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70年濫殺風再度興起
塘田會議後，大部分地區的「黑殺風」開始平息。但由於極左路線盤根錯節，根深蒂固，有人怕「留下活口遭報復」，務求斬草除根，不留後患。據塘田市區瞭解，該區在會後又追殺了30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殺現象。有的地方則等待時機，準備新賬老賬一起算。在1969年的「斗、批、改」（又叫「三分之一」，因為全縣的斗、批、改運動計畫分三批搞完）運動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又相繼發生了捆綁吊打和刑訊逼供等死人事件。
1.邵陽縣革委會主任汪某的「七殺令」
1970年春，全國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廣泛開展「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具體到邵陽縣，就成了抓「黑殺隊」的繼續。這一年的農曆正月初八日，邵陽縣召開3，000人的幹部大會。縣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長汪某在會上聲色俱厲、殺氣騰騰地說：「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將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些污泥濁水、資產階級毒瘤，也就是那些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以及有各種各樣嚴重問題的人，全部、乾淨、徹底地清查出來，該抓則抓，該關則關，該判則判，該殺則殺，以免他們一有風吹草動就跳出來興風作浪，危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沒。對於這些危害社會的殘渣餘孽和害群之馬，絕不能心慈手軟，要下狠心將他們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緊接著，注主任一連喊了「殺殺殺殺殺殺殺」等七個「殺」字，說「要殺出全縣城鄉一片紅，要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邵陽縣全境立即陷入一片驚惶恐怖之中。
據原和平公社黨委書記陸古成回憶，會議當晚，該社即有7人被嚇得自殺身亡。他的回憶足以佐證當時的恐怖氣氛：此時縣裡正籌建氮肥廠，向和平公社佈置紅磚生產任務，陸古成不該在電話裡詢問，紅磚的價格是按市場價還是按調撥價？結果被縣革委會主任在全縣電話會上大罵特罵，說他「算資本主義帳」，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要「查他出身九代」，並「撤職查辦」。後來，縣委果然派出專案組對陸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工作經歷明查暗訪，徹底調查，結果什麼問題也沒有查出來。但陸古成為避禍，就此辭職，遠走高飛。[12]
2.「學習班」成了閻王殿
「一打三反」運動分為農村、縣城兩大塊。縣直屬機關集中財貿、工交、衛生、農、林、水系統幹部，舉辦所謂「三清三反」學習班，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學習班地址選在靠近縣人武部、緊鄰芙夷河畔的原縣一中校舍。抽調一百多名幹部組成專案班子，再選拔177名貧下中農代表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同時參加。「造反」起家、紅得發紫的縣革委常委黃明宣負責全盤操作。辦學習班前培訓骨幹時，柴政委強調：「懷疑就是對象，交代就是證據」，「籮索就是逮捕證，吊斷籮索數現錢。」他還告誡大家：「林副統帥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戰役小戰役，文戰役武戰役，配合進行。現在是200米拼刺刀的時候了，不要心慈手軟，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他的行動口號是：「領導者威風凜凜，指揮者殺氣騰騰，執行者步步扣緊，搞得他們昏昏沉沉。」
學習班一共開辦了3期，先後有兩千多人參加，由黃明宣一手操作。黃仍然沿用抓「黑殺隊」、「刮颱風」那一套極左的高壓手段，動用了集中國酷刑之大成的40多種刑罰（詳見附錄1），半數以上人受過多種酷刑，3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殘。群眾如此描述這學習班：「四門緊閉站雙崗，中間流動背起槍。大房子設刑場，小房子搞審判，大禮堂設法場，進了一中無有好下場。」在嚴刑逼供下，學習班的人當中有82%的人被打成貪污、盜竊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壞分子。
