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獨生子的孤獨生長中，這一代開始了"一個人的大進軍"，我們在問自己，一個人能否超越意識形態，政治與文化而獨立，這畢竟是大公司對大公司，大組織對大組織，大意識形態對大意識形態的時代啊！
阿童木一代心中存在這樣的形象：阿童木的屁股上伸出小鋼炮向一切大機器開火。
"電腦要從娃娃抓起。"鄧小平這麼說，於是我們成了電腦通。現在，當我們在網路上吶喊時，自由就變成抓娃娃了。...... 我 發明瞭一個詞：阿童木一代人，因為我突然發現，那些小時候看過阿童木，喜歡阿童木，還忘不了阿童木的其實是一代，從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最早的一批獨生子女開始，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們心中，永遠會有一個神奇小子，這個小子會一抬小屁股，伸出兩支小鋼炮，向所有可恨的大機器開炮，這是我們的夢想，這 一代人會給這個搞不清的社會帶來些什麼新東西？
告密
他們心中沒有文革的傷害。因此政治上近乎天真。
1973年出生的我唯一對文革印象是它的尾巴：喊聲，滿大街的紙旗，鋪滿了混雜梧桐樹葉的馬路，上面寫著"打倒四人幫"。我對文革的最初印象是好玩：從家裡偷偷拿出一本書《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上面把劉少奇罵得狗血噴頭，我很開心：文章還可以這麼寫。
2007年時，我甚至搞不清楚十七大是黨大還是人大。對於阿童木時代人來說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們是被安排在可怕的革命傳統教育的體系。
二十年後，我曾採訪一個上海文廟路弄堂的小學校，在窗口看到一個女孩子舉手向老師檢舉同學。
那一刻，我看到了當年的我，小個子，大大的招風耳，小猴子般，穿著白襯衫，因為實在太平常，連文藝匯演的快板書也被安排演一個--"零蛋。" 我還算是好學生，也是小特務，會舉手說："報告老師，**同學他在毛主席臉上畫鬍子！"
有一位美國人寫過一本書從紅小兵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小學中的告密制度研究文革的權力體系。
在這樣的體系中，學生分為幹部與普通學生，學生幹部成了特別的一群，我們有許多特別出場面的機會，當解說員，當獻花的人，當特務。我們還被教會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不怕犧牲，奮勇向前，絕不妥協。"
這樣的學生和沉默的大多數是不一樣的，這樣的學生往往因為有鍛練的機會，出人頭地，更多地考上大學。他們典型的語言是大會發言時操著抑揚頓挫的朗誦語調。
這樣的學生，小時候的告密經歷，也許是未來網警與國保的心理"排練"。
批判
我是沉默的大多數，一到公眾場合會臉紅，總是學生中最普通的一個。可是因為到了淮陰鄉下的小學，成績就顯得好了起來，被升成中隊長，一天這個叫"工農兵小 學"的學校發現了一個學生有小偷小摸行為，於是全校開千人批判大會，來幫助這個個子已很高的老留級生。校長，老師，那鏗鏘有力的聲音......我，四年級，小小的個子，總坐在第一排，是選出來的學生代表來發言批判他，一千雙眼睛盯著我，我不知道說什麼，但我肯定說的是自己的話，也許我是唯一個把他當同學的發言者吧。全場的掌聲。大家一轟而散後，我在廁所碰到了他：他高我二個頭，須仰視才見，他一步步向我走來，我想完蛋了，他會怎麼樣呢，農村孩子打架是很野蠻的， 甚至把對手的頭按在尿池裡......我發抖。他一步步向我逼過來，然後--握了一下我的手，說：你說得很好，謝謝你。 我似乎明白點什麼，僅僅是因為我沒有把他看成僅僅是一個小偷，沒有批頭蓋臉地喊口號，他感激我，只是因為我把他當一個人來對待。
