輕鬆容納50人居住。後來還買下了附近的幾座宅院。把在北京的東正教佈道團臨時機構變為常設機構，並將佈道自司祭由原來每10年換班一次改為6年，准許他們自由回國。1730年時，北館即尼古拉堂在北京的地震中坍塌了。
在獲得了一定的傳教自由的情況下，1731年3月25日有9名中國人接受了東正教信仰，受洗的中國人有男性25人，另有8人準備領洗，自那日起，每月都有一兩人來接受洗禮。這個數字和天主教在同期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傳教士不改酗酒毛病
對於這種狀況，良莠不齊的東正教傳教團成員要負有一定的責任。他們當中很多人品德敗壞、缺乏工作能力，導致了擁有一定自由的東正教反而發展很緩慢。阿多拉茨基也表示，由於某些傳教團成員的不良行為，使得中國人對俄國人的友好態度冷淡下來，給俄國世俗和宗教權力機構招致不少麻煩和不快。
俄國人傳統的老毛病酗酒，也沒有遠離宗教人員。第一屆教團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到北京沒幾年即酗酒而死。1730年9月20日，作為七品官的修士輔祭約阿薩夫酩酊大醉後闖入皇宮，在大殿之上呼喝喧囂，而且被指控打了大臣，但只被拘押了一天一夜。第六屆傳教團到達北京時，也發現大部分成員都因酗酒過度而死，教堂已經一塌糊塗，很多東西都被偷盜變賣。
第三屆傳教團來華時，俄國聖務院還專門指示不得酗酒、不學習時不得游手好閑、荒廢光陰，不得胡作非為。
還有一個問題在於，北京教團從本國得到的經濟補助很有限，教團本身的理財能力也很低下，這也限制了其發展。
1777年，尼古拉修士大司祭還上書理藩院，控告不繳納地租的人，理藩院經過調查，發現農民表示「俄國喇嘛收租的那些年份沒有種地，而且有證人」。於是斥責了大神父，說希望他好好唸經，不要糾纏此等事情，武斷煩擾理藩院重地。還斥責了俄國政府說，你們這些喇嘛做如此卑劣之事，貴國樞密院應以為恥。難道如此富裕的國家還維持不了這樣一座小廟，養活不了幾個喇嘛？
第七屆傳教團修士大司祭索夫羅尼還將2200盧布的教堂用款放貸出去謀取錢財，結果借錢的人跑了，最終通過理藩院才把錢追回來。
當然，這些問題也並不意味著北京教團一無是處。其在學術方面的貢獻很大，奠定了俄羅斯深厚的漢學基礎。比如著名的漢學家雅金夫·比丘林，他1807年來到中國，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學習，在漢學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現代俄國漢學的奠基人。他編撰了《漢俄語音詞典》、《漢語語法或漢文啟蒙》，還潛心研究儒家典籍，編譯了《儒教》、《漢俄對照三字經》和《四書》等，最早把儒家的經典傳到了俄國。同時，他還翻譯了《資治通鑒綱目》、《大清一統志》、《衛藏圖識》和《蒙古紀事》。
此外，俄國第一所漢語學校也是由比丘林創辦的。這所學校於1831年在中俄邊境的恰克圖建立，為俄國政治、商業、文化等領域培養了一批漢語翻譯人才。以比丘林為代表的俄國傳教士依靠沙俄政府的支持，憑藉自身的努力學習，在漢學領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也為中俄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進入19世紀後，沙俄當局為適應擴大對華侵略的需要，不斷加強對在北京傳教士團的領導。1818年，沙俄政府對華傳教士團發出訓令，規定「它今後的主要任務不是宗教活動，而是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行全面研究，並應及時向俄國外交部報告中國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不再是單純的傳教，而是逐漸變成沙俄政府外交職能的機構，逐漸成為沙俄帝國對華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組織，「起著俄國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