九公橋糧站保管員王克俊，60歲。在學習班期間，他經受了21種刑罰，9次昏死，坐黑牢長達一年多，被毒打致殘。後查證落實，只有34元錢賬目不清。
黃亭市糧站會計羅慶雲，家庭成份中農，紅旗公社紅旗大隊人。原懷疑他是只「大老虎」，用「車輪戰術」輪番轟炸，兩天兩夜間用盡各種刑罰。羅實在無法熬下去，趁上廁所時用剃鬚刀片割頸自殺。死後，學習班立即召開大會，說羅以自殺向黨「示威」，對抗運動，是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還舉辦了羅的「罪行展覽會」，從國庫取錢取糧，派專車從他家裡把稍值錢一點的東西，包括他妹妹用作嫁妝的被褥，全部拉到縣城塘渡口做「罪證展覽」。更讓人奇怪的是，羅死後一年多，即1971年3月4日，縣人保組、軍管會還發出「聯合通知」，要「羅慶雲遵紀守法，老實改造，爭取成為新人」。殺人者的草菅人命與漫不經心，由此可見一斑。
李根銀，下花橋區醫院革委會副主任，復員軍人，共產黨員。1970年3月作為積極份子和接班人來參加學習班。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邏放哨時說了一句，「聽說中央來政策了，鬆了」，就被扣上「動搖軍心」的帽子，成了「運動的絆腳石」，批鬥3次後交附近的沙坪大隊農民監督改造。李實在想不通，割頸自刎。死後被定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不准家屬收屍，不准埋棺材，不准親友弔唁。當地群眾將李的遭遇編成順口溜：「頭天是紅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國營五豐鋪林場工人莫益成，1968年秋「刮颱風」時被打成「炮打三紅」的「壞頭頭」，已經被整過一次。1970年「一打三反」中又被說成是「貪污盜竊」分子，新帳老帳一起算。時值嚴冬，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學習班強迫他脫光衣褲，在雪地裡接受批鬥。這天其妻分娩，無人照管，嬰兒被活活凍死。
學習班的「經濟帳」算得更加離奇古怪，曠古未聞：廚師嘗菜的咸淡，炊事員吃鍋巴，釀酒工嘗酒，藥劑員檢藥、煎藥，養路工坐車，值班員睡公鋪，屠業員扣秤，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師家屬按當時的政策享用「四屬戶」照顧糧、公費醫療與糧食補差等等，都要按工齡長短累進計算，高價退賠。一個區機關的炊事員因吃鍋巴、嘗菜，共計退賠1，630元；一個屠業員因賣肉扣秤加罰款共9，999元，因為考慮到上萬元就是死罪，人被殺之後就無法收退賠款了。甚至連教師星期天休假，也要罰1.3元錢一天，理由是農民沒有星期天（註：當時視工廠所有制不同，學徒工一個月18－20元，工人一個月32－36元）。
縣中醫院一位姓肖的煎藥工，62歲。在學習班上有人質問他說：「你天天幫病人煎藥，藥中有紅棗、桂圓、黨參、當歸等補藥，你就沒有呷過一點？」肖答：「中藥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個敢亂動。」主持人大喊：「不老實，吊起來。」肖老頭怕吊打，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就承認嘗過一些甘草、黨參。主持人追問：「究竟呷了多少？」答：「兩三片吧！」片、錢在邵陽話中發音相近。主持人又問：「一天三錢是不是？」老肖心想，只要不吊打，三錢就三錢，於是回答說「是」。肖老頭從事煎藥工作共10年，最後由主持者算帳：一年365天，一天3錢，1年就是10多斤，10年共1百多斤，甘草、黨參各半，按市場高價計算共140多元。結果硬逼肖如數退賠。
更奇怪的還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費；被看管，要出看守費；被調查，要出腳步費；被審訊，要出烤火費；被吊打，要出手續費；連頭戴高帽，身穿白褂，頸挂黑牌，都要按製作成本和加工費，高價算錢。這筆錢沒人能夠逃交，有的交錢贖人，有的從工資中扣除，還有的在平反覆職的補助費中扣除，並說這是「照章辦事」。有個人被關押35天，各項費用105.6元，要家屬交錢贖人。還有個人被打死，要家屬交300元領屍，死者家貧交不出，妻子被活活氣死，最後還是他人幫忙將房屋發賣，交了錢才把屍體領回去。有個現役軍人回家探親，看到如此情形，說了句「如此搞法不符合黨的政策」，立即被戴上「破壞運動」的帽子，坐牢數月，被毒打致殘，還被罰跪罰喝尿。
教師雖然未參加學習班，但也有470人被抓斗審批，有241人慘遭毒打，7人被迫自殺。學校並沒有什麼經濟問題，黃明宣等人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教師，沒有資格享受公費醫療和糧食補差，要按高價退賠；其家屬在農村按「四屬戶」（即幹部家屬、職工家屬、教師家屬和軍屬）吃照顧糧的，要按自由市場的價格退賠差價，星期天未回農村參加農業生產的教師要退賠一天的工資。長樂公社的周鳳翔因此退賠314元；王玉清退賠787元；趙碧霞退了402元；雙江公社的郭雄退賠醫療費290元，退糧食補差款90元。當時小學教師的月工資高的為48元，低的僅32元，幾年不吃不喝也難交完這些退賠賬。[13]
3.農村深挖「反革命集團」