阿童木時代人的底色是這些教育鋪上去的，因此一到了某些時分，少先隊小幹部的乖覺就會出來。因為那些野孩子早就被淘汰在工廠裡，農田裡了。
我們是潛藏的奴隸。
遺忘
對 於六四，我們總是故意地遺忘，不知為什麼，雖然那年是高三，該知道的我們都知道了，可是我們不說，可也沒有人讓我們不說啊。我們有一個年輕員工是七九年的人，可是她完全不知道六四了，於是我們讓她看《天安門》記錄片，看完她說了一句，"我覺得這些學生都是傻帽。人怎麼可能連命都不要了來幹這種事。"我們很 吃驚，跟她說當時覺得這些學生是替我們死的，因為我們如果大一歲或二歲，也許死的是我們。她說："這些事，你們從來不說的，你們這些七十年代初的人啊，好 話是你們說的，賺錢最多的也是你們。"
是的，我們對文革是無知的，對六四是遺忘的。我們的記憶是斷掉的，因此我們永遠沒有共同體的感覺。我們似乎是沒有背景的孤魂。
而記住這些的阿童木在我們中總是顯得特別，如與我同歲的胡佳。他會到天安門廣場一年年地紀念。
而 更多有人因為遺忘而失去了道德感。於是賺錢最多的是我們。無數失去了良心的阿童木真成了機器人，如同蒼蠅般盲目飛翔，哪裡有廁所和床，哪裡就有我們。在阿童木時代人衛慧的自傳小說裡有這樣的細節：女主人翁為了吃到更多的美食，吃飽了就到廁所，摳自己的喉嚨，吐出來，化完妝，繼續吃。
歷史是我們遺失的，我們嘲笑周傑倫弱智的歌詞："快使用雙截棍，哼--哼--哈--嘿"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們的責任。
甦醒
因為我們失去了共同體，我們成了一個個個人。陳獨秀花了一輩子覺悟的"個人之覺醒，乃是中華民族最後的覺醒。"我們在青春期就開始了。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想， 我們有幸在高中遭遇，小學的僵化被代之以暗潮湧動的思想解放。我們徹夜討論新儒家能否救中國。第一批獨生子女，當然是任性與個人的。阿童木時代的人還沒有這麼多功利，我們的大學還算得上既無聊又輕鬆，更多的是放任自流。大學還沒擴張，還沒有成為美麗的兵營。我們沒有為工作而憂心仲仲，空氣裡瀰漫著散漫與自 由的氣味。 這就是我的大學:
那時流行做賣買，有膽子大的自吹能搞到蘇聯航母賣鋼鐵，倒真的有二個大學生，騙了十幾個農村姑娘倒賣人口，被抓。我膽子小只敢和朋友一起賣打口磁帶，賣自己畫的文化衫。開學時，我就把課本賣了，因為我發現所有的新聞課本其實是一句話：依靠黨委採訪。在鼓樓賣給廠裡的通訊員，換了啤酒喝。當時大學中流行偷自行 車為樂，我們宿舍有二個因為偷得比較多受了處分。我們寫小說，開口喜歡寫："你這個王八羔子。"有一位老師和學生爭論康德還打起來了。我混過了大學，採取 的是放任自流。我喜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裡面說：一個人的成長就是把他所受的教育都嘔吐掉。90年進的 大學，有時天下雨還能看到電線桿上露出幾個紅漆字："與反動政府血戰到底。"有時聽到隔壁高年級有砸玻璃的聲音，跑過去看發現一個男生光著膀子用玻璃劃自己，血流得蠻多的，那一層就瘋過三個人，一個人瘋的時候開口說的話，聽起來都是詩歌。一個男生還在一夜間在中文系牆上貼滿自己小說。南京美術學院有一個男 生因為畫了毛澤東留清朝大辮子的畫，而被開除，每天在南師食堂向女生討飯票，怎麼討呢，一開口陰沉的男底音："我飢餓而寒冷......"，愣是這樣沒餓死，可見 當時人還是浪漫的。逃課也是為睡在花叢下做白日夢。我什麼都沒學到，考試往往是第一個交卷的，但也會為自己欣賞的老師裹著軍大衣，喝點酒，洋洋灑灑寫上好多。那個老師出題目總是簡單的，有時只出一題：談談你對蘇東坡的看法。
