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信1979年應邀去美國進修，行將結束時愛上了美國姑娘伊莉莎白，並旋即結婚。此事在當時引發了一起外交糾紛，在布希副總統和鄧小平主席的合力干預下，最終圓滿解決。以下內容節錄自世界著名舞蹈家李存信自傳《舞遍全球：從鄉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傳奇》：
伊莉莎白的愛和「叛逃」風波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我臨回中國的前一天，在本和張衛強離開公寓之後，我給伊莉莎白和勞瑞夫婦打了電話。勞瑞夫婦和伊莉莎白馬上開車過來，幫助我把行李裝入他們的汽車。
回到勞瑞的公寓，我終於拿起了令人畏縮的電話。
「你好。」本在電話一頭說。
「本，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我直接說，「我結婚了，我先不回中國了。」
電話中沒有聲音。
好半天之後，他的聲音過來了，「不，李，你不能。是誰？」
「伊莉莎白·麥凱。」我回答。
「伊莉莎白？你不能結婚！」他在電話中大喊，「你必須回中國。明天！」
「本，你聽我說，我愛伊莉莎白，她是我的妻子。我有錢後，會帶她回中國，但不是明天。」我說。
「李，我簡直不相信這一切！你這樣做會傷害許多人的前途，我將永遠被中國拒絕入境！」
他的話撕裂我的心，我知道這是真的，我知道自己要承擔傷害別人的責任，我知道本正和文化部商談帶領休斯頓芭蕾舞團去中國訪問演出，由於我的事件，他的計畫很可能破滅。但我也感覺已經被捲入一個漩渦，只有命運才能解決。我多麼想去幫助本，但我做不到。
本緩和了他的語調，「啊，李，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是中國人，屬於中國，你不能留在這兒，你根本不瞭解伊莉莎白。」
「我愛伊莉莎白，我們結婚了，我們很幸福……」
「你們沒有結婚，不要這麼愚蠢！」他憤怒地打斷我的話，「你們在哪兒結的婚？」
我覺得顯然不適合繼續講下去，「本，我要走了。」
「李，你在哪裡？」他焦急地問我。我沒回答他，放下電話後，我將頭埋在手中。
伊莉莎白和勞瑞夫婦關心地看著我，「他說了什麼？」勞瑞問。
我盡量重複了本的每句話，大家都激動起來。可以肯定，我在休斯頓芭蕾舞團將不會有任何前途了。我的心碎了，好像等待被判決死刑的一刻，唯一可以寬慰我的，是伊莉莎白的愛情和勞瑞夫婦的友情。
電話鈴響了，是本打來的。
「不，李不在這兒。」戴華斯回答。
「我和勞瑞講話。」本在電話中說。
「她也不在。」戴華斯說完擱上電話。
又過了五分鐘，突然有人敲門，是休斯頓芭蕾舞學院院長克萊爾·鄧肯。
「你好，戴華斯。我可以和李講一句話嗎？」
「李不在這兒。」戴華斯說。
「真的嗎？」克萊爾追問。
「我像個騙子嗎？」戴華斯說。
克萊爾走了。又過五分鐘，電話鈴再次響起來。
「戴華斯，別耍花招了，我知道李就在你那兒。」本在電話中說，「克萊爾在你的汽車中看見了李的行李。」他停了一下，「她已將你汽車輪胎中的氣放掉了。李的處境非常嚴重，我要立刻和他講話。」
戴華斯不得已將電話給我。「啊！李，」本開始有嗚咽聲，「我完了，我失去了所有的！領事館的張領事認為一切都是我的錯，我是幕後策劃者。你毀了一切！現在我將永遠不能去中國了！」
「對不起，本，你想讓我說什麼呢？」我問道。
「我想讓你說，這一切都是個誤會，你會回中國去。如果你回去，一切都正常，我已和張領事談了，如果你回去，你仍然會像英雄一樣。而且，將來他們會允許你再回來的。」
「如果你想住在中國，你去吧。」我說。
「李，那麼，最起碼你可以為我做一件事，就是給領事館一個解釋，告訴他們，我，本·斯蒂文森和這件事沒有任何關係。你願意幫我這個忙嗎？」
「好，我願意。」
「那麼，我打電話告訴張領事，你會去領事館對他們解釋。」本說完掛上電話。
「我認為你不應該去！」伊莉莎白說，勞瑞也持同樣態度。
「我已經答應本，我不能改變主意，我必須去。」我非常堅決。
「我認為我們應該給查爾斯·福思特一個電話，」戴華斯說。
我馬上同意這個現實的提議。
