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圖)

作者:晏樂斌 發表:2012-11-19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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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文革武鬥中被俘人員

一、廣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中央赴廣西落實政策,文化大革命問題調查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共中央組織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下面記述的是我們調查瞭解的廣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部分問題。

死死摀住廣西「文革」的蓋子

廣西在「文革」中是全國的重災區,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結束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不到貫徹執行,生產上不去,經濟滯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全國倒數第二,改革開放的方針在這裡當做資本主義道路來批判,農業生產上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成資本主義尾巴來割。在思想戰線上,兩個「凡是」之外,廣西還多一個「凡是」一直在堅持,即「凡是韋國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堅決照辦」。

粉碎「四人幫」之後,廣西出現一股奇談怪論,說「廣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頂住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貫徹一條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說「全國其他地方執行林彪、‘四人幫’路線,廣西沒有」,等等。廣西的造反派控制著各級黨、政、軍、企、事業單位的大權,並自成體系,向中央封鎖消息,摀住蓋子。誰要是觸犯了他們,揭露了廣西問題,輕則受到打擊報復,撤職調離,重則受到鎮壓,判刑投入監獄勞改隊,甚至處死。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覺和發現了廣西的一些問題。

中央第一次派調查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了20多人的調查組,赴廣西調查瞭解落實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我們一行在廣西工作了兩個多月,聽取了自治區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匯報,調閱了部分檔案材料,分別到南寧、武鳴、桂林、臨桂、馬山、鳳山等地、市、縣和幾個監獄、勞改場所,還召開了一些座談會,收到人民來信3000餘件,接待群眾來訪700多人次,廣泛接觸了各方面的幹部、群眾。

可是我們在那裡工作的兩個多月裡,工作組每到一處都受到區黨委派來的人的嚴密監視,為我們設置重重障礙。我們是6月23日結束工作離開南寧,6月25日回到北京。剛回到北京,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副主任鐘紹僮等5人控告我們調查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辦公桌上。「後來韋國清同志看了(我們調查組的報告),也(向中央)寫了很長的控告、反駁(我們調查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王鶴壽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聽取廣西區黨委匯報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時的講話)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組

1983年3月,為了穩定廣西的局勢,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以「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赴廣西工作組」名義,派出一個40人的工作組,赴廣西協助解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和領導班子問題。

1981年的調查組只是調查瞭解情況,無任何權力,而這個工作組中央給了一些實權,如工作組的正副組長參加廣西區黨委常務會議,工作組成員根據需要,有時列席常委會議,有一定的決策權力。當時我負責掌握瞭解區黨委辦公廳、組織部以及自治區公、檢、法、司法、安全(正在籌建中)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進度、問題、領導班子建設、班子成員人選和清理「三種人」的問題,隨時向工作組長提出報告與建議。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調整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黨政領導班子。

工作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宋任窮、習仲勛的直接領導和過問。工作組領導成員有李銳、週一峰等人。工作組於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廣泛接觸了廣西各方面的人士,並直接派人參加一些自治區黨政機關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和考察領導班子情況,就重大事件、重大問題派出工作人員配合區黨委,進行重點調查瞭解。自治區黨委、政府為了處理解決好「文革」遺留問題,組織了相應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100多人,分赴全區12個地市和一些大型廠礦企業單位、大專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組到各縣市,全面地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我們工作組在南寧期間,接待群眾來訪達8000多人次,收到群眾來信2萬餘件。全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一開展,各級領導班子經過調整與加強,廣西問題的眉目逐漸清楚起來。

二、死人問題

「文革」期間的死人問題,是廣西的特殊問題,是我們調查組、工作組到廣西後廣泛接觸到的一個最普遍、最尖銳的問題,也是一個帶有爆炸性、危險性的問題。

廣西「文革」期間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區黨委向中央報告稱:1967年、1968年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1981年調查組到廣西時,據自治區處理「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由區黨委書記趙茂勛主管,公檢法三長參加,簡稱「三人辦」)匯報,1967、1968年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其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2.7萬多人,幹部、群眾1.7萬多人(不包括自殺數)。

當時全區12個地市,我們調查組僅據南寧、桂林、玉林、欽州4個地區和南寧、桂林二市黨委的匯報,「非正常死亡」就有4.7萬人,如果加上其餘6個地市和區直機關以及柳州鐵路局單位,死亡不少於10萬人。1981年6月30日,區黨委第一書記喬曉光向中紀委匯報時說:「文革10年,廣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幹部、群眾反映死了20萬人,也有的說死了50萬人。當年韋國清同志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何蘭楷私下談話時,說廣西「文革」中死了15萬人。眾說不一,各執一詞,究竟死了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楚。

