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受到懲罰的典型案例，《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就寫了好幾個。1974年，太原市的國家幹部張珉等12人，出於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擔憂，對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和散佈的種種謬論，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山西省公安機關根據省委書記的指示，於1975年將他們逮捕。粉碎「四人幫」一年又一個月後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又根據省委的決定，判處張珉等3人死刑、1人無期徒刑、6人有期徒刑、3人管制3年。張珉等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在院長江華的直接過問下，於1979年2月，山西省高院才撤銷原判，無罪釋放。承德市的青年女技術員董秀芝，因反對林彪、江青的罪惡行徑，於1970年被捕，判處死刑。還沒執行，林彪就叛逃。河北省革委會改判董秀芝無期徒刑。粉碎「四人幫」兩年後，董秀芝才被釋放出獄，但承德市委給她留了一條尾巴——「有錯誤觀點」，不予平反。她受了8年的折磨，留下了難忍的病痛，生活困難，又無工作，曾兩次跳樓自殺。承德市的廣大幹部群眾義憤填膺，紛紛為她打抱不平。直到1979年9月，承德市委才為這個活著的張志新平反。張珉案和董秀芝案，山西省委領導和承德市委領導能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嗎？
張志新因反對林副主席而獲罪，但她又是林彪罪行暴露後慘死於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之手的。毛遠新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嗎？但他後來又是毛澤東身邊的「聯絡員」。據《中國「左」禍》記載，1975年夏天，毛遠新曾代毛澤東「批示」報告，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高潮，又及時整理出《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為這場運動煽風加油。我不清楚「聯絡員」為何等官職，只是在一些反映宮廷生活的影視劇中看到過皇帝身邊手執拂塵的太監。他雖無官無職，但可以代皇帝傳聖旨或口諭，文武百官都得俯伏在地山呼萬歲。有時還假傳諭旨，加害忠良。我這聯想也許是荒謬的，但歷史上竟有如此荒謬之事！
讓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知識份子，為什麽與歷代的農民運動一樣，依然沒有擺脫對知識份子的偏見？毛澤東在建國前的困厄時期，對「左」傾路線和錯誤一直比較警惕，也比較注意發揮知識份子在奪取政權中的作用。但建國後，他發動和部署的一樁樁運動與鬥爭，卻任意踐踏知識份子所擁有的思想、學識和尊嚴，乃至生命。1964年3月28日，他在一個座談會上插話：「知識份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教授不如學生，學生不如農民。」1966年3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又說：「學術界、教育界是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手裡握著。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壟斷了。」（引自《晚年毛澤東》）。幾乎任何運動初起，都要到中國文壇割肉祭旗。
胡風一封「萬言書」，惹出了一個「胡風反革命案」，2000多名知識份子挨整；反右運動，幾十萬知識份子被打進地獄；在十年動亂裡，被關押、批鬥、抄家、流放者不計其數，被迫害致死的全國知名作家、藝術家就有200多名。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寫了吉林光機所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單奎章的點滴事跡。他不但宣稱「知識越高，權威越大，思想越反動」，還用極下流的語言辱罵知識份子是「豬」「狗」「鬼」，「一肚子黑心爛腸子」。他公然叫囂：「對知識份子鬥爭就是政策」，「就是要把知識份子打個落花流水」，「打個人仰馬翻」，「打個靈魂出竅」。他在光機所抓出的「特務」或當「特務」隔離審查的多達166人。他動用多種酷刑逼供——科技會員證就是「特務身份證」，收音機就是「收發特務情報的電臺」，個人存款就是「特務活動經費」，照相機也是「特務活動工具」，甚至通曉哪國語言、去過某個國家，也成了那個國家「特務」的證據。