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九年五月四日溫家寶被訪民攔轎車遞狀紙，訪民還去胡溫家拜年，但上了公車，被拉到收容站吃水餃。溫面對法治不彰，卻顯得舉步維艱。
總理溫家寶缺乏政治智慧和勇氣，但卻很會做秀。
中南海高官貌似強大，又很神秘，實際上卻經受不住訪民的圍追堵截，不得不乖乖地接過訪民遞過來的「御狀」。0九年五月四日，溫家寶前往京郊的中國政法大學，沒想到一出門汽車剛拐彎，就被兩個上訪的群眾攔住了，溫家寶的警衛只得下車接了狀紙。
溫家寶接狀紙承認是封建人治
不要小看訪民的盯人水準，「人肉搜索」在網上未興起之前，訪民就已經紮紮實實地做了。中國社科院的農村問題專家於建嶸教授曾講過一個故事，北京一些訪民準備在某個大年初一到胡溫家拜年，位址也都是準確的。別說訪民知道胡溫家住哪兒，其他領導人的住所也都有記錄，難怪一些地方政府禁止訪民到領導人住所穿狀衣、遞狀紙，動輒勞教，但這並不能嚇倒訪民︱︱訪民趕上春節向胡溫拜年不能不說是一個好理由。可惜，當這些訪民等來公共汽車，上車準備出發時，卻發現公共汽車並沒有按照原定的路線行走，而是把訪民拉到了北京集中收容訪民的馬家樓，不過，大年初一併沒有挨打，而是讓大家吃餃子︱︱顯然政府有內線有臥底，由於被告密，他們向胡溫拜年就變成了到收容站吃餃子，顯然這並不是胡溫的直接授意，那又是誰幹的呢？
其實，打聽到溫家寶的住址並不難，不僅其轄區派出所的警察知道，沿街路線的交警也能知道，訪民能夠大海撈針般搜索到領導人的坐騎特徵、車牌號，甚至溫家寶的母親在北京住那個方位、什麼胡同、溫家寶什麼時候去看望母親，訪民都能洞察。所以，溫家寶自己對接訪已不再保密，他公開對媒體解釋：「我平時有個要求，就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群眾把我的車攔住了，一定把信接過來，然後妥善地給他安排和回答。」
五月四日當天，溫家寶的車被攔後，他一上樓到辦公室，就問警衛人員訪民反映的是什麼問題。原來是這訪民的家人被車撞死了，應該按刑法處置，而現在只作賠償處置，他認為執法不公，他為這個已經上訪八年了。且不說溫家寶答批示能否解決問題，但通過他的話可以看出他的為難：「我統計了一下，在我住的周邊，經常來上訪的百分之四十七都和司法有關，而且很多都是為自己親屬或者本人判決是否公正上訪的，好多是多年上訪。」「所謂上訪，體現的不是法律的程式，還是寄託在人，寄託在領導人的批示，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還帶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應該依靠法，應該依據法律來解決這些問題。」
二00三年時任國家信訪局局長的周佔順就承認「百分之八十上訪有道理」，二00九年全國兩會期間，公安部信訪辦副主任李竹紅也指出「上訪群體百分之八十上訪群眾最初反映的訴求是有道理的，沒有任何人會平白無故的來上訪」。有道理，溫家寶不得不面對。
學者批六十年法律為「狗屎」
本來，溫家寶希望靠法治，不希望「帶有人治的封建色彩」，但是共產黨的執政史上並沒有法治方面的誠實表現，難怪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蕭瀚這樣回答學生就「如何評價六十年來中國的法律體系」的提問：「後三十年才開始立法，前三十年基本上沒有，兩個三十年的區別就是狗屎和連狗屎都沒有的區別。」
蕭瀚如實解釋了法律被稱「狗屎」的理由：「如果一國的程式性法律規範是無法限制公權力的狗屎，那麼這個國家的整個法律體系必是狗屎。」蕭瀚先生感慨中國立法水準之低常常令人匪夷所思，有時候甚至連法律的名稱都會搞錯，例如，明明是「取締集會遊行示威法」，他們非要命名為《集會遊行示威法》。所謂《物權法》，卻不敵更低一級的《拆遷條例》，實質上是下位程式法架空乃至強姦上位實體法。難怪西北政法大學門口立著一本攤開的《憲法》上面放著一個地球儀，被稱為「中國《憲法》頂個球（指憲法在中國連個「胯下玩意」都不算）。」校領導得知後派人偷偷鑿掉，又被諷刺為「中國《憲法》連個球都不頂。」
溫家寶從二00三年三月開始當總理，與胡錦濤搭檔，輿論稱之為「胡溫」，一上任就遭遇ＳＡＲＳ的考驗，後來又經受地震的考驗，雖然手中權不大，雖然「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但他的思想明顯與胡錦濤不一樣，稱胡溫可能是一種誤讀。比如溫家寶政府敢於廢止《收容遣送條例》，取消農業稅，免了千載皇糧，博得各界好評，再如其說話經常提及人權、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看出他身上還存有趙紫陽的影子，知識份子對他也有好感，至少一九八九年五月凌晨他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他內心就無法忘卻那一幕。
滬官笑京官：不懂裝懂都不會
不管人品如何，政壇上總要拿出政績，溫家寶要在經濟上有突破，才有可能坐穩總理位子，一旦經濟出現大問題，溫家寶就會成為眾矢之的，需要承擔政治責任。在政治局九常委中，溫家寶是唯一沒有出任過省委書記的常委，他曾提出宏觀調控，卻遭遇地方抵制，包括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譏諷他連小商販都懂的道理都不懂，「連不懂裝懂都不會」，以至於房價連連高漲，地方政府成為賣地政府，財政成為賣地財政。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給。適當增加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賃房用地供應，提高土地供應和使用效率」，這說明陳良宇的批評不無道理，陳說，「樓價飛漲是因為房子供不應求，土地飛漲轉手就獲暴利是因為土地供不應求。供求關係的道理，賣西瓜的小販沒有一個不懂的。」
面對經濟問題，同時又要面對法治不彰、制度弊端等深層次問題，顯得溫家寶左右為難，舉步維艱。記得零九年初，溫家寶出訪倫敦，來到劍橋大學「瑞德講壇」，不料飛來一隻深灰色的運動鞋，溫家寶怒斥這種「卑鄙的伎倆」，沒有寬容，明顯是左得力不從心。當時春節剛過，如果他會心一笑說「謝謝來自倫敦的新年禮物」，豈不大大提升他普世價值認同者的友好形象。
可惜，溫家寶畢竟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人，他左右為難，舉輕若重，迴避歷史，缺乏政治智慧和勇氣，就無法走出時代的陰影。0八年十二月，劉曉波被捕，溫家寶沒有說話；0九年六月，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問世，溫家寶也不回應其歷史價值，但迴避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解決，陷入困境的溫家寶，僅僅正視二00九年「是我們國家非常困難的一年」，但如果不刨根問底，積極尋找解決問題、改良制度的源頭，恐怕二0一0年、二0一一年、二0一二年，以後每年都是「非常困難的一年」，恐怕他這屆總理的位子難保，而且國民還將陷入更多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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