1984年1月,我們赴廣西工作組行將結束、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進入掃尾階段時,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根據全區各地(市)、縣、公社「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統計表明,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萬多人,是有組織、有計畫、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光一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麼人,怎麼死的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匯報說,廣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鬥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級颱風」,貧下中農處決了一批四類分子,這是多數;三是造反派亂抓亂殺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過來後也亂抓亂殺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調查組和1983年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事實證明,這個說法掩蓋了事實真相。

事實真相是:

一是亂打亂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區是武鬥比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兩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於武鬥,佔4.1%。南寧地區的武鳴縣死亡的2197人中,武鬥打死的僅3人。還有許多縣、市根本沒有發生武鬥,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幹部、群眾死的多。南寧地區14個縣、市(不含自治區、地直屬單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幹部、工人、社員死9739人,佔57%,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佔41%。桂林地區「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幹部、群眾死亡7461人,佔64.2%,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佔35.8%。臨桂縣死亡1865人,幹部、群眾死亡1406人,佔74.8%,四類分子死亡458人,佔25.2%。

三是對立派「4·22」死的多,掌權派「聯指」死的少。如,馬山縣死亡的1262人中,「聯指」成員僅4人,絕大部分是對立派「4·22」成員,四類分子死414人。鳳山縣城廂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聯指」觀點的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臨桂縣死亡的1865人中,「聯指」成員只有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其餘1862人是被有組織有領導地殺死的。武鳴縣葛陽大隊殺死73人,一個「聯指」成員也沒有。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匯報說,死人主要發生於從湖南、廣東刮來的「十二級颱風」,由「貧下中農處死了一些人;革委會剛成立,因為沒有權威,群眾亂殺了一些」。這個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根據1981年我們調查組和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自治區各級「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上報的結果,殺人是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的,而且多數是在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進行的。

大批死人的歷史背景

廣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沒有分成明顯的兩派。1967年3月,廣西軍區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要求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領導廣西「文化大革命」。當時有的群眾組織提出要韋檢查後再定,而區直機關群眾組織「公安兵團」、「紅色監察」、「造反兵團」等則同意無條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4月29日,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三人發表聲明,支持前者,反對無條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搞「三結合」。於是,圍繞著「支韋」還是「反韋」問題,形成了兩派,前者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後者稱「4·22」。兩派形成後,從軍隊到地方,從自治區領導機關到各個基層單位,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

廣西軍區開始是支持「聯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廣西有大批幹部隨即表態支持「4·22」,廣西軍區也檢討了支一派壓一派的方向路線錯誤,轉而表示支持「4·22」,但實際上仍暗中支持「聯指」。當時在全廣西,除桂林市外,「4·22」都處於劣勢地位。

1968年2月,由廣州軍區下令,將支持「4·22」的軍隊調走;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4·22」為反動組織,於是開始壓「4·22」。這是當時的基本形勢和情況。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三個高潮。

第一階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農村全自治區刮起了一股「紅色風暴」,說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子女起來造反,要殺幹部群眾,說「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於是在農村中成立起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搞群眾專政,殺了一大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也乘機殺了一些「4·22」觀點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區的桂林地區各縣,尤為嚴重,有的四類分子之家被全家殺絕。「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排長黃培立召開民兵統一行動,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殺掉,全大隊共殺了130多人,財產、房屋沒收蓋禮堂,禽畜、糧食全部吃掉」(中紀委、組織部等六部委《關於廣西落實政策情況的調查報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縣武裝部長段振邦在縣四級幹部會上說:「過去我們對敵人專政,要經過公安、法院,現在不需要了,現在實行群眾專政,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群眾不同意」。全縣於同年的三、四月間亂殺了一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和被認為是壞人的人。臨桂縣1967、1968年兩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459人。靈山縣「貧下中農造反總部」(「聯指」)於1968年初,召開會議全縣統一行動。全縣共殺死2900多人。他們用「種花生」指槍決,「種芋頭」指石頭打死,「種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語統計殺人數字。當時被殺害的貧下中農、幹部、群眾,在1983年全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他們的遺屬與子女還可以去找政府、黨委落實政策,要求給予一定的撫恤與生活補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他們去找誰,向誰去申冤啊!

