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奶奶是我父親的四嬸—我祖父兄弟四人，她是老四的妻子。
四奶奶生於清末，見證了整個中國近代史。文革中我作為下鄉知青回老家見到她時，她已是年過古稀的老嫗，瘦骨嶙峋、彎腰駝背、白髮蒼蒼，歲月在她臉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當聽說我父親的名字時，她急切地伸出滿是筋節的手拉住我仔細端詳，關切地詢問我的父母，摯愛之情猶如春風撲面而來。儘管我已吃過飯，她還是煮了一大碗挂面臥上兩個雞蛋讓我吃掉，在那貧窮的年代、貧窮的家庭裡，我感到了這個大碗的份量。那時的我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她的愛讓我每當實在太想家時就去依偎她，在那裡放淡對父母的思念。四奶奶和她的兒子—佑叔相依為命，佑嬸已去世了。
後來，我的四嬸告訴我：四奶奶是被殺家屬，你少去那裡。（即被政府殺掉的人的家屬，是專政對象）她還講給我聽四奶奶的故事。
原來，四奶奶曾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佑，二兒子叫保，兩個孩子在村裡讀完私塾，佑外出繼續求學，後在秦皇島找了份工作，保留在父母身邊。四十年代，年輕的保參加了中共的地下黨，村裡還有一個地下黨員叫劉四兒，是個惡棍，比保大二十多歲，保看上了一個年輕的寡婦，準備娶她進門，已有妻兒的劉四兒也看上了這女人，他知道無法和保競爭，就設下毒計，在一個夜晚，騙保出來，趁其不備一槍打死了他，然後撒謊對上級稱保是內奸。人死無對證，沒有人去查這件事的真偽。四爺爺連驚帶痛，幾個月後就去世了。剩下四奶奶在苦思愛兒和丈夫的悲慟中煎熬。那劉四兒自然如願地霸佔了寡婦。中共建政後，劉四兒當上了村支書，一干十幾年，文革前才卸任。四奶奶也就成了被殺家屬，一有運動，就被拉出來示眾、批鬥。村民很淳樸，提起劉四兒多一言以蔽之曰：「畜類」。我看見他時，他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終日拄著拐，白鬍子上面永遠掛著兩道鼻涕，白眉毛下兩隻小眼睛惡狠狠的。全村都知道他常到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家去睡覺。劉四兒和他兒子大雪一家七口一起生活。下鄉時我住在四叔家，他家與劉四兒家只隔一道牆—四叔說：原先隔著一條路，劉四兒當書記時把路截斷並圈進自己家，就成了如今的樣子—劉四兒院裡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樹，葉子散發著芬芳的香味。我經常在晚飯後獨自坐在院子裡，享受一會兒清淨，那時柔和的月光灑滿庭院，牆那邊不知名樹葉的香氣在空中流蕩，村子裡靜靜的，煩惱和勞累在這一刻全被忘記。這時經常聽見牆那邊大雪媳婦的女高音：「老獠子X的，如何如何。」而大雪則從不出聲。這「老獠子X的」就是兒媳對他的敬稱。
四奶奶獨自一人生活了十幾年，1959年全國經濟困難，許多企業、事業單位下馬。大批人員被下放到農村，佑叔也在其中。他帶著妻子回到了家鄉，妻子不會幹農活也不適應農村的貧窮生活，病病怏怏的，四奶奶老了，佑叔從小在外，也不會做農活。但是沒有辦法，他要養活妻子和母親。我知道干農活的苦楚，哪裡只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那還有腰酸、胳膊疼、滿手大泡！就是摘棉花那最輕鬆的活，也是兩個小時後沒人不喊腰疼。而且能掙來什麼？我幹一年連口糧都掙不夠。真不知佑叔是如何過來的。幾年後，他的妻子死了，葬禮之後，佑叔更加沉默寡言，五十歲的人就彎了腰，沒有錢用，賣掉了院裡的南屋。聽南屋住的蘭馨媽說佑叔夜裡經常不睡覺，獨自坐在窗台上，望著月亮。不知他是在思念亡妻還是在思慮這艱難的日子。
幾年後，我回了城，後來聽說四奶奶和佑叔先後去世了，沒有留下後人。
1990年的一個秋夜，我做了一個清晰的夢：看見四奶奶和佑叔住在一間水泥板搭成的房子裡，房子一側頂上往下流水，四奶奶說她很冷，叫我給她織毛衣。我那時是個堅定的無神論者，因為對四奶奶的愛和思念，這個夢讓我不安，我決定做一些事，給自己一個心靈上的安慰。我買了一些燒紙，去找堂妹—我四叔的女兒，請她帶回家，勞駕四嬸燒給四奶奶。半個月後，堂妹回來告訴我：四嬸去上墳燒紙，發現四奶奶的墳漏了。
我的無神思想崩潰了，從此以後誰再說「人死如燈滅」，我都不信。每次將近清明節、陰曆十月初一，我都會按當地習俗用紙糊一個大大的信封寫上地址、裝上紙錢，在午夜時分到十字路口燒給四奶奶和佑叔，據說那時會有冥間郵差把信收走，當那通紅的火苗燃起時，我會遙向故鄉虔誠地默祝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生活得好些，不要有在人間的這多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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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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