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槍殺法官案後現場
最近幾天連續發生了幾樁血案，其中包括永州血案和河南鄭州血案，那麼正好上週是六四21週年，那我們就談一談這幾樁血案和21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有什麼關係。
現在看一下這兩樁案子，一樁是在永州，一位運鈔車的押送隊長朱軍，挾帶衝鋒槍到法庭去掃射，結果3位法官喪命，有多人受傷。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出現一個沒有預料到的現象，就是當地的民眾，很多受冤屈的民眾自發的來到法院，來控訴當地包括法院在內的地方官府的黑勢力和自己受害的情況，而且悼念槍手，向槍手獻花圈，抬著花圈遊行，有數百人衝擊法院，它的這個後效應甚至超過了血案本身。
第二個事件就是在河南鄭州管城區有個叫十八里河鎮的地方，那裡有個村莊叫南劉莊。由於政府去非法拆遷，當時動用了超過500名公安警察和防暴警察，去的時候就帶了消防車和急救車，結果在村民阻止拆遷過程當中，有一位60多歲的村民劉大孬為了保護自己村莊的村民就用自己的一個箱型貨車阻擋在警察和村民之間，而且阻止拆遷，結果被警察砸碎車窗，而且還揮拳毆打他。劉大孬就開車撞擊拆遷者，結果造成了4死10幾人受傷。這個劉大孬後來就去自首了，而陪同他去自首的村民也被抓了，至今還沒有全部放回。
對於這兩個事件，官方媒體進行了報導，民間也有很多目擊者把這事件發生過程傳了出來。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官方媒體報導，它報導的是不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它們隱瞞了什麼。在朱軍法庭槍擊案當中，官方媒體的說法主要是說朱軍本人在2006年的時候有一個離婚案，他不服判決，最近一段時間說他患了癌症已經到了晚期，所以他心情很不好，導致最後產生報復。按照官方媒體的說法，這個案子完全是由他個人特殊情況所造成的。離婚案很多，但是沒有人離婚會想到去殺人，去報復法官；那如果說是癌症，那癌症患者也很多，也不會有人因為自己患了癌症而去殺人。所以這個案子應該是很特殊個案，如果按照官方媒體說法。那麼事情究竟是不是這樣？如果是2006年的離婚案，為什麼3年多將近4年了，他都沒有去報復？這個官方媒體顯然是隱瞞了什麼事情。
劉大孬的案子官方媒體報導的重點，歸納了一下它就是說，被拆遷的那些人是自願拆遷，而劉大孬是在拆遷的時候，他阻止，而工作人員再勸說他的時候，他突然開車壓人，而且車子衝過去以後轉了一圈回來以後又衝向村民，當時報導的時候說警方正在實施抓捕。這個事件它是報了，但是這個事件和目擊者和當地村民所看到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實際情況根據當地村民反映的，是當時當地的村民全部都拒絕離開，因為當時去拆遷的官方並沒有有效的文件；劉大孬之所以突然開車是因為他被警察砸碎了車窗而且被毆打，這才啟動車子去撞擊那些拆遷者的；他車子開回來並沒有撞擊圍觀的村民，在死者當中只有一個是村民，而這個村民是隊長，他是站在拆遷隊伍一方在幫助拆遷的；而且警方並沒有去實施抓捕，劉大孬是村民和家屬勸他去自首。當時他們想去到北京去自首，但是這時候當地的警方已經趕到北京去抓捕他了，警方不想讓他到北京去自首。由於一自首的話就會把地方的這些事情透露到中央去，而對於他們來說的話，禁止越級上訪和把所有的問題苗頭處理解決在地方的這個要求做不到的話，那他們的烏紗帽或者是升遷就會受到阻礙，所以他們不許他到北京去自首。於是北京去不成，村民陪他到河南省公安廳去自首去的，結果陪他去的村民也都被抓了沒有回來；後來人們要求去放人，結果去要求放人的村民又被抓了。
我們看到這兩個官方的報導的特點，都是雖然對事件本身有所報導，因為它瞞也瞞不住了，這就是中共最近這一二年對於突發重大事件報導原則，網路的發達使得它們不可能完全把它隱瞞掉，於是只能說搶先報導而且是它們的報導為主。那麼在這兩個報導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它都是淡化隱瞞或者是歪曲肇事的原因，而且歪曲了當時現場發生的事實整個事情的經過，而把這些受害者，在朱軍案當中是法官，在劉大孬案件當中是去參加拆遷的那些人，在這兩個報導當中，都把受害者說成是無辜的。
事實上我們看這起案子當中，受害者顯然罪不該死，但是你要說他們是無辜的，這絕對不是事實，就這些人絕對不是無辜的。事實上我們看到這兩起案子當中，所謂的受害者其實都是掌握了強權，而且是在政權的這一方，用所有政權的力量和他們自己非法掌握的政權的力量，來迫害無辜無權無勢的民眾的。