沙皇家族成員秘葬北京
1860年，南館改為東正教駐華公使館。傳教團的俄國上級主管從聖務院改為外交部。每年沙俄外交部撥發經費16250盧布。俄國外交部還派有監護官，多是外交部官員乃至軍官。歷屆教團中也有許多人以翻譯身份供職於外交部，少數人更出任過俄國駐伊犁、塔城、天津等地的領事和總領事。
本來東正教教團建立之初，宗教工作就不是很重要，更類似一種外交使節團和情報收集機構。比丘林本人10多年裡就沒有去過幾次教堂，可見宗教意味的淡薄。近代以來，北京教團的很多人就更露骨地參與政治和蒐集情報。
在簽訂《璦琿條約》時，著名漢學家、第十五屆教團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羅夫就給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和普提雅廷海軍上將提供了大量的意見和情報，第十四屆傳教團的大司祭甚至直接參與了《北京條約》的制定。
如此「不務正業」，傳教自然沒什麼進展。1861年，俄國傳教士才首次在北京周圍的安定村建立傳教基地，不過也不是什麼大成就，因為那裡本身就有10個俄國後裔。一直到1892年，中國籍東正教信徒才459人，其中俄國戰俘後裔149人。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東正教也受到衝擊，北京同天館老爺廟的東正教教堂和張家口的東正教教堂都付之一炬。北京的東正教信徒死亡222人，包括1名司祭和其他幾位宗教人員，東安定門外的俄人墓地也被挖掘。2000年6月23日，俄國東正教教會為義和團時期遇害的222名中國教徒祝聖，封為殉道聖徒。
《辛醜條約》以後，東正教藉助條約和賠款，加速了在華髮展。逐漸建立了北京、上海、哈爾濱等教區，建立了37所教堂、1所神學院、20所宗教學校，截止到1916年，教徒為5587人，信眾包括華人、俄人以及日本人和朝鮮人。十月革命後，北京東正教教團與蘇聯對立，效忠於流亡塞爾維亞的「俄羅斯外國臨時主教公會議」，北京教團也被升格為東正教北京總會，1924年又成立了中國正教會。
雖然斷絕和本國的聯繫，但是由於大量的（白）俄難民湧入中國的哈爾濱、新疆、上海等地，東正教在中國反而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全國有了數百座教堂。但是即使如此，其始終還是限於一種「僑民宗教」，無法和天主教新教相比。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張妥的《東正教與東正教在中國》，末代沙皇家族被紅軍槍斃的成員的8具屍首被秘密轉道哈爾濱葬在北京安定門外。他們是為約翰、伊戈爾、康斯坦丁大公三兄弟（尼古拉一世的曾孫）、弗拉基米爾·巴甫洛維奇（亞歷山大二世幼子保羅的私生子）和伊麗莎白·費奧多羅芙娜（亞歷山德拉皇后的妹妹）的屍體。他們在1918年7月18日被烏拉爾地區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契卡委員會下令丟入當地礦井中，隨後向礦井投入手榴彈炸死。
由於民國時在華東正教被白俄控制這一特性，在抗戰時其組織和許多宗教人員採取和日本合作的態度。日本戰敗後，蘇聯的全俄牧首公署接管了在華的東正教組織。
民國期間在中國的白俄。IC供圖
合作、妒忌、不爭鬥 早期在華東正教與天主教關係
1054年，東正教和天主教正式分裂，這兩大基督教教派在歐洲長期對立。但是在18-19世紀，由於當時天主教在宗教上的主要敵人反而是新教，所以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相互敵意已經大大緩解，這也導致在北京的東正教教團和自明朝以來一直在中國發展經營的天主教（耶穌會）勢力沒有發生太激烈的衝突。不過這也並不意味著雙方總是處於友好合作的態勢。
在清王朝的世界裡，皇帝才是主宰一切的根本，無論東正教還是天主教都是外來者，都必須小心翼翼才能生存發展。在異鄉，他們並不缺少合作。
在東正教教堂建好之前，北京的俄國人曾前往一個天主教教堂做禮拜，據1675年來北京的俄國使節斯帕法裡稱，天主教傳教士向他索要了一幅東正教聖像置於堂中，以便來自祈禱的俄國人注目膜拜。