第二階段,是各縣革委會成立前後,其名義之一是保衛紅色政權,二是抓「反共救國團」。廣西各縣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間成立革委會,殺人是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的,且多數是在各縣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殺的。上思縣成立革委會後,在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長段振邦的組織、策劃、煽動下,造成1639名幹部、群眾和四類分子被殺,其中,被殺的國家幹部162人,工人61人,城鎮居民18人,學生5人,社員632人,四類分子761人;老游擊隊員48人,共產黨員97人,共青團員13人。宜山縣革委會成立後,由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政委季德春、縣武裝副部長李慶余、作戰參謀蔣國誌、民兵科長吳先水與原副縣長崔振鐸、原縣委副書記王德茂等人策劃下,於1968年6月11日召開了「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的全縣萬人大會,在大會上當場打死幹部、群眾11人。會後,各公社仿效、推廣,均成立了以民兵為主體的「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群眾稱之為「殺人部」,向階級敵人專政。從此開始,該縣共死亡1400人,其中,兩派武鬥死幾十人,縣革委會成立前亂打亂殺死亡300多人,革委會成立後,由季德春等人策劃、煽動,有組織有領導地殺害了900多人。賓陽縣革委會成立後,從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間,在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勛的策劃、組織、指揮下,以「保衛紅色政權」、「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等名義,致使該縣亂打亂殺,逼死了3890餘人,是南寧地區死人最多的縣之一。

廣西軍區、廣西壯族自治區革籌小組出於政治目的,於1968年6月17日,將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獲結案、審判處理過的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組織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為主體,和浦北縣六萬山區的「羅平黨」案等,拼湊成1968年4月「破獲」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集團案件」,向自治區各地、縣、市張榜公布案情,號召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同時還把這個「反團」案與「4·22」群眾組織掛鉤,混為一談,聯繫起來「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於是一場大規模的「剿滅反共救國團匪徒」的活動,在廣西全區城鄉普遍開展,把參加「4·22」組織或傾向「4·22」組織的幹部、群眾,加上「反共救國團」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殺了一大批。融安縣受迫害的幹部、群眾上訪團對我們工作組來信反映:「從1968年8月14日縣革委會成立到9月底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全縣殺了三千多人。其中縣革委會機關所在的長安鎮,殺了八百餘人。大將公社小圩鎮龍妙街殺死45人,成了寡婦街,至今每逢過年過節到處是悲慘的哭泣聲。有些老人講:當年日本強盜侵佔長安鎮,進行屠殺時一天最多殺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殺了100多人。他們憤慨地講:這幫殺人強盜,真比日本鬼子還凶殘狠毒。」

在老革命根據地鳳山縣,「文革」開始後,以老紅軍營長廖熙英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擊隊員為骨幹,成立「革老派」,副縣長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觀點。廣西兩派形成後,「革老派」支持「4·22」。當時同意「革老派」觀點的群眾、幹部佔全縣人口的95%。由於「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佔領了縣城,「聯指」逃去東蘭縣。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公布「反團」案案情之後,鳳山「聯指」派組織乘機於7月7日發出關於圍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鳳山分團覃、廖匪幫」的總反擊令,又調去了11個縣的武裝民兵,配合6911部隊圍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實為協助逃跑在外的「聯指」打回鳳山,「革老派」被打死打傷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殺),「聯指」奪回了縣城,「革老派」全部逃往農村。縣革委會成立後,上面派去了9個縣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配合軍隊進駐鳳山,「革老派」的大小頭目大部分被殺,一部分被抓。全縣被抓6000多人,批鬥了5000多人,殺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殺光,很多軍烈家屬全家也被殺光,許多老紅軍、老游擊隊員被殺,全縣地下黨被打成「叛徒集團」。可是1981年5月鳳山縣委向我們調查組匯報說: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佔當時全縣人口的1%。顯然沒有說實話。玉林地區1968年在圍剿「反共救國團」運動中進行的大屠殺,是時任玉林軍分區政委甘照寰拍板,參謀長達志、地區造反派頭頭王×鎮主持召開各縣革委會、武裝部負責人會議佈置的,共逼死、打死幾千人,其中,陸川縣殺害1200多人,容縣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雲縣委書記趙××是被三個人拉出去殺的,當時趙見到縣武裝部長說:「你要救我呀!」可是這個武裝部長不理睬,就這樣把趙拉出去殺了。