就在上個月和前個月我們還看到了連續發生的校園屠殺兒童的案子，在這個月我們看到的是對一些代表權力的官員的報復或者是反抗。當然我們現在還很難說這是不是一種趨勢，就是把報復的矛頭指向比自己更弱的無辜的兒童，是不是轉變成了針對權力的報復，我們現在還不能這樣說，因為這只是兩起個案。從校園的屠童案和這兩起這個案子看來，就中國的社會正在進入一個高危時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那麼這兩個事件發生以後我們看，包括前一段時間的屠童案，當局以什麼來做對應？一個呢是加強戒備，怎麼加強戒備？幼兒園的保安或一些工作人員都發了這個鋼叉，據說是保護兒童。那我們看到在網路上有一些流傳的照片，可以看到在一個幼兒園的門口，當幼兒園的那些兒童們去上學的時候，門口拿著棍棒的保安排成人字型展開，好像是夾道歡迎，這種讓去上學的幼兒園的孩子也好，小學生也好，肯定是嚇壞了，因為這種陣勢，每天排這種陣勢來保護兒童是非常不現實的，除了是為了表一個姿態，就是也是做一個校園保安的形象工程以外，其他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更有意思的是，在永州血案發生的第二天，北京市的部分法院就升級了法院的安保措施。據報導說在豐臺法院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要佈署加強法院的安保措施，包括法警大隊緊急動員。去採訪的記者還特別注意到，就是當安保升級以後，進門要過三道檢查，隨身物品掃瞄、金屬探測器、還有就是手持掃瞄器貼身掃瞄。
就在這個當天，也就是永州血案第二天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也召開了會議，佈署加強安保的事情，法警大隊還去領取了警用手電筒、電臺、瓦斯噴射罐、手銬、警棍、急救包等「八大件」，同時加強了安檢巡邏和應急等等措施。也就是說發生在永州的血案，結果使得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市的法院去升級加強這個安保措施。也就是說當局本身自己也不把永州血案看成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因為像這種孤立的殺人案在美國其實有的時候也經常發生，但是這種發生孤立的殺人案而不是一種恐怖襲擊是很難影響到其他地區的。像這種永州血案，既然官媒的報導是這麼一種情況的話，那麼根本就不需要北京的法院去升級安保措施，而且既使是北京法院升級了保安措施，對這一類事件也是防不勝防的。
我們可以看到學校出事了，幼兒園出事了，那就去加強學校的保安，那麼肯定是增加了很多保安人員，至少在大城市和一些好的學校，像照片上站在門口的這兩排保安，這個人數就不是一般學校正常的保安措施了；工廠出事，像在這個深圳的富士康出現連續十幾跳的跳樓事件以後，深圳市公安派了200名公安到工廠去巡邏；那現在法院出事了，除了在北京顯然在全國各地的法院都要加強安檢。那問題是中國現在這些大城市裡面安保工作是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屬於高級別的，我想除了以色列之外，以色列因為它的一個特殊的國情、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長期以來處於一個戰爭狀態，那中國現在並不在戰爭狀態。在奧運和上海世博期間，當然這個安保的措施是非常強化的，但是這種強化的安保在奧運以後已經被叫做「奧運安保常態化」了，也就是說全國經過奧運以後，北京和其它的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市的安保已經是處於一個高度戒備狀態，而不是一個平常的和平城市的狀態了。
在這種情況下，全國的大城市早就是處於常規的層層設防了，如果這樣的話，哪個部門出事就加強保安，那不要很久，中國就會只剩下一個職業，就是保安這個職業了，就說在整個就業人口當中，保安所佔的比例會越來越高。當然這種做法，顯然是治標的做法，這種做法顯然不能夠解決任何問題。當局不是不知道，只是當局不能去治本，因為它只要一去治本的話，就把自己政權給治了。
那我們看一下當局是怎麼辦的？當然當局有很多措施，除了加強安保的這一步就是治標的方法以外，它也有一些所謂的治本的措施。像在4月28日，就是中央政法委開第12次全體會議和司法體制改革第4次專題匯報會，在這個會上，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有個講話，這個講話裡面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要加強律師行業黨的建設和律師隊伍思想政治、業務素質、職業道德建設」，他把律師行業裡面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教育是放在第一位的，要求律師隊伍政治上要按照黨的政策走，也就是說律師不是一個普通的職業，也不是一個為他的客戶進行法庭辯護，幫助他的客戶的這麼一個職業，而是一個共產黨的工具。他要求律師變成共產黨的工具，用什麼方式呢？他也說了，「健全律師執業准入機制、執業情況評價機制和獎懲機制」，最後要達到什麼目的呢？要達到建設一支什麼樣的律師隊伍呢？排在第一位的又是「政治堅定」，所以對於律師來說的話，他要求政治上完全靠向中共。