接電話後，查爾斯一開始非常驚奇，因為三月前見面之後，我們再沒有通過電話，他先祝賀我們的婚姻，但聽說我已經答應本去中國領事館時，查爾斯非常堅決地反對，「中國領事館被認為是中國領土，最好和他們在一個公共區域的地方見面，比如餐館。」
「在領事館見面危險嗎？」我焦急地問他。
「是的，存在危險。」他回答。
我馬上給本打了電話，告訴他我想和中國領事館的人在一個餐館見面。
「李，如果你想改變地方，你自己給他們打電話。」本在電話中說。
於是我給張副總領事打了電話。沒想到電話中他的聲音非常愉快自然，「存信，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我們完全理解你所做的事，也明白你為什麼這麼做，我只是想和你有一次小小的會談，不會超過五分鐘，之後你可以自由地和新娘子一起去享受幸福生活。」
什麼都不用擔心了！戴華斯開車帶我、勞瑞和伊莉莎白一起到了孟卓斯大街的領事館。我們到達時，查爾斯已經在大門前等待了。就在我們剛剛邁進領事館時，「哐鐺」一聲響，大鐵門就在我們的身後關上了。
我的心「咚」地一聲往下墜，後悔自己沒有聽查爾斯的話。我好像已經嘗到囚犯的滋味了。
我們被帶到一個會客室。本、克萊爾·鄧肯和劇團律師傑克已經坐在那兒了，張副總領事也在場，他的妻子是翻譯，另外還有幾個領事館官員在場，唯一缺席的是總領事。
我驚訝地看見我的朋友張衛強也在場，他看起來緊張不安，當我們目光相遇時，他很快轉開視線。那時大約晚上六點鐘，本、克萊爾和傑克都穿著禮服，顯然已準備去參加當晚在路易莎家的告別酒會。
我看了一下會議廳，此前每個週末得來領事館匯報的時候我來過這兒。四方型的大房間，四周牆上掛著黑白色的中國風景畫和中國書法。房間的中心放了些沙發和椅子，可以看出臨時移來不少椅子。我外套的胸前還別著勞瑞送給我的「不要讓火雞擊倒你」的胸章。
房間裡的氣氛很緊張。主人指示伊莉莎白和我坐下。領事館的人看上去輕鬆自然，十分友好，但本看上去明顯怒氣沖沖，他甚至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工作人員給我們送來茶和飲料，他們談了許多題外的話，也談到中美正在改善的兩國關係，查爾斯和我都覺得很費解：竟然沒有一個人談談今天我們為什麼來這裡！
領事館官員的主要目的好像是讓大家聊得痛快。我簡直承受不了這種焦慮，害怕得發抖，全身冒汗。
過了好一會兒，終於有一個官員站起來，請查爾斯和傑克到大廳另一邊的房間談話。我很想讓查爾斯留下來，但他給我一個自信的神色，後來他告訴我，當時他認為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他是我的律師，傑克是休斯頓芭蕾舞團的律師，以為他們會就我的處境進行嚴肅的談話，並避免讓其他人聽到這種法律談話的令人不快之處。
但對於留在房間裡的人來說，感覺上是領事館的人故意延長聊天時間，分散人員，他們一次次地將美方人員請去其他房間談話。
消失了一個，又消失了一個。我抓住伊莉莎白的手，每一個人被請出房間時，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抓得更緊一些。很快房間就剩下克萊爾、張衛強、伊莉莎白、我和另兩位領事館官員。
最終，張副總領事要求除了我以外，全部人員到另外一間房去，他希望和我單獨交談。
伊莉莎白拒絕了。
我們請求克萊爾和張衛強不要走，但兩位官員將他們推出門外。就在這時，另外一扇門打開了，四個保安人員衝著我和伊莉莎白跑過來。
我們驚叫起來。克萊爾和張衛強回頭看到也驚叫了起來。
房間裡一陣震盪，僅僅幾秒鐘功夫，四個大漢就將我和伊莉莎白分開了。我試著掙脫他們，但面對這四個受過訓練的人，毫無作用。他們很快抓住我的手腳，抬我進了頂樓上的一間小屋子。
這個小房間只能放下兩張單人床，還有一個帶抽屜的小床頭櫃。我拚命地喘著氣，心裏十分害怕，是那種鑽心的害怕。
就在這同時，樓下的查爾斯突然醒悟了，他馬上要求和他的客戶見面。整個過程的全部真像是查爾斯後來告訴我的，很多年以後，他仍保存著十分詳盡的書面記錄。
