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航海時代

作者:劉剛 李冬君 發表:2013-01-17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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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人航海來到中國之前,中國已有過一個大航海的時代。

據近人徐繼畬《瀛寰志略》講,中國人,因通西域始於漢而稱漢人,以下南洋起於唐而稱唐人。不過,唐以前的海外貿易,基本為求奇異之貨,誇上國之儀,還是朝貢關係,唐以後,轉向市場經濟,重在貿易關稅。

有宋一代,因遼、金壓迫北疆,而西夏又阻斷西域,貿易掉頭轉向海外。於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開,塞翁失馬竟然開啟了大航海時代。

因此,有日本學者內籐湖南很敏銳,他說,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是近代化開端。西方學者也指出,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一個新社會誕生了,其基本特徵已然近代化端倪了。

南渡後,宋高宗從海路逃到溫州,在江心嶼上望海潮,望了數月,猛然開竅,發現「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動以百萬計」,更何況,天子府庫取之於民終究有限,不如向外商取用,也許無窮盡。一到臨安,他便號召對外開放,且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資為基本國策,更以開拓海疆為發展戰略。

從那時起,中國人就與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權,宋高宗鼓勵海商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到海外貿易,還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個燈塔導航系統,引導航行的海船,並請商人協助,組成了一支艦隊,這支艦隊,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長期掌握的制海權。

南宋航海,多為商船,其目的在於經商,所以「以鉅賈為綱首、副綱首」,與後來的鄭和下西洋以官船而非商船以官員而非商人不一樣。海舶多大船,可載數百人,因海外多盜,船大人多勢眾才敢航海;另外,當時南洋島國雖無商稅,但賄求繁多,名目為「獻送」,不論貨物多寡,一律都得「獻送」,所以跑一趟小船不利。

船大不畏風浪,就怕擱淺,所以常用「鬼奴」,指黑人,他們善游,入水可不瞑目,一旦船漏,即命「鬼奴」手持刀絮,泅水補之。還有一種「舟師」引航,只要取海底泥聞一聞,他便知船泊何處,至於夜觀星,晝觀日,陰雨的日子看指南針,已是常規。尤其用針路辟航道,替星象之後,航海之人便把星空留給了信仰,因而重番僧,遇難則禱。

這是北宋宣和年間,朱彧在《萍洲可談》裡向我們介紹的情況。

他還說,船載貨物,多為瓷器。這從唐中期就已開始,1998年,在印尼勿裡洞島海域,打撈起一艘唐代沉船,船載貨物67000多件,98%為瓷器。因為沉船附近有一黑色大礁岩為標記,遂以「黑石」命名,為「BatuHitam」。

唐外銷瓷,以越窯青瓷為主,看來外商的品味與陸羽相似,也認為青瓷略勝一籌,所以,越州成了陶瓷之路的起點,出口在相鄰的明州(今寧波),從明州出海,走東洋,下南洋,還要下西洋,中間在廣州轉口,因為廣州是陶瓷之路外商的入口,外商都在這裡聚集,他們在這裡稱瓷器為「支那」——china,就像當年希臘、羅馬稱絲綢為「塞利斯」。不過,有人說,「支那」和「塞利斯」出於相同的詞根。

印歐語系稱我國為「支那」由來已久,那詞根,還在三千年前的古梵文裡就出現了,三代時稱殷人,戰國時稱秦人,漢、唐以來,因東西方貿易和佛教傳播,古老的詞根又開花結果,以陶瓷之路為紐帶,將東洋和西洋連起來,而印度就在連接點上,這一連,就激活「支那」於印歐語系。

流沙河《與瓷器無關》一文,提到唐朝義淨法師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說過「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這位義淨法師,當年曾航海去印度求佛法,他說的,當然最靠譜了。不過,「支那」從一個寂寞的詞根,變成流行詞語,還是因為瓷器,是瓷器,特別是青瓷的流行,喚醒了遠古梵文裡的「支那」意識。先是「越青」代表了「支那」,因為唐朝外銷瓷,以越州窯的青瓷為主;後來,龍泉窯興起,龍泉青瓷替代之,代表了「支那」意識;接著,就是景德鎮窯的興起,隨著青白瓷和青花瓷流行,「支那」一詞也傳遍世界各地,由於流行時間長,從宋、元開始,歷經明、清以至於今,人們仍以「支那」為景德鎮瓷器,而誤將其一隅之地的「昌南」,作為了「china」來歷的詞源。

景德鎮瓷器,雖說宋、元時就已開始流行,但宋代最為流行的還不是景瓷,而是龍泉瓷,宋朝五大名窯,其中哥窯就是龍泉瓷的代表,其餘四窯,都屬於宮廷品味,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銷瓷的範疇,惟有龍泉瓷,對內能滿足精益求精的宮廷品味,對外能行銷世界。那時,景瓷初興,青白瓷跟著龍泉青瓷的身後走向世界。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點轉到了甌江上游的龍泉窯,出口就在溫州。從溫州出發,走東洋,或經由明州轉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廣州、泉州轉口。

龍泉窯所在地,有一部分,東晉時就屬於永嘉郡,從人文地理上來說,整個甌江流域應該是一個整體,最好不要用後來的行政劃分將其割裂了,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龍泉瓷可以看作是甌瓷在宋代的發展,不光是甌瓷產業從楠溪江轉向甌江流域,一條條龍窯沿著甌江往山上走,走到甌江上游,更因為瓷的品質與格調,同「縹瓷」那樣惟妙惟肖,由於汝窯南遷,兩個美麗的倩影再度重合。

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書中說的,「具體地說,一進入這個時期,生產青瓷的中心就轉到浙江省的龍泉,這種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猶如秋高氣爽的天空,也如寧靜的深海,這就是聞名世界的龍泉窯青瓷」。從南朝的「縹瓷」到唐朝的「越青」,再到汝窯的「天青」,三上先生以其深邃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中國青瓷發展一脈相承的主格調——龍泉瓷的「天青海綠」正是從「縹瓷」的淡青泛綠髮展而來,甌在山海間,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這樣的格調。

南宋時期,朝廷全力經營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範圍比「絲綢之路」不知要大多少倍,貿易順差也不斷擴大。《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提到「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而那時浙、閩、廣三市舶司收入已達兩百萬貫,佔了五分之一。南渡之初,高宗捉襟見肘,可不久,經濟就恢復了,國土雖然丟了一多半,但財政收入卻接近北宋最好的時候,到了孝宗朝,就已經全面超越北宋了。

很顯然,這是海外貿易帶來的成就,國土上的損失,通過貿易順差得到彌補了。

看一下《清明上河圖》,就知那汴州繁華,是漕運帶來的。可細一想,那運河的源頭不就在杭州?「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運河的一項主要職能,為汴州提供取之不盡的財源。

杭州的繁華,除了漕運帶來,還有海運。那時,浙東沿海一線,是王朝的生命線,這一線的港口,也就成了王權的命門了,最重要的命門有兩個,一在明州今寧波,另一在溫州。

明州經金兵焚城之劫,已然廢墟。溫州似有天祐,金兵至臺州,已是強弩之末,勢疲而返,溫州無戰事,繁華猶存。

北宋時期,溫州一年就要造出600多艘大船,當時可謂數二、數一。更早,則有三國時期的東吳,建立過官營的大型造船工場,從那時起,便成為中國南方三大造海船基地之一。而江心嶼,從來就是航標島,其東、西兩塔,華燈高照,為海船出入導航。此外,它還是避風港,為避風浪,船泊於此,舉行祭風儀式,祈求風平浪靜,然後,「大船數百艘,乘風挂帆,蔽大洋而下」……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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