我們要回過頭來看，他就把「准入機制、執業情況評價機制和獎懲機制」作為約束懲治那些不聽話的律師的一個方法，如果我們回憶一下的話，最近律師就被反覆整治，特別是受理一些敏感案子或者是人權案子的，像重慶的李莊案；還有最近因為幫法輪功學員辯護而被吊銷執照的唐吉田律師和劉巍律師；以及去年6月份沒有通過北京律師協會年檢的20多名人權律師。
本來剛出現矛盾的時候，剛受到冤屈的時候，應該是走司法途徑的，中共把司法裡面所有的部分公、檢、法、司，都管在中共自己手裡面，那麼唯一一個站在受害者就是想要通過法律途徑去尋求公道的，唯一站在他們那邊的是部分律師還不是全部的，那麼一部分律師是願意為他們客戶服務的，中共實際上就想方設法的要把整個司法系統裡面僅存的能夠為受害者說一些公道話，能夠為受害者去討一點公道的人，把他們要徹底的封嘴，壓去下。
那麼也就是說，在高壓系統裡面，中共現在所做的就是把最後的一個減壓閥，就是律師幫助受害者辯護的這個減壓閥也給封掉了。那麼整個社會其實現在等待的就是最後的爆炸，當這個高壓鍋一旦爆炸的時候，它是不認人的，它不會像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面，我們上次講的，正常的社會在法律之外的就是冤有頭債有主去針對迫害他的人發泄，或者是去討公道，或者是去報復。
（但）不會這樣的，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這就這個意思。當社會一旦爆炸的時候，在這裡只有受害者，不管是什麼階層的人，不管是你多有錢你多有勢，也不管你多無辜。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現在中共在一心一意作的就是這一件事情，它們以為它們可以免遭後果，但是這個是它們的一相情願。
今天所發生的一切，都和過去這幾十年當中發生的兩大事件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今天中國社會發生所有的事情都是那兩大事件的直接後果。一件就是21年前的六四；還有一件就是11年前開始持續至今的迫害法輪功。
那麼在這兩大事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給中國社會所發出的一個信號和樹立的一個樣板，就是它們會不惜代價的殺掉和平對話和和平請願的人，鎮壓和平對話和和平請願的人。它們給人民一個信息，就是說在中國，和平請願、和平對話是禁止的，是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的。
這兩大事件造成了另一個的結果，中共把任何意見和建議都作為敵對勢力來對待，從而大大強化了權力，和改革開放最初的10年比較，通過六四和鎮壓法輪功以後，中共的權力大大強化了，而且中共官員的權力也大大強化了。比如說在六四以後，原來有爭議的像三峽工程那樣的事件，就被提到了政治高度，而把所有的不同意見都壓制下去了。
而這兩大事件以後，官員個人的權力得到大大的強化，也使得到今天只要你是個官員，就可以濫用公權力。小到在湖北的一個小鎮上，連編製都沒有的招商官員鄧貴大，大到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及其家人，沒有一個人不能夠濫用公權力的。這就使得中國老百姓今天比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時代，都要遭受更多的貪官污吏的盤剝，層層盤剝。
中國在幾千年的王朝統治時期，他的官員人數是很少的，像唐代和漢代的時候基本上是2000到4000個老百姓養一個官員，既使這個官員腐敗的話，每個人負擔相對是要輕得多了。而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像今天在中共的統治下，每20多個老百姓就要養1個官員；而每一個這種類型的官員，包括在村裡面和鎮上那些不在名冊上的官員，每一個都是貪得無厭的，每一個人的消費都要比普通的民眾大幾十倍幾百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普通民眾已經完全被權力和腐敗的網罩住了，根本就沒有掙脫的機會，這是現代兩大事件對今天中國的影響。
今年，我們看一下，無論是紀念六四還是中共封鎖關於六四的消息，雙方的活動都超出了往年，當然作為中共來說的話，它是希望淡化六四。事實上這些年，對於六四確實在淡化，社會關注在國內前些年確實很少，而在國外的話，長期以來也僅僅限於一些民運人士，當然除了香港是個特例，香港21年來堅持每年都要紀念六四的。但是今年我們看到已經連續有幾個跡象表明，在中國無論是國內和國外，對於六四的回憶和對於六四的紀念都比往年有所加強。一個是《南方都市報》有一幅漫畫，當然《南方都市報》自己否認，但是只要看過六四那張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的人沒有會誤解，就是一個學校黑板報，他畫了三輛坦克前面站了一個人，背景是一面中共的國旗，所以顯然的就指的是天安門坦克和擋坦克的人。