從那一刻起，整個氣氛就完全改變了。領事館的人變了臉，官員用嚴厲的吼聲命令查爾斯坐下，並宣布這是在中國的領土上，必須遵守中方指示。兩位正在端著茶的工作人員，馬上將盤子放地下，做出防堵的姿勢，擋住門道。查爾斯試著往前衝過來，但被這兩人推擠回去。就在這時，查爾斯聽到我被抓走時發出的高喊：「幫幫我，他們在抓我！」當查爾斯和傑克回到大廳時，所有前來的人均在場，就少了我一個。
我呆在頂樓的房間裡，能聽到門外警衛人員在談話：「真想幹掉這混蛋！」其中一個說。我驚恐萬分，突然想起在「*」中我親眼看見的死刑，眼前浮現出自己被槍斃的情景。我陷入絕望的孤獨中，那個晚上沒人能救我了，早晚他們會用槍貼住我的頭，或強迫我回國。在那裡，我會被關進一間嚴酷的監獄中，承受漫長的痛苦，在羞辱中慢慢地死去。
我努力回想我娘和她的笑容，回想爹和他講的小故事；我試著去想伊莉莎白，想她身上的香水味；我甚至還想起土匪——我歃血為盟的兄弟寫的詩，但是我無法從他們那裡索取安慰。
我從一扇小窗往外看。樓底下有一個游泳池，要想往裡跳的話距離太遠，想逃是不可能的。死在這裡吧，至少比在國內的監獄蒙受羞辱和痛苦要簡單和乾脆。
門開了，張副總領事進了房間。他坐在我對面的那一張床上，勉強向我笑了笑，但看上去很難過。他直視著我的眼睛，好像一個棋手思索著戰略決策。我想避開他的眼光，但想到這樣會讓他以為我心虛動搖，於是也對擠回一個微笑。
我們坐在那兒互相對視，我渾身冒汗，這種無聲的壓力真讓人受不了，我的心都快爆炸了，我得做點什麼！但我又能對張副總領事說些什麼？有什麼可說？最後結果都將是一樣：我是個渣滓，一個變節者，一個可恨的叛徒！
張副總領事終於打破僵局：「存信，想想你都做了些什麼？」他問得很平靜。
有許多話可以回答他，但我知道沒有一個會使他滿意的，「現在一切已經說不清楚了。」我回答。
「你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嗎？」這次他顯得急切了一些。
「是的。我愛伊莉莎白，而且我們已經結婚，這違反法律嗎？」
「對！你做的事違反了政府的願望，是違反中國法律的！你是中國公民！政府不承認你的婚姻。而且你也太年輕，不懂什麼是愛情。」
「張副總領事，我的律師福思特先生告訴我，中國政府是承認國際婚姻法的。我的婚姻是在美國註冊的，我們應該尊重美國法律。至於我對伊莉莎白的愛情，屬於我個人的私事，我不想討論。」
他激動起來，「你認為一個外國人能真心愛一個中國人嗎？外國人會利用你，虐待你，然後像垃圾一樣仍掉你！」
「你怎麼知道被外國人愛上是怎麼一回事？」我回他一句。
他一時語塞，頓一下又說，「你見過任何中國人和美國人結婚的嗎？」
我也愣住了，想不出人來。
「現在改變主意並不晚。你只需要告訴伊莉莎白，這婚姻是錯誤的決定，你想離開她，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像是在鼓勵我做出某種壯舉。
「不！」我說，「我愛她，我不會和伊莉莎白離婚的，我要和她度過一生。」我在回答張副總領事的話時，再一次想起娘在講完范喜良的故事後，說那故事的基本道理對男人也一樣。男人不能把女人的奉獻當作白送的。
「我不是說離婚，你根本沒結過婚。我們不承認你們的婚姻是合法的。不是由你來決定你怎麼度過一生，要由我們黨來決定！你是一個中國公民，必須要遵守中國法律，不是美國法律！」
我也開始生氣，「如果你認為福思特先生誤導了我，讓我們現在就下去問他！」
張副總領事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福思特先生和你的朋友都已經走了，他們對你的行動很厭煩！現在只有你一個人了。他們不是你的朋友，我們才是你的朋友。你只要按計畫回國，所有發生的事都一筆勾銷，你將同樣受到中國人民的尊敬和喜愛。」
我不相信這些話，但我相信我的美國朋友一定已經被領事館趕出門外了，而且我心裏也明白，為了讓我同意回去，他們什麼都可以先答應。
有人敲門，張副總領事暫時離開房間和外麵人去交談，我能聽到細聲的話音但聽不清楚內容。過一會兒，張副總領事回到房間，看得出他在竭力抑制自己的火氣，「你好好想想我們剛才的談話，我馬上還會回來！」
他關上門後我感覺鬆了一口氣，我需要重新集中勇氣。我已筋疲力盡，但我知道這只是痛苦長夜的開始。