第三階段,是發布《七·三佈告》以後。這個時期,農村「4·22」的大小頭頭和骨乾大體已被用「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消滅得差不多了,掌權者和扶持的「聯指」造反派於是揮戈向城市開刀,集中表現在湘桂鐵路線上的南寧、桂林二市。

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階段的調查證實,《七·三佈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於1968年7月3日批准發布的,在這之前的1968年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根據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內定「4·22」是反動組織,將對立的兩派設立據點,策劃組織武鬥,打死幹部群眾,殺人放火,搶援越物資、武器,搶部隊武器彈藥,阻斷鐵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頭上。就在這時人民解放軍駐廣西某部打下「U-2」美國間諜飛機,林彪要接見有功人員,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焦紅光帶隊赴京,事先區革籌小組主要負責人親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報給林彪,《七·三佈告》就是這樣產生的。

廣西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和廣西「聯指」造反派有了《七·三佈告》這柄尚方寶劍,他們控制的報紙、電臺,大造輿論,把「4·22」組織和其他持不同意見的群眾,當成敵人,在南寧、柳州、桂林三市,在軍隊、武裝民兵和「聯指」武裝人員三麵包圍之下,被徹底打垮,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又被大批屠殺。

南寧市在《七·三佈告》公布後,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兼南寧警備區司令員、區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宋治平、南寧警備區政委韓仕福、副司令員印璽、副政委慕石起等人,於7月28日在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區、區革籌小組命令,「用武力圍剿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南寧市百貨大樓、區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輪船對立派據點。會後,調集了南寧地區14個縣的武裝民兵,調動了6912部隊、6966部隊、6936部隊和軍區警衛營、99部隊部分官兵,以及‘聯指’派武鬥人員共三萬多人,由印璽、慕石起指揮,與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華街、展覽館、邕江上的輪船等處,發起猛烈攻擊,動用了八二迫擊炮、無坐力炮、火箭筒、炸藥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開始,當天攻下展覽館,8月8日全部攻下,圍剿、屠殺群眾造成萬餘人死亡的嚴重事件。僅事後南寧火葬場負責火化的屍體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見,解放路打下後,有20多輛翻斗卡車拉了三天的屍體,有的拉到市郊煤礦的坑道裡,有的拋到邕江。為掩人耳目,抬屍體的‘4·22’成員也被‘聯指’打死,當時邕江下游的西津水電站閘門被漂去的屍體堵住了。」「8月8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結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條街巷被炮擊中焚燒成了一片廢墟。據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這一帶,共燒燬33條街巷,其中燒燬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僅國家財產損失價值6千萬元以上」。(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廣西「4·22」全部覆滅。三個據點攻下後,有的投降,都被「聯指」成員殺害,有很多人鑽了防空洞,鑽防空洞的人,絕大部分被一場無名的大水奪去了生命(系「聯指」造反派往防空洞裡灌水所致),有的被各縣民兵押回在途中殺死。「據不完全統計,僅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1470人,抓獲俘虜9845人……分別關押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區、市看守所等10多個單位。關押在區看守所的265人,區交通學校711人,南寧幼師441人;有的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共救國團’等罪名的‘要犯’、‘首犯’處理。被‘俘虜’人員交各縣民兵拉回去處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後打死的有2324人,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46人。」(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桂林「八二○事件」

廣西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廣西「聯指」造反派在解決南寧問題,圍剿、拔除「4·22」據點之後,又著手解決桂林問題,策劃、製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萬餘名群眾被無辜殺害,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事件發生前桂林的「文革」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桂林和廣西其他地區一樣,群眾組織因支持韋國清和反對韋國清分裂成兩派,前者為「聯指」,佔少數,後者為「革命造反大軍」(簡稱「老多」,即「4·22」)佔絕大多數。

1967年下半年開始,兩派多次搶槍武鬥。「4·22」三次搶了各種槍支3000餘支、加農炮8門。「聯指」四次搶了各種槍支7000餘支,機關鎗10挺。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內兩派發生武鬥17次。6月下旬,「聯指」在桂林軍分區的支持下,以「保衛革命委員會」名義,從全地區12個縣調集數千名武裝民兵進城,形成對「4·22」的包圍,導致大規模的武鬥。兩派在湘桂鐵路兩側設立據點,不斷衝突,迫使鐵路中斷。