農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集團」為主。據縣公安局統計，在抓「黑殺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全縣共挖出「反革命組識」98起，成員744人。蔡橋公社有13個大隊，其中10個大隊挖出了「反革命組織」：黃亭市公社茶鋪大隊打出了5個「反革命集團」。
在這些案件中，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團案」可算是驚天冤案。詳情如下：
此案緣起1968年8月大抓「黑殺隊」之時。當時五洞大隊分為兩派，互相攻擊。有人說地主子弟陳良柱在鄰近的東安縣打工，抄回了劉伯溫的《燒餅歌》和《五公經》，並且秘密傳播，這在當時屬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行」。大隊幹部即據此羅織了「以地主子弟陳良柱為首，地主分子陳夷如為後臺的反革命集團」案，陳良柱被慘殺。兩個小小的生產隊，折騰得昏天黑地，神哭鬼嚎，縣裡馬上派人幫助破案。在辦案過程中，該專案組負責人、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偵破組長陳某某，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做思想工作、與所謂「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積極檢舉揭發為由，對該隊「反革命分子」陳時元年輕貌美的妻子廖某某威脅利誘，逼迫成姦，而對其夫陳時元則嚴刑吊打，酷刑問罪，百般折磨致死，廖女被陳霸佔長達7個多月。在此期間，陳某廴發現有誰議論其男女之事，就給誰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綁吊打，酷刑逼供，投入監牢。結果風言風語越來越多，「反革命集團」也越滾越大，最後在五洞大隊100戶人當中竟有96戶半成了「反革命」，佔96.5%，其中這「半戶」指陳時元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長期關押致死，其妻廖某某既被陳長期霸佔，便被排除在「反革命」之外。這個「反革命集團」中計有30人被嚴刑拷打逼供，18人被逮捕入獄，最長的坐牢28個月，最短的也坐了8個月；7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4年，長的判了20年，其中6人致死，5人致殘。這就是「五洞反革命集團案」中的「殺夫姦妻案」。由於「反革命分子」特多，本隊的社員要分散交外隊管制、監督，同時還要請外隊人到本隊來當隊長。
這一聳人聽聞的冤案從1968年抓「黑殺隊」開始，於1969年「斗、批、改」當中定案，當地幹部、群眾受苦之深，冤屈之重，罄竹難書。此案雖經受害人（即被該幹部霸佔的陳時元之妻廖某某）多次反映上訴，又經正縣級離休幹部張必烈等3人查證核實，但因派性干擾等種種原因，直至80年代末全案才獲平反，而後，當事人陳某某已死，只好不了了之。[14]
黃塘公社有8個知識青年參加修水輪泵站非常賣力，被群眾譽為「八大金剛」。因8人特別團結，有人便懷疑他們可能有不軌行為，公社「一打三反辦」旋將其定為「反革命組織」，名稱就是「八大金剛」。抄家時抄出一張8人合影照片，以此為「反革命集團」的「證據」，又將一首自勉詩說成是「反動綱領」，一張壽筵入席名單說成是「反革命組織」成員名單。在「如山鐵證」面前，這8個人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結果查了半年，什麼「反革命活動」都未查出來。谷州公社的3個下鄉知青因晚上喜歡聚在一起散步談心，也被懷疑是搞「反革命活動」，畫地為牢，慘遭橫禍。
那時整人的花樣百出，什麼殘酷，什麼刺激「新鮮」，就用什麼。在運動中，雙清公社雙龍大隊院子生產隊貧農張自衛被指控為「與反革命有牽連」，遭到種種酷刑均不肯「認罪」。有人便想出一個毒招：讓張屁股半蹲，雙腿微屈，如同打拳的坐樁一般，腳板下各放青磚一塊，雙膝上再各放土磚一砣，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標一柄，標尖向上，對準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籮索上，再用兩根稻草把兩個大姆指吊起來，名曰「煉功樁」，兩分鐘不到人就昏厥。