幾分鐘後，門又開了。這次進來的是另一位副總領事，他個子比張副總領事高一些，年齡也略大一些，操南方口音。他對我十分客氣，問我想喝什麼，我禮貌地回絕了。他一開口就直接說服我回中國，一一道出回國對家庭的好處，「想想你爸爸媽媽和兄弟們，他們是多麼為你驕傲！你不應該讓他們失望，你不希望連累他們，是吧？」
這是我最大的顧慮。如果由於我的事連累了家人，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但是有什麼種理由去牽連我的家庭呢？我的教育是政府負責的，不是我的雙親——兩個農民。
「我十一歲就離家，我的決定和他們沒任何關係，他們做的事和我也沒關係。」我說。
「你是國家的財富，」副總領事又說，「我們給了你一切，我們有權用任何方式處置你，但我們不想失去一個舞蹈明星。你就老實地聽我們的話吧，這是為你自己好。黨組織知道什麼對你好，你要相信黨。你難道忘記了黨對你做出的一切嗎？你難道忘記了在共青年團旗幟下宣誓過的話嗎？」
我一下子記起多年來我所受的教育，所有的關於西方的不實之詞，記起部長大人連見一面的機會都不願給我，記起當時缺乏的自由，絕望貧困的生活卻被宣傳成繁榮富強……
「我不想談論黨組織。」我說。
「但你不要認為黨會聽你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聽黨的話！誰幫助你結婚的？是不是本·斯蒂文森？」他突然大聲問我。
「不是，我們相愛，這是我自己決定的！」
「告訴我實話！」他提高聲音，「我們已經知道真相！你不要低估政府的能力，是不是本·斯蒂文森？是不是某個美國政府人員？是不是臺灣政府？」
如果在其他場合，我一定會笑起來，因為他所說的沒有任何根據。「沒有一個人幫助我。如果有人幫助我，或是美國和臺灣用政治預謀來幫我的話，我還會同意到領事館這個地方來見面嗎？他們會贊成我今晚來嗎？」我問他。
「你沒有權力來問我！是我在問你呢！誰幫你了？」
「沒人幫我。你沒聽我說嗎？沒人幫助我。我不會再回答你任何問題了！」我生氣地說。
但是和這位副總領事的談話又繼續了半個多小時，在這段時間中，我很少開口。之後，另外一位領事館官員替換了這位副總領事，又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審問。如車輪大戰一樣，每隔半小時，就換一個人來審問，但毫無進展。奇怪的是，我害怕和絕望的心情反倒漸漸變得平靜：生命都將失去，還有什麼更可怕的呢？
有幾次，在官員審問時，我偶然觸摸到了胳膊上的傷疤，也就是我嬰兒時燙傷的那塊傷疤。這塊傷疤曾引發我爹娘極度的焦慮，現在，它卻成了母愛的象徵，才一觸摸，我就感覺到娘的愛，它給了我勇氣，提醒我想起以前，我來自哪裡，以及我將來應該朝何處去。
我不後悔我自己的行為，想通了似的，我一下子平心靜氣：娘說的范喜良的故事再次提醒我，是的，女人對男人的奉獻是真誠的！上千年前的女人就能做到，今天的你為什麼不能？伊莉莎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愛，我們的婚姻並不是一次投機行為，我將帶著妻子遲些回國而已。查爾斯在第一次會面時就告訴我，以我的藝術水平，已經完全具備條件直接申請美國綠卡。
我在講話的時候語氣平和，但此時此刻想起爹娘，我心裏就遺憾：我甚至沒有給他們寄去過區區一美元啊！
我抑制不住湧上來的淚，我親愛的娘，她已經忍受了足夠多的磨難，我想到她佈滿皺紋的臉，還有那因為永遠見不到我而可能帶給她的悲痛。她是無辜的，她是世上最有愛心的娘，她給了我一切，但我卻沒有一丁點兒回報！將要失去一個寶貝兒子了，她能承受嗎？那也許會要她的命啊！
我又想到我的老師們，他們為我付了那麼多心血，希望我有一天會幫助中國芭蕾進入世界行列。他們的希望將要徹底破滅了，我也見不到他們了！
但我下決心不讓官員們看到我的眼淚，那會讓他們感覺到我的軟弱。
樓下那間大廳裡，每個人都為剛才突發的事情震驚。領事館的官員恢復先前的幽默風趣，態度友好地招待大家，而且努力開始了各種話題的聊天。查爾斯後來告訴我，他當時坐在那裡摸不著頭腦。最後，查爾斯忍不住站起來說，「等一等，我的客戶剛剛在這裡被抓走了，我不明白你們是如何考慮的。你們這樣做是違反美國法律的，在你們放開李之前，我不會離開。」
「我不明白，福思特先生。」張副總領事坦誠地表示出驚訝，「你剛才不是說你全力贊成中美兩國友好關係嗎？」