《七·三佈告》公布後,周恩來於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見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恢復交通,動員進城民兵回鄉。同時,由駐桂林的6955部隊派出人員,進駐兩派武鬥據點,實行武裝隔離。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駐軍支左小組,又一次發出通令,要求兩派必須在8月12日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桂林軍分區政委陳秉德也於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態:「只要‘4·22’交槍,保證不抓人,‘聯指’也交槍。」

經過上述工作,兩派於8月12日停火,當晚鐵路通車。「4·22」於8月13、14日向公檢法軍管會交出3000餘支槍,拆除了工事,恢復了市內交通,部分人員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宮,等待辦學習班。與此相反,「聯指」只交了30餘支槍,工事未拆,據點未撤,調集來進城參與武鬥的武裝民兵未回鄉,且將武鬥人員以市革委名義,改編為武裝的「工人糾察隊」,配發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劃、發動的

「八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開會,黃永勝主持會議,廣西軍區、桂林市武裝部、桂林軍分區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落實《七·三佈告》,研究出動軍隊,武裝解除武鬥據點」。(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據桂林駐軍支左小組成員、市革委會政法部長、後5048部隊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廣西軍區政委魏佑鑄在北京向參加部隊學習班的廣西軍區的同志講:廣西問題怎麼解決,請示了黃永勝,黃讓廣西自己拿出辦法。經軍區研究,先在融安縣下手,動用軍隊,對400餘名「4·22」成員,用武力解決。事後,向黃永勝匯報時,黃表揚幹得好。這樣就摸了中央的底,擬定了用武力解決桂林問題的行動計畫,並將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由南寧調到桂林,將正在北京參加學習班的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揮了這一行動。原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後離休居住桂林的老紅軍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黃永勝在北京召開秘密會議進行研究,是林彪叫開的,吳華等來桂林指揮的。桂林駐軍支左小組成員、104部隊處長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事件」行動時,部隊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由吳華、景伯成、桂林市武裝部政委陳陳秉德三人組成。

據這些當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預謀,經黃永勝批准,由部隊參與,依靠「聯指」,調動武裝民兵,對「4·22」、幹部、群眾進行血腥屠殺是有組織、有計畫、有領導地進行的。

事件經過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公告,以進一步落實《七·三佈告》為名,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地進攻」。當日凌晨5時,支左部隊和上萬名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聯指」成員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按事先劃分的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僅有二千多師生員工的廣西師範學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區所屬12個縣,在同一天行動,全地區抓了一萬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後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槍殺、打死、逼死幹部、群眾一萬多人。在「八二○事件」後的一個月內,桂林市僅機關、工廠內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機關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殺害了。臨桂縣打死848人,僅縣直駐桂林單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餘293人全被殺害,其中發現一份111人的被殺害人員名單,名單裡有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法院院長劉錫臣、副檢察長龍炎運、縣財貿政治部副主任李景發、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領導幹部,他們被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由縣委宣傳部幹事、「聯指」造反派頭頭胥明德以貫徹「七·三佈告」的名義,於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車拉到漓江邊,除一人乘天黑混亂中逃跑外,其餘110人全部殺害。僅有41名職工的縣醫院,殺死了16人。其中,縣法院院長劉錫臣是「八二○事件」時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鬥時被活活打死,其妻是縣醫院的醫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體槍殺。就連跑回河北獻縣老家躲避災難的17歲的兒子劉振剛,也被抓回打死,說「鏟草不除根,以後是禍害」。劉錫臣夫妻和兒子被害後,遺留下一個15歲的女兒劉嬋榮和兩個幼子,生活無著,逼得15歲的女兒帶著兩個弟弟到處要飯。1981年5月,我們調查組到桂林調查時,她來找了我們,一邊哭泣,泣不成聲,一邊控訴當時的暴行,在場的調查組的同志聽了她的哭訴,禁不住淒然淚下。只有100餘人的地區土產公司,殺害7人,該公司8月31日開批鬥會,活活打死3人,讓「4·22」成員謝定軍、金聲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後,謝、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齊埋掉。9月13日上午,該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殺人的通知,下午又殺9人,其中,「4·22」成員吳若君因懷孕臨產倖免,孩子生下後,起名叫「保駕臣」。當時「聯指」殺人到了瘋狂的程度。有一個從湖南到桂林搞副業的社員被盤問是幹什麼的,那人說:「打圍的」,被當成打「韋」(國清)的,當場打死。