抓經濟問題，整人整得更慘。例如，和平公社新河大隊張十延是個祖傳牙醫，技術好，醫德佳，很受人歡迎。他與生產隊簽訂合同外出鑲牙，按規定繳款。運動中說他在外「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賺錢蓋新房，將其關押批鬥，其所有財產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內一律沒收充公。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隊赤腳醫師簡雪波，在運動中被指控為「有經濟問題」，是「新生的資本主義」典型，被關在大隊部辦「學習班」，後來慘死在被關押的小屋裡。河伯嶺林場馬頭嶺工區婦女主任鄧細妹懷有5個月身孕，「一打三反」中遭誣陷，強迫她脫光衣褲坐在裝滿水的大澡盆裡，名曰「坐水牢」，最後被活活折磨而死。陳勛堯是河伯公社上陽大隊19生產隊人，貧農，曾販賣過幾疋土布，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當作「投機倒把分子」批鬥，背脊骨被打斷，睪丸被捅爛，疼痛難忍，上吊自盡。死後當地幹部不准家屬哭，不准送葬，還要在棺材上貼上「反革命分子陳勛堯死鬼滅魂」的字條，勒令他兒子陳上喜照著念，念完後還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陳勛堯」的口號。謝習之乃九公橋公社湘河大隊人，貧農，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業3年，每年按規定繳款投資，未欠集體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縣革委會」工作組進駐該隊，將他定為「資本主義典型」，算了3筆「剝削」帳：3年中先後帶徒弟6人，每人每年算雇工剝削180元，共3，240元，按60%退賠，計1，944元；在外給人打晒簟936床，每床暴利0.5元，計468元；在新寧縣花500元買了一座舊屋架子回家修屋，剩餘部分木料，做了4副棺材，出賣2副，得230元，重罰500元。3項合計2，916元，責成立即退賠。謝思量全部家當也沒有這個數，被逼懸樑自盡。劉再興是新建公社新民大隊團支部副書記，貧農，回鄉知青，因愛提意見被人懷恨在心。「一打三反」時被誣為反革命，關入烤煙房，打得遍身鱗傷。他咬破手指寫血書，說自己不是「反革命」。被釋放後的一天，劉正在理髮，被人叫去大隊部，一個多小時以後，被吊死在樑上。不但無人追查其死因，反而將其宣布為「反革命」，為其畫相供大隊和生產隊批鬥。
以上只是少數幾例。全縣農村的「一打三反」歷時一年，共有19，721人受到迫害，其中貧下中農17，016人，約佔受打擊人數的90%，6，417人被關押，15，340人被打成「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定性金額123萬多元，抄家1.6萬戶，抄走各項財產無數，有307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殘廢，不少人被整得傾家蕩產、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這是邵陽縣繼「抓黑殺隊」、「刮颱風」後的又一次浩劫。
四、充滿荊棘的冤案平反之路
與其它地方相比，邵陽縣的政治運動的殘酷與多發均屬罕見。但這些運動早已使當地政界的人際關係異常複雜，形成一個個利益死結。1974年試圖平反冤案而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勇者楊蔭甫還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在這種局面下，當全國大多數地區的冤假錯案已經平反時，只有邵陽縣還徘徊在歷史罪錯的陰影之中。
1.1974年冤案調查，查冤案者反蒙冤
1973年楊蔭甫任邵陽縣委書記時，曾經給邵陽縣帶來過一縷短暫的春風。楊蔭甫是河北省灤縣人，1949年3月隨軍南下，歷任邵東縣區委書記、縣公安局長、縣委書記。「文革」初被打倒，下放到農場餵豬。1972年9月，調邵陽縣任縣革委副主任，1973年7月改任縣委書記。這種經歷使楊蔭甫與邵陽縣的政治勢力無任何利益關係，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當地的政情。更重要的是，從1968年抓「黑殺風」以來，一直在邵陽縣主政的柴德林此時退居二把手位置。
楊蔭甫履任之後，發現邵陽縣的極左問題極其嚴重，在「抓黑殺隊」等各項運動中死人上千，僅次於以濫殺聞名於世的湖南道縣，遺留下來的政治恩怨更是糾結牽纏，民怨鬱積。這些情況使楊蔭甫寢食難安，他多方奔走，獲地區領導批准，組織聯合調查團，第一次大膽地摸了這個極左路線的「老虎屁股」。當時確定的調查措施及後續措施有二：第一、對農村組織地、縣聯合調查團，分期分批調查摸清抓「黑殺隊」的死人情況，再依法處置；第二、對機關單位「清隊」中被錯誤地開除的幹部適當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但一則由於當時全國的政治大氣候仍然是極左當道，二則因為邵陽縣的極左路線一向較其它地區更甚，多年的政治鬥爭使利益關係盤根錯節，情況格外複雜。楊主持的調查處處受到掣肘。
1974年4月，由100餘名幹部組成的調查團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全縣自1968年以來「黑殺風」前後所發生的濫殺事件，包括「刮紅色政治颱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在內，做了一次全面調查。1974年5月1日，中共邵陽地委正、副書記，邵陽軍分區司令員、政委等地方軍政要員齊集邵陽縣委，聽取調查團的匯報。一條條人命、一樁樁血案，使得領導們喉哽鼻塞，熱淚盈眶，一致表示要堅決落實黨的政策，糾正極左遺患，地委將從財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陽地委還以14號絕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匯報。