「是啊，我堅決贊成。」查爾斯說。
「好，那麼，對中美關係有利益的事就是讓李回到中國。如果他不回去，兩國關係就會有傷害，休斯頓芭蕾舞團去中國的演出也會受影響。」
查爾斯回答：「雖然你我都贊成發展兩國的友好關係，但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在美國，李有權利做出他自己個人的決定。」
接下去是長時間的爭論，大多數是關於個*利和集體權利在兩個國家的不同解釋標準。後來查爾斯告訴我，他通常對這類爭議很感興趣，但那一天他一直在擔心我的安全，他預料官員會扣留我整晚，然後早晨時帶去機場飛離美國。
本·斯蒂文森和我的朋友們都不肯單獨留下我，他們堅決拒絕離開領事館。領事館於是把燈全部熄滅了，茶、飲料、餅乾全部拿走了，只允許去洗手間。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領事館的人又回到會議室，客氣禮貌的話亦變成冷冰的威脅。本和我的朋友繼續堅持。
在這時，關於我在領事館被扣的傳聞已經在路易莎的晚宴上傳播。在晚上十點半左右，大家都猜測到事件的嚴重性。宴會中有兩個人非常想瞭解此事的真相。一個是安·侯姆絲（Anne Holmes）；另一個是卡爾·康寧漢姆（Carl Cunningham），他們倆分別是《休斯頓記事報》和《休斯頓郵報》的舞蹈評論家。他們本來打算那晚來採訪我，但時間過了頭卻不見我露面，不得已才去求見休斯頓芭蕾舞團的董事會成員，最後終於瞭解到我被扣在領事館的真相。
幾小時過去了，領事館門口慢慢地聚集了一大群人。張副總領事請查爾斯出門去做說服工作。查爾斯覺得特別好笑而具有諷刺意味：「面見媒體這麼大的一件事，為什麼領事館能把它托付給我這樣身份的一個人？」
安和卡爾兩位舞蹈評論家就在這一群人中。查爾斯只能告訴他們目前雙方在交涉，情況很快就會處理好的。查爾斯知道，如果告訴真相，整個情況就會更具煽動性。
查爾斯回到裡面後說：「你們看，外面很多新聞記者，他們不會輕易離開，」他告訴領事館官員們，「新聞記者們肯定想將這事寫成大文章。」
但是令查爾斯非常驚訝的是，中國領事館官員一直和他辯論，認為他作為一個美國律師，應該知道如何去對付新聞界。查爾斯十分費力地對他們解釋，這是美國，就是美國大律師也無法控制新聞界。
大約是凌晨一點鐘，經過許多小時的審問，我已經精疲力竭，而且又飢又渇，頭痛欲裂，一點思考能力也沒有。從早晨開始我就沒有吃過東西，我要求一個官員給我點吃的，也顧不了有人可能會在食物中放什麼迷魂或有毒的藥物，我只想吃東西。
他們給我找來一些冷的炒飯和一瓶青島啤酒。這微苦帶甜的東西，立即引發我想到家鄉的爹娘，最起碼在我離開這世界之前，我還能嘗到來自家鄉的東西！
在我吃完了炒飯和喝完啤酒後，他們要繼續追問我。我告訴他們，我的腦子已經全部麻木了，再也講不出一句話了，請求他們讓我一個人呆著。如果要我死，現在就可以讓我死。我已經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我仍是不想馬上就回中國。
使我很驚訝的是，他們同意不再追問我了。他們分配了一個保安人員，睡在旁邊的那張床上看住我。我想我可以裝著假睡，於是就打起鼾來，但那人很直率告訴我，快停下，不許裝假。於是，我們兩人都輾轉反側在那個房間過了一夜。
大約同一時間，查爾斯又最後一次走出領事館，與安和卡爾商談。兩位記者想瞭解一切細節，他們心裏明白這是報社的頭版消息。查爾斯請求他們在整個事件解決之前先不透露，他們告訴查爾斯，他們理解查爾斯的處境，但兩人的主要責任是將真相告訴大眾，而且還有截稿時間呢。查爾斯回到領事館要求使用領事館的電話，首先他打給美國聯邦法官伍德羅·西爾斯（Woodrow Seals）先生，這是一個性格耿直的老人，是肯尼迪任總統時提名的。
「查爾斯，但願是好消息。」他在電話中說。顯然凌晨二點鐘將高級法官吵醒的事不經常發生。查爾斯簡潔地解釋了這件事的緊急情況。伍卓告訴查爾斯，早晨六點在法院見面，他將帶著在德州的美國南部的首席法官約翰·辛格頓（John Singleton）一起來。
查爾斯馬上又給自己的秘書打了一個電話，讓她準備好法律上訴文件。