東正教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不可能不接近。除了一般的興趣外，生活的現實也讓他們建立密切關係。東正教教士請天主教教士協助配置教堂附屬設施，如聖像壁，向其匠人訂購聖像，學習天主教教士的各種技藝，如種植葡萄等。甚至從那裡借用漢譯基督教書籍，如《聖經》和宗教道德內容典籍的片段。
另外，耶穌會會士要離開中國返回歐洲，只能走澳門或者廣州，如果沒有俄國沙皇的許可，他們不能過境俄國。所以還曾有耶穌會會士、威尼斯人皮洛蒂請求俄國教團成員幫助致信俄國大臣，希望受到照顧。有時候東正教教士也請前往澳門的耶穌會會士轉交他們往歐洲的信件。
儘管有合作的一面，心理上的對立還是經常存在。19世紀末的第十六、十七屆傳教團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頗為得意地認為，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多次遭遇被驅逐的命運，俄國教會代表者們儘管處於北京的監督之下，但在與當地民眾的相處中幾乎從未受到過限制。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傳教團向理藩院尋求保護和主持公道，幾乎總能得到滿足。而且，與中國老百姓相比，他們有時甚至還會得到偏袒。
北京的東正教教團對康熙駕崩以後雍正帝對天主教勢力的打擊多少感到幸災樂禍。他們指責，耶穌會在傳播福音的同時，暴露出其追求商業利益以及其他目的的自私本質。他們擁有很多作坊店舖、承接各種生意，獲得官爵和地位，極力控制教眾，使後者腐化墮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還認為耶穌會的被打擊是和其介入康熙的諸皇子的鬥爭有關，耶穌會支持九阿哥。
俄方還有另外記載，1719年，彼得大帝派遣禁衛軍大尉列夫·伊茲馬伊諾夫作為特使訪華，受到清政府高規格接待。康熙在其會談時，專門問到俄國人是否會對自己通過耶穌會會士與他們交談感到反感？從俄方記載看，康熙還強調，自己並非把耶穌會會士當做官員聘用，但是樂於從他們那裡學習知識。
然而在另一方面，東正教在中國的影響力卻長期落後於天主教，不但在民間缺乏信徒，東正教教士的影響力也比不上天主教教士。他們不得不帶著情緒地抱怨天主教的「接地氣」。阿多拉茨基寫道：耶穌會迎合中國人的性情，不用聖像和十字架裝飾祭壇，甚至在做禮拜時不著法衣，而穿上中國儒者的普通外衣。為了吸引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羅耀拉的弟子們教導說，孔子與基督耶穌沒有差別，藉口給予暫時的寬容而允許新入教者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維持多神教習俗等。他們允許皈依基督教的漢人莊重地拜祭孔子，在祖先墳前祭祀，對於入教的滿人，則允許其舉行自己的洗禮及多神教許願儀式。
東正教教士斯莫爾熱夫斯基寫道，（耶穌會會士）在北京的裝束都是中國式的：蓄有鬍鬚，梳著辮子，剃光了頭，參加公開葬禮時與其他中國人的舉止一樣。在家裡穿中國短款暗色（藍色或黑色）花紋布大褂。出門時像其他中國人那樣穿上貴重的好衣服。那些在各省居住的穿中國粗布衣服、好似名副其實的莊稼漢，只是比莊稼人整潔些。
東正教教團的不自信還從一個小插曲中有所反映，18世紀初，從北京回來的費力蒙輔祭散佈了一個不實的傳聞，就是康熙皇帝似乎要接受洗禮，而這是受到其身邊的天主教傳教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等的影響。這自然不是事實，不過受到這個刺激，俄國加深了對中國派遣教團的努力。
不過，第五屆傳教團時，大司祭阿姆夫羅西本人也都穿滿人或漢人的服飾，這樣出門就不會被中國人視為怪物。北京東正教教團還曾向本國請示，因為中國北方太冷，能否在洗禮時加入溫水。這說明東正教也在學習天主教的入鄉隨俗。
来源:時代週報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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