同年5月，調查組把「抓黑殺隊」和「一打三反」中使用過的刑罰，篩選、彙集成72種，再用一尺見方的硬紙板，用漫畫形式繪製成「72種刑罰圖」，公開展出。結果大受歡迎，大家一致要求由縣總工會牽頭，組織匯報團，帶著「72種刑罰圖」層層上訪，既向各級領導機關詳細匯報、展出，又能收到較好的直觀效果。
7月初，5人匯報團組成，由張介山、尹邦宋負責，從地、市到省，層層組織大中型匯報會，場場爆滿，反響極為強烈，紛紛要求將責任人繩之以法。時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孫國治表示：問題一定要徹底解決。匯報團於14日到達北京後，找到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該站人員聽說是匯報一個縣的情況，十分熱情，由站領導親自聽取匯報，整整聽了一天，邊聽、邊問、邊記，非常認真負責。接待站負責人最後表態：「一個縣死了那麼多人，那個主要領導是要負責任的，我先給你們省裡打個招呼，要他們調查處理上報，再將你們的匯報材料整理成書面文件，上報黨中央，請你們先回縣裡等候消息。」誰知匯報團回縣後左等右等，什麼消息也沒有等到。這期間發生了一件怪事，「72種刑罰圖」被人從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據說至今還收藏在邵陽縣公安局的檔案櫃裡，當作一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磅炮彈」，準備「秋後算賬」用。
1974年冬，冤案調查工作有了眉目，被錯誤開除的職工也收回了300多人（不到被錯誤開除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然而，全國「批極左」的大氣候卻轉了向，左禍又成熊熊之勢。於是，在邵陽一種說法佔了主導地位：調查「黑殺隊」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是「為牛鬼蛇神翻案」；楊蔭甫是「反黨亂軍的派頭頭、派書記」。於是，以「貧下中農」為名的告狀信不斷向地委、省委飛去。1975年5月，沒有地方勢力根基的楊蔭甫被迫調離邵陽縣。這項意在尋公義、正人倫的調查，也為楊此後的仕途埋下了「地雷」，成為他後來屢屢挨整的主要原因。1976年冬，「四人幫」被粉碎。這本來是給極左路線的當頭一棒，在「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時，省委向邵陽縣這個「文革重災區」派出了工作組。但該工作組卻依靠邵陽縣委堅持極左路線的原班人馬，給反極左的原縣委書記楊蔭甫硬戴上「四人幫黑干將」的大帽子。他們聲稱：「1974年楊蔭甫在邵陽縣的所作所為，是向‘四人幫’提供進攻中國共產黨的黑炮彈，就是篡黨奪權，就是為地、富、反、壞、右翻案，做了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從此，楊蔭甫成了邵陽地區的頭號清查對象，後被撤職，留黨察看兩年，調省醫藥工業研究所守大門。邵陽地委同時還宣布：將1974年楊蔭甫主持的有關抓「黑殺隊」等的調查報告、領導講話、工作簡報、統計數字及其他一切有關資料，通統作廢並徹底銷毀處理。結果，凡是參與或支持地、縣聯合調查團調查過「黑殺隊」的人，都成了「楊蔭甫之流」或「四人幫的殘渣餘孽」，遭批鬥、拘捕，甚至被投入監牢。筆者亦是其中之一。
1978年以後，全國各地都在大力「撥亂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糾正」，徹底平反冤、假、錯案。而中共邵陽縣委反而利用「清查」的機會，以「積極參與並支持大亂邵陽縣篡黨奪權活動」的罪名，多次下發文件，處理幹部14人，其中撤職10人，黨紀或政紀處分4人，進一步製造出一批冤、假、錯案。[15]
不過，楊蔭甫主持的調查畢竟為邵陽縣1968年抓「黑殺隊」以來製造的各種冤假錯案，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這也是筆者寫作此文、見證這段痛史的重要材料。
2.不徹底的平反冤假錯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邵陽縣委挂出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的牌子，除了全國皆推行的「右派」「糾正」，「地、富」「摘帽」外，該地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即對「文革」中抓「黑殺隊」、「刮颱風」、「清隊」和「一打三反」中傷亡人員及財產損失作第二次調查摸底。這次的處理方法是：政治上平反，經濟上適當補助，全縣共補助幣22，080元。處理極不徹底，依然上訪不斷，鳴冤不止。