無所不用其極

抓起來的人沒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聯指」以桂林市革委會名義,在桂林廣西師範學院搞了一個「‘4·22’反革命罪行展覽」,第四展覽室是「活人展覽」,將抓起來的「4·22」成員,輪流囚禁在特製的木籠裡,任憑參觀者打罵凌辱。

「八二○事件」後,在桂林擁有10萬群眾的「4·22」組織,成了歷史罪人,受到殘酷鎮壓。無數被無辜殺害的幹部、群眾,被當成反革命來鎮壓,他們的家屬也被當做「反屬」或「被殺家屬」,有些家住城鎮的,被強行遷往農村。特別是那些父母雙雙被殺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兒,生活極其悲慘。直到1974年才對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屬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1979年又統一修改為「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影響,於×年×月×日去世」的結論。

四、殺人手段駭人聽聞

凶殘狠毒

10年「文革」(廣西可說是十六七年「文革」),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姦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凌雲等縣都有發生。

靈山縣譚墟公社裡屋大隊侯國震解放前當過土匪殺過人,「文革」中參加「聯指」,先後8次參加打砸搶殺,捉了6名教師,親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賣了36元(後僅判刑10年)。貴縣,1968年8月一次在南門外江邊殺死十幾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執行槍斃的劊子手炒吃下酒。該縣思陽公社民兵營長黃必友,殺人後將膽取出曬乾後當作熊膽出賣。

廣西一些地方,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的嚴重事件。僅全州縣的一個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由此造成成批亂殺人的局面,後果極其嚴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議,商議決定召集民兵班、排長等30多個骨幹開會。會上黃天輝說了湖南道縣殺地、富情況,並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他還宣布:「不准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樣。」最後採取坑殺的辦法,強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後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劉香雲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妻子,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個,我老婆也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坑而死。1983年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黃天輝才被依法逮捕,於1985年1月被處決。

人性喪盡

梧州地區公安處一科副科長毛明日,「文革」中被誣陷,兩次被逮捕關押,他的父親和兩個弟弟「文革」中被殺,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眾大會上拉去槍殺時,他抱住一位軍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軍代表不理睬,還踢了他一腳,結果拉去槍殺了,還將他的頭割下,掛在富川縣城示眾。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寧找到我們工作組哭訴,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貫徹《七·三佈告》時,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獲35名幹部、群眾,然後將他們一個一個裝入麻袋裡,從市委後院推入柳江淹死。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委、區文史館副館長、民族史學家劉介,他四歲的小孫子玩耍時不慎將鄰居蔡振華家的一條小狗從樓上掉下,「聯指」小頭目蔡振華以「打狗欺主」之名,夥同另一名「聯指」成員申松華,將劉介一家祖孫三代四口全部殺死,同時還殺死了一名為此講過幾句公道話的人。

武鳴縣華僑農場民涵分場的鄧斯環,是偽保安團長鄧文興的侄子,解放後鄧文興等被政府鎮壓,「文革」中鄧斯環參加了「聯指」,乘機進行報復,以「反共救國團」罪名,抓了支部書記鄧思鳳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後鄧斯環對人說:「游擊隊能殺人,我們就不能嗎?」

崇左縣錳礦黨支部書記蘇士林等3人來信反映:「1968年8月,‘聯指’在全縣進行大屠殺,一個晚上,太平鎮就殺了24人。被殺者從家裡捉起來,蒙上雙眼,推上汽車,拉到縣城外的半邊山,一個一個用刀子捅死。哀號聲、掙扎聲、哭叫聲,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嚇得附近村莊,家家關門閉戶,生怕大禍降臨,這哪裡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比法西斯還不如」。

上思縣革委會成立後,1968年9月1日縣「三代會」在平山廣場召開殺人大會,十多名參加「4·22」組織的幹部、群眾被活活打死。散會以後,縣革委會委員黎郝,將打死的十幾名死者屍體,全部剖腹,將心肝挖出來,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炒熟後給「三代會」代表下酒。南寧市徐振武的群眾來信反映:「‘文革’期間,武宣、上思、靈山等縣發生過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鳴縣吃了29個人,副縣長覃炳剛同志被打暈後,拉去開膛時,因人太瘦,週身無肉,又被拖出去丟在野外,遇救倖免」。上思縣受害者家屬來信反映:「《上思晚報》‘聯指’頭頭黃元清等4人,將參加‘4·22’的女青年楊振明、劉吉芬抓起來,多次輪姦後殺害。

(作者為公安部退休幹部)



来源:炎黃春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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