在領事館人員沒察覺的情況下，查爾斯又打了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電話，他打給了美國國務院，要求與負責管理中國事務的官員對話。查爾斯告訴這位官員，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美國政府立刻參與行動。查爾斯講到西馬斯·庫達卡（Simas Kudirka）事件。庫達卡是一個立陶宛水手，當時在一艘蘇聯拖網漁船上工作，1970年代早期，這艘船被懷疑在美國海域搞間諜活動。庫達卡從蘇聯船的甲板上跳到了一艘美國海岸巡邏艇上，但很快被強行帶回蘇聯漁船，並受到了長時間的審問。這件事在美國鬧了很大的風波，據查爾斯所知，海岸巡邏隊中涉嫌讓庫達卡被帶走的人都受到了軍事法庭的審判。
庫達卡最後終於又回到美國，查爾斯還曾專門在休斯頓請他演講。查爾斯知道美國國務院在此事發生後就強制遣返外國公民發布了新的條例。不用多說，那位官員就會立刻明白。
就在查爾斯打完這個電話後，中國領事館人員開始產生懷疑並制止了他使用電話。查爾斯也知道該離開領事館去準備材料，離天亮只剩幾小時了。
查爾斯離開領事館後，中國領事館官員就對繼續留在領館的美國人不客氣了，也要求他們全部離開領館。但所有人態度還是十分堅決，不見到我安全的情況下，決不離開。他們的立場讓領館官員們大怒，他們將電話線全部摘除，又一次將燈全部熄滅。
在查爾斯離開領事館時，休斯頓的晨報已經出版，頭版頭條是《中國領事館扣留八名美國人》。
查爾斯回到辦公室準備了一切法律文件後，到了法院讓法官簽字。聯邦法官西爾斯和首席法官辛格頓已經在那裡等了：「查爾斯，」辛格頓直截了當地說，「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幹什麼。」
「現在，我們沒那麼多時間了，只能盡力而為了。」查爾斯回答。
當文件簽完字後，查爾斯給切斯·安特梅耶（Chase Unermeyer）打電話，他是布希副總統的助理，查爾斯又一次提起庫達卡事件，並強調事態的嚴重性。
「切斯，」查爾斯說，「布希副總統的太太芭芭拉是休斯頓芭蕾舞團董事會成員，布希副總統應該知道中國領事館正在強制扣留休斯頓芭蕾舞演員李存信，這是違背他本人意志的行為。」查爾斯知道美國副總統可能會插手此事。
切斯馬上聯繫了布希，布希副總統讓切斯給詹姆斯·李潔明（James Lilley）打電話。李潔明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裡專門負責亞洲事務的專家，後來擔任過駐北京大使。
查爾斯和一位法警手裡拿著聯邦法庭執行官依國際法取得的法庭命令去領事館。第一個指令要求領事館帶著我去法庭解釋扣留我的原因；第二個指令是禁止領事館將我送出美國領土。
此時，在中國領事館外已經聚集起一批人，大多數是新聞記者。其中一位看上去有點像美國電影明星克拉克·肯特，他手裡拿著筆和採訪簿，來到查爾斯面前，輕聲說自己是美國聯邦調查局警察，「整個領事館都被我們監視了。我們已經拿到這座樓的建築圖，他們沒有可能將李送出去。」他告訴查爾斯。
在法警的陪同下，查爾斯按了領事館的門鈴，想將法庭文件當面呈遞，「走開！」裡面有人說，「這裡沒有人。」
查爾斯多次和領事館接洽，但都沒被允許進去。他接到許多電話，其中包括聯邦法院和白宮。聯邦調查局在領事館外面的人數也在增加。
接下去，查爾斯也接到了李潔明從白宮打來的電話，里根總統托他詢問事件的進展。最後是美國國務院的電話，讓查爾斯馬上去中國領事館，通知他們將電話接通，因為來自華盛頓中國大使館的指令竟然也打不進去。
查爾斯再次去領事館時，是下午四點鐘。差不多近五點鐘時，在領事館的一個房間裡，他單獨與張副總領事面談。張副總領事幾乎掉下了眼淚，他一次又一次問查爾斯，是不是一定要釋放李存信？「是的。如果你不馬上釋放李，問題將更難以解決，而且會越來越嚴重。」查爾斯回答。
外面的新聞記者大約已經有二百多位了，所有主要的新聞媒體都在那裡。電視臺的攝像機一臺臺地架設在專用新聞車平台上，無數照相機高舉著。對面瓦格瑞藥店的停車場已經變成了小型的演播廳。當然，此時此刻，在領事館樓上小房間內的我，對外界的變化一無所知。
下午五點之後，張副總領事來到我房間。「存信，為了你自己的前途，我最後一次問你：你回不回中國？」