在6月3日，六四事件21週年紀念前夕，深圳衛視《正午30分》欄目播出了一個畫面，這個畫面其實是有一個參加座談會的人穿了一件T恤，就是平反六四的寫在那個T恤上面，所以說是因為播出「六四要平反」的畫面和採訪要求平反六四事件的人士，而遭到處分。這是6月3日的事情。
香港是連續21年燭光紀念六四，今年有15萬人參加了第21年的燭光紀念六四的活動；而在美國紐約在六四那一天有一些80後、90後的留學生他們自己出錢製作了一個巨型標語，然後自己架飛機在曼哈頓的上空牽拉這個巨型標語，要求是「昭雪六四，結束專制」，其中這個駕駛員本人是在六四發生的前兩個月出生的，這個就是說80後和90後完全不瞭解六四的，就是在中共這20週年封鎖消息使很多人都不瞭解六四的情況下，他們這一次進行了這個六四的紀念活動。
對於中共來說的話，它當然它想盡方法去淡化六四，所以這些年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因為中共它有一個政策就是全民「向錢看」，在六四以後就是讓大家不要再去關注政治體制改革；不要再去關注民主自由；強制性的進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展，所以造成了對環境、資源毀滅性的破壞，這個發展的基礎就是這樣的。
當然有一部分人就得到這個經濟發展的好處，所以他們就跟著中共的口徑為鎮壓六四開脫，問題是這種為中共開脫或者民間對六四的淡化，它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得益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中共就是指望能夠要作到這一點，問題是像這種急功近利的發展模式，怎麼能夠保持，能保持多久。沒有人相信這樣的經濟能夠持續的高速發展。任何經濟它都有其自在的規律，有波動，有的時候快，有的時候慢，有膨脹的時候，也有衰退的時候。儘管大多數政府都會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介入調控，但是很少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樣完全把自己統治合法性和它的經濟發展速度捆綁在一起的。
第一個，經濟高速發展不可能永遠這樣持續下去；第二個是經濟發展以後的分配不公使得絕大多數人不僅沒有得到利益，甚至原有的利益也被侵吞。像現在在大規模的拆遷的這些被拆遷戶，實際上即使沒有改革開放，那些房子也是他們自己的，現在反而弄得他們自己原來有的財產都沒有了。這兩個因素就導致當經濟衰退的時候，當經濟不能保持高速增長的時候，當社會矛盾衝突加劇的時候，六四這個問題就會不斷的被人提出來，中共不可能收買全國人民，因為中共自己統治集團要獲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它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得到最大利益；因此這個六四的問題就會不斷被提出來，因為在中國有這麼一個事件，可能被人們不斷的提出來。所以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心病，更是中共的心病。
當然我們說港人紀念六四有他的特殊意義，因為港人在中共的打壓下面最能感受到自由的可貴，因此最願意去努力爭取自己的自由。
媒體對六四的報導，中共是想防的，但是這個顯然是防不勝防。在2007年的時候，《成都晚報》在「六四事件」18週年紀念那一天，在分類廣告中就出現一個 「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這個報紙後來是遭到整肅，但是這條敏感的廣告為什麼能登出？就是因為經辦這個廣告的接辦員和2位初審編輯都是剛剛出校門不久，他們不知道六四是什麼，就問這個登廣告的人，登廣告的人說就是一個礦難。所以中共封鎖消息讓年輕人都不知道六四，但是導致的結果是在低層監控的人，從網警到報社的編輯可能他們也不會知道什麼六四，也不會知道那些圖片所象徵的意義。因此，在全國這麼多媒體、這麼多網路的消息當中，可能出錯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它是擋不住的。
中共它是知道這一點的，如果真的像前些年表面上表現出來的，說是人們已經不再關注六四了，忘記六四了，那麼中共完全不必要每年到六四的時候如此緊張，到今年弄了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執勤，它害怕的不僅僅是六四，它現在的統治已經到了看見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程度了。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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