在這樣慘無人道的殘害下，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殺。他還喪盡天良地說：「自殺說明他問題嚴重。」這樣一個以知識份子為仇、視科學為惡罪的人，因整知識份子心狠手毒，還被提為省委候補委員，當上了省科技局局長、黨組書記。在那特殊的年代，單奎章似的領導恐怕並非個別吧！學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1966年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8年8月，毛澤東又決定派工宣隊進駐學校。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其他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永遠領導學校。
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不少學校都由文盲、半文盲當了「校長」，真正做到了外行領導內行。被劃為資產階級範疇的知識份子成了專政的對象。在中國知識份子升沉浮降榮辱興衰的命運之河裡，連反右時得意忘形的吳晗，也和早年的右派坐在了一條破舢舨上。吳晗夫婦先後被整死了，連他的女兒也被逮捕關押死在獄中。凡與《海瑞罷官》有牽連的人都沒逃脫那場劫難：為吳晗鳴冤不平者，不是被整死就是遭到令人髮指的殘害；批吳晗但沒按上峰定的調子唱者，也被打成「假批判、真包庇」的「反革命」；編演過海瑞戲和為編劇提供過參考書者，也被羅織罪名，加以迫害；看過《海瑞罷官》後說過幾句好話者，也被誣為「牛鬼蛇神」；和吳晗合作寫過文章，或所寫文章與吳晗的文章在體裁、風格上相似者，也被說成是「三家村」「四家店」，一批又一批地被揪鬥；即使在多年前不同意吳晗某些觀點，曾寫文章和吳晗進行學術討論者，也被扣上折衷主義等帽子。吳晗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昆明的一次演講時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面鏡子，今古對照何其相似。」其實，他也是一面鏡子，一個中國「左派」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鏡子。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終於落幕了，不少人都在反思。文聿在《中國「左」禍》說：中國建設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為什麽我們越來越落後了呢？原因可以找出好多條，最主要的是領導們把精力放在整人上去了，一個接一個的整人運動，把一大批有用人才整垮了（我國絕大多數人都承認朱鎔基是個能人，無論是反右還是文革被整的人中，不亞於朱鎔基者不知有多少），把國家也整窮了（別說建設，老百姓連最低生活也難維持）。陸定一經歷了文革，於光遠到醫院去看他，他對於光遠說：「我們過去做的事情，不就是整了一個人接著再整一個人嗎？」有個老知青說：「我們起初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最後成了殘酷鬥爭的犧牲品。」這些人先整人後又挨整，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與感嘆。
無論是反右還是文革，都能夠將一個不容置疑的好人，變成一個不容置疑的壞人；能夠將一場千真萬確的浩劫說成是一場千真萬確的「革命」。所謂繼續革命，不過就是整了一批人再整一批人的政治運動。胡平在《禪機——1957年苦難的祭壇》中說得更深刻：人們從此開始明白了什麽叫「運動」——是一位手腳利索的魔術師，不要兩下子，就能將一個千真萬確的好人，無需商量地變成一個千真萬確的壞蛋；是一個將人的全部聰明才智由文明世界引向大森林裡去的精神返祖現象；是一場將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質蒸騰掉，只在人們的臉上剩下無恥、虛偽、殘忍、狡黠、苟且、自負、麻木、自卑等白花花鹽鹼地的酷烈的夏季狂飆；是一次自殺不叫自殺而叫「交代」、他殺不叫他殺而叫「揭發」，而且沒有任何一家法院會睜開眼睛加以理睬，多半要等到遙遠的日後，歷史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才有可能審理的空前規——59——模的集體犯罪；是利用人的生存、發展的願望或恐懼，去調動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是意識形態的盛宴，是山河封凍的標誌，是經濟落後乃至頻臨崩潰的障眼法。在幾十年一貫制的運動中，唯唯諾諾叫「與黨委保持一致」，苟且偷生叫「站穩立場」，落井下石叫「劃清界限」，人云亦云叫「緊跟形勢」，反戈一擊叫「戴罪立功」；明哲保身者四季平安，圓滑世故者處處吃香，見風使舵者永遠正確，損人利己者必受重用；告密者有功，誹謗者有賞；謊言成了真理，虛偽成了忠誠；一輪輪的迫害是「繼續革命」，互相殘殺能當「英雄好漢」。運動造就了三種人：革命群眾——甘當馴服的工具，今天反右派就去反右派，明天拔白旗就去拔白旗；受難者——被整得死去活來，死者長已矣，而活著的則「人還在，心不死」，場場運動都是現成的「運動員」，家屬受株連，子女成了「狗崽子」；人精（又稱人妖）——他們能像一種蜥蜴一樣在不同的光照下變幻自身不同的顏色，反右，他比誰都左，反左，他又比誰都右。