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我想，我已準備接受最可怕的結局，「不，我不回去。如何處理你決定吧。」我說。
他長時間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終於，他悲傷地說：「我對你選擇這條路很傷心。我還是相信你將來會後悔的。你現在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人民的人了。但是我必須警告你，外面有許多記者在等著，你現在對他們說的話，和你將來所說的一切，都會直接影響你和你在中國的家庭。你要認真考慮該怎麼說和怎麼做。我們會看著你！」
我馬上就自由了？我簡直不相信我剛剛聽到的話。
就在這突然一瞬間，我感到對張副總領事充滿了同情。我明白他僅僅只是代表上級的意志，只要對黨和國家有利的事，他都會盡力去做。但是他和我不同，他必須要回去，很可能他再也不能出來了。想到以前在休斯頓期間他對我的關心，我真誠地對他說：「對不起，張副總領事。」
從他看著我的眼神中，我看到一絲不易察覺的理解。然後，他讓我先走下樓梯，與守候在下面的伊莉莎白、勞瑞和查爾斯等人見面。
我擁抱著伊莉莎白，親吻著她，我講不清楚那個哭長城的故事，也轉述不了娘的忠告，但我告訴她我是多麼愛她。我也擁抱了查爾斯，感謝他對我的幫助。查爾斯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我找不到比他更誠懇和正派的人了，他為我的事，承擔那麼大的名譽風險。
我起先不想對外面的記者講任何話，但查爾斯認為如果不說，他們不會放過。下午五點鐘半左右，伊莉莎白和查爾斯站在我身邊，我站在一片麥克風、照相機和攝像機前，說了幾句簡單的話：「我非常高興能夠留在美國和我太太一起生活。我希望將來能為中美兩國文化藝術做出我的貢獻。」
在我面前，我只能看見人山人海和閃不完的鎂光燈，耳朵裡只聽到哢嚓哢嚓的響聲。記者大聲的提問聲從四面八方傳來。我緊握著伊莉莎白的手，沒有能力去想任何問題，唯一想的是盡快離開這裡，我耳朵裡只有剛才張副總領事最後講的幾句話。
在我們剛離開領事館的時候，有幾輛記者的車跟著我們，想拿獨家報導。但戴華斯先生將他的寶馬車開得飛一樣快，連續甩掉了好幾輛，只有一輛死死盯著我們，一起穿過幾個紅燈。最終，戴華斯按捺不住了，他在一條街旁停下，急速從車上的工具箱中拿出一把手槍來。當時我真不希望再有任何風波了，我想像另一條報紙頭版消息：「中國叛逃者涉嫌槍殺案。」
兩個男人從後面那輛車中出來，一邊向我們走來一邊拿出他們的聯邦調查局警徽。
戴華斯馬上把槍放好。「Mr Cooksin（克信先生），」其中一位說（他將我的名字拼錯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希望帶你和你太太到一個安全地方住一段時間，你現在的處境危險，美國政府要對你的安全負責，中國政府可能會有報復行動，你明白嗎？」
我搖搖頭，「什麼安全地方？」我問道。
那位警察笑了笑：「那是一個很舒服的房子，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守衛下的一個秘密的地方。24小時都有人照顧你，和白宮一樣安全，你會很喜歡的。」
「謝謝你，但我不想去你的安全房子，我現在自由了，請你讓我自己生活。」我回答。
「你的處境有危險。」那位警察提出警告。
「我明白，但我不能在害怕中生活。」
對方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告訴我在遇到緊急情況時可打電話，「僅僅是預防用，」他說，「聯邦警察局會暗中保護你，直到你比較安全為止。」
「不要，我不要你們跟蹤我。」我說。
他又笑了笑，「你不會感覺到的。」
他說的是對的，以後幾個月，如果真有人在跟蹤我的話，我也根本沒感覺到。
在我被領事館釋放出來之後，我的故事傳遍了美國。我收到許多採訪請求，有人要給我寫書，電視臺、電臺和報紙採訪，雜誌做專題，好萊塢電影公司想拍電影，還有不少海外的芭蕾舞團找我簽演出合同，甚至還有一家中文報紙，竟然願意慷慨出錢讓我去世界任何地方旅遊度假。我想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是去不了中國。