1985年6月，羅安榮任邵陽縣委書記，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號文件的精神，決定對「文革」中抓「黑殺隊」等一系列亂殺人事件作第三次調查處理。當時，邵陽縣的幹部們因各自的利益關係，對處理「文革」中的各種亂殺人事件認識差異很大。有的重彈老調說，「貧下中農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要搞，會影響大局，不利於安定團結」；而有些出身較好的受害人親屬則揚言，「政府不管自己管」、「血債要用血來還」，大有報仇血恨之勢，如果任其發展，後果不堪設想。針對這種種思想情況，縣委新班子以省委文件為依托反覆強調：殺人是嚴重違法的犯罪行為，依法處理「文革」中的亂殺人事件，是伸張人倫，伸張正義、伸張法紀，伸張大是大非，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受害人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的重大舉措；「文革」中的亂殺人，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不能再用以牙還牙的方法來處理，只能在法律的基礎上，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公平合理地解決。隨後，邵陽縣學習、借鑒了道縣的經驗，組織了230人的「專案班子」，專門從事落實政策工作，對在「抓黑殺隊」、「刮颱風」、「清隊」和「一打三反」等運動中的死人問題，作第三次調查摸底。
經過這次調查，按照「特殊情況，寬嚴適度」的原則，邵陽縣重點立案查處亂殺人事件134起；查處主要責任人280人，清查後定性處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的19起，責任人30人，紀律處分217人，其中開除黨籍128人，留黨察看63人）；受處分人員中，國家幹部34人，開除出黨11人，留黨察看9人，農村黨員受處分的208人，其中大隊以上幹部152人，定為殺人罪的117人，犯嚴重錯誤的19人；因主要責任人巳死或責任分散未立案查處的92起；對947位受害者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用縣政府紅頭文件發平反通知書；對死者遺屬按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常年分月補助，對致傷致殘者發定期生活補助費，有房屋和財產損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損的折價賠償，被迫外逃者照樣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鄉安居樂業；對有特殊困難的遺屬，批准解決農轉非7戶10人，招工商戶2人。原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縣政協主席黃明軒，原區委副書記蔣昭元屬於「造反」起家的幹部，按「清查三種人」的原則處理，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而在殺人事件中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陽縣的幹部民眾對其怨恨頗深，無法立足，早於1977年12月調離了邵陽縣，遷回其老家黑龍江省呼蘭縣。對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關方面並未給予任何處理。
直至1987年底，對邵陽縣始於1968年抓「黑殺隊」以來的系列殺人事件的追究處理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文革」在中國的結束時間是1976年，而邵陽縣平反「文革」期間大規模殺人冤案，卻比「文革」結束晚了將近10年。在邵陽縣，從冤案始直至平反，前後經歷了八屆縣委領導，其間種種政治較量，的確耐人尋味。更令人不滿的是，當年首倡調查「抓黑殺隊」的楊蔭甫等一大批幹部，曾因「篡黨奪權」罪名被撤職或遭黨紀、政紀處分，他們至今未獲任何甄別，更談不上對他們落實政策。當時對他們作錯誤處理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這些受冤幹部的檔案袋裡。「文革」過去已30多年了，但在邵陽「文革」餘毒至今依然存在。
註釋：
[11]陶柏榮，「一件欣慰終身的事」，《邵陽晚報》2005年4月19日10版。
[12] 陸古成，「回憶」，作者手稿。
[13] 出處同注6。
[14] 張必烈等調查材料，「五洞反革命集團案」。
[15] 出處同注6。
（全文完）
「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一)
「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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