運動，傷害了一大批正直者，1957年的彈指之間，多少家庭，像一顆顆原子核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隨紅旗東征西殺的中華兒女，在和平歲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流彈擊斃！一個以知識和知識份子為敵的社會，思想和科學受到了糟蹋。但「運動」也並非毫無是處。它養肥了一些撒旦，也讓人識破了一些猶大的真面目。同時，運動還是運動自身的天敵。毛澤東自認做的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不是像推土機一樣推倒了在車水馬龍中的運動中製造的遍及全國的冤獄嗎？不是把林彪江青一夥推上了審判臺嗎？胡平這幾句話更令人玩味：讓毛澤東的遺孀像一條落水狗似的站在法庭上，但從落水狗最後的叫喚裡，除了能使世人更深入地洞察毛澤東所必須承擔的歷史罪責，並不能讓歷史承認江青是當代的妲己、武後……但是，上級的決議和領導的指示是不能違背的，史學又只是「為觀念服務的工具」，即使「洞察」了，又能怎麽樣？
有人說：反右是文革的預演和起因，文革是反右的必然結果。葉永烈也說：「正是一九五七年的‘左’的不斷發展，才導致了九年之後‘文革’的大爆發。」解放後從境外歸來的蕭乾說，他從「三反」起，每次政治運動中，三個「難道」就總湧上心頭：難道這就是革命？難道革命非這樣不可？難道亞非拉人民也會走上這條路？崔永元卻認為「左」的歷史還應上溯幾十年。他在《離歷史近一點》一文中回顧了上個世紀初蘇維埃政府的一段「左」傾路線的歷史，併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共存在了五年零十個月。凝神一望，我們今天的諸多實踐分明是那五年十個月的延續，其中不乏彎路重走的經歷，這不能不說與淡忘歷史、不汲取教訓有關。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也提到，從中央蘇區殺「AB團」，延安搞「搶救運動」，到執政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這一出出自相殘殺的歷史悲劇為什麽出自本該光明磊落的共產黨人之手？巴金曾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時隔幾十年，巴老已作古，也沒看到籌建「文革博物館」的信息。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的節目主持人楊錦麟於5月16日大發感慨：今天是爆發史無前例的「文革」四十週年，大陸媒體卻隻字沒提！不久，媒體透露，文化部長孫家正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國家博物館正在收集「文革」資料，以進一步研究這段歷史。隨即，《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說：「父輩們，請原諒我們的無知，我們能夠說出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我們能夠將清朝的皇帝正說戲說個不停，但對於文革的歷史卻知之甚少。」「為了孩子們，你們就做一個家庭的司馬遷吧，用你們的筆告訴我們所關心的一切。」「我們才能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麽，才能用我們的智慧理解為什麽這一切會發生，如何避免這一切再發生。」由此我不由得想起巴金的《隨想錄》中有一篇題為《決不會忘記》的短文。他認為，我們這些身經者應該把那個黑暗時期的情形寫下來，留給後代作「下結論，寫歷史」的真實材料。他說，「我相信歷史，將來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裁判的。」他質問那些大喊「忘記！忘記！」的人們：「難道為了向前看，為了向前看，我們就應該忘記過去的傷痛？就應該讓我們的傷口化膿？」（引自王西彥《煉獄中的聖火》）。
但願歷史不再重演，也願史學不再是為觀念服務的工具。
来源:《往事微痕》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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