我唯一接受的採訪是一個電視節目：《早安，美國》。
我想利用這次機會解釋自己的經歷，同時糾正許多不正確的報導和謠傳。我不想讓所謂的「叛逃」事件傷害了我的藝術形象。
伊莉莎白的媽媽聽到女兒和新婚女婿被中國領館扣留後，就從家鄉佛羅里達州飛到休斯頓。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伊莉莎白媽媽和我們準備開車去佛羅里達州重新開始我們的生活。我們當時不知道將來能做什麼，感覺上好像已經暈頭轉向了。
那個早晨，在我們將離開休斯頓時，本打來了電話：「李，我和中國領事館談過了，他們不反對你加入休斯頓芭蕾舞團，而且演員工會也同意了，所以，我想仍然聘請你當獨舞演員。」
我太興奮了！我原來認為本可能會永遠地恨我，我永遠也不可能和他一起工作了。
「那麼你和中國的關係如何解決？」我問他，我對此很內疚。
「我也不知道。領事館對我很冷淡，他們真的不相信連你這樣的好人也會‘變節’。我也沒有辦法去解釋我和此事無關。」
「你會原諒我嗎？」我問。
「會的，我會原諒你。我如果不能原諒你，就不會請你來做獨舞演員了。」他回答。
為此，伊莉莎白和我就決定不去佛羅里達州了，我馬上投入了本新編的芭蕾舞《彼爾·簡特》（Peer Gynt）的排練。每個人張開了雙臂歡迎我，我太興奮了！
儘管如此，我仍然是一個不瞭解休斯頓以外世界的人，我的英文仍很差，更使我難過的是，我和我的家庭斷絕了一切聯繫，我和伊莉莎白僅僅擁有的就是租約還剩三個月的一臥房公寓。
之後，我們終於租了一個兩房的公寓，離芭蕾舞團的煉功房很近，這是我們第一個真正的家。這公寓很破舊，牆上有一個噪音很大、不怎麼管用的空調機，窗戶上也沒擋蚊紗窗，但我們感到很幸福。
勞瑞和戴華斯繼續對我們很關照。他們經常給我們做飯，戴華斯甚至還試著做過一次中國炒菜，他在菜中放了許多鮮蠔醬油。後來我也給他們做了幾次從娘那裡學來的菜，那以後，戴華斯就不再嘗試為我做中國菜了。他沈迷於美國文化，帶我去牛仔酒吧，俱樂部，他通常把我視為小兄弟，我們一起的時間很愉快。
那件事發生後好長一段時間，本和我的關係才慢慢恢復。現在我正式成為一位芭蕾舞演員，他給了我許多獨舞和主要演員角色，我的舞蹈藝術繼續進步。半年後，本給了我一個技術性很強的挑戰——在全美巡迴演出中擔綱跳《唐·吉訶德》雙人舞。
一直到那年的聖誕假期，我和伊莉莎白才開車去佛羅里達，真正度過我們的蜜月。我們住西棕櫚海灘她的家中，我在那兒見到她爸爸和他新婚的妻子。
我難過地發現伊莉莎白的父母已離婚。伊莉莎白成長在一個富裕舒適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中，她父親有一家小型印刷廠，她媽媽是西棕櫚海灘芭蕾舞學校的秘書。他們的生活和我爹娘的生活比較起來，是天壤之別。
雖然我擁有伊莉莎白的愛，擁有休斯頓芭蕾舞團的工作，我得到了寶貴的自由，但我還是甩不掉心中的陰影，我經常做惡夢，夢到我家人和我在一堵牆前被槍斃，一如我當年在公社看見的情景。我會在夢中激烈地喊叫，驚醒後一身的汗，伊莉莎白側身在一邊安慰我：「一切都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我為在中國的家人和朋友擔心，擔心到極點。我恨自己使親愛的人處於危難的處境中。僅僅只是想到不能再見他們這一點，我的痛苦就無可名狀。任何一件小事，都會勾起我的思鄉情：在美國天天吃美食，反而頓頓使我回想起家裡人生存的掙扎；見到伊莉莎白的媽媽，就使我想起娘來，眼淚總是奪眶而出；看到小孩在公園裡玩，就會聯想起自己童年時和小夥伴及兄弟玩的遊戲；下雨時候，我更會想家，想起家人四處匆忙地搶收晒在房頂上的薯干。我深陷罪惡感和嚴重的思鄉病之中，痛苦難熬。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伊莉莎白成了我這種激動情緒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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