那個時候，上課布衣吹笛的國學大師們還在，正在吹出寂寞的輓歌，下面還有知曉真性情的知音若干。
更多的是打毛線與擦皮鞋的傢伙。
我辦的班報叫鏡報，在中文系走廊裡，我登了王波同學《對文革的反思》被學校撤掉了，我們好像換了文章抗議。畢業時我寫了《第四權力在美國》許多老師批改沒人給分數，我只好又寫了一篇關於追星新聞的寫法--優秀論文。
所有的我都混過去了，最難混的是英語，補考了二次，第二次我還睡過了頭，到那時聽力已考完了，我胡斷填了幾個ＡＢＣＤ結果分數倒比第一次高，我也混過去了。
我們什麼都沒學到，卻有一個個人至上的脾氣。這是阿童木時代人最寶貴的東西。
無聊
而偏偏上帝給我的就是這樣的個性。 放任自流。
大學畢業，找工作，到處投簡歷，被銀行錄用，編一份《上海工商銀行報》工作很簡單，還受老法師表揚，但其實我是極不負責任的，因為我編版面是這樣的，關上門，放一張編版紙在地上，離開四五步遠，扔出照片，照片落在編版紙的什麼地方，那地方就放照片，我已自創了"明磊自然排版法"。
銀行很有錢，經常發一些莫名其妙的錢，我問什麼錢，科長說：小翟，別問，拿就是了。那時還發各種東西，油，雞蛋，還發卷紙，女人還發衛生巾，有一天我做夢，夢到自己被捲紙裹了一層又一層，透不過氣來，像個木乃伊。雞蛋是生雞蛋，我不想要就給同事，這些上海人看著我像看到怪物。我真得很無聊，就用辦公室長途電 話談戀愛。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喜歡什麼，但我知道我不喜歡什麼。 我喜歡和一群地下詩人在江灣鎮叫"團結飯店"的破敗小酒館吃酒，吃多了，每人站在房間一角撒尿。有阿鐘，有王一梁，還有馬驊......。他們在編一些地下詩刊。喝多了有時王一梁會調戲女服務員，像我的大學同學，只不過我的同學喝多了會用凳子追打廚師。
東張西望
我有個小毛病好奇，什麼都想知道點，老婆曾送我一個外號"東張西望。" 我還記得一個女孩的哭聲，因為小學二年級的我上課時捉摸前面小女生的絲襪，於是用鉛筆挑出一根絲來，越抽越長，當終於明白絲襪是一根絲做的時，女孩突然發現襪子沒有了，發出一記驚天動地的哭聲。
從小，我就是一個自說自話，自作主張，東張西望的人。 在銀行時我採訪過--第一個建立性博物館的性學家，找過野人的教授，最後的慰安所，採訪過研究古屍的女科學家......你大概知道我的口味了。 １９９６年，上海發生了第一起自焚案，安福路一個男人因為拆遷不公而自焚死了，全市老百姓都傳遍了，沒一家報紙寫。我的一位朋友W 拉我去看看，我說又報不出來，有什麼用，她說："不管報不報得出，總可以留下點東西。"我們就在廢墟上採訪，還冒充親戚帶著水果來到一幢破爛的賓館，這裡 軟禁著自焚者的老婆，--原來拆遷後分的房子特別遠，他們要花六個小時在路上，路費扣掉後，靠工資活不下去。男人自學過法律，要討說話，不慎自焚身亡。那一天，沒有一個人救人，也沒有準備救火車與救護車，警察袖手旁觀......沒發出來。
１９９７年我又寫了《浦東機場建在候鳥路線上》，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將機場建在國際候鳥路線上，一個是以色列，因為地方小沒辦法，一個是中國，生物與航空專家大部分都反對，領導拍的板。（注，報導後，科學家們的建議得到政府部分採納，機場悄悄向西遷址。） 我還寫了《海鷗廠假破產案》，這個假破產把朱總理也給騙了。
這樣子，有兩個公安來銀行找我，說我是棟樑之材，我卻背後直出冷汗。問我認不認識地下評論家王一梁。到了晚上，將門鎖了一遍又一遍，總覺得有人跟蹤。那時女朋友還沒結婚，那天，她來上海說是要到街上買這樣買那樣，我跟她說：如果以後，我們什麼都買不起怎麼辦。她看出我的害怕，說：我們不怕。 一下子，我的心定了下來。
後來銀行整我，分我到偏遠的機場分理處做櫃員，還要求我說川沙方言。偏偏我有個毛病，數不清錢。我就辭職與老婆去了深圳。在深圳，我發現自己的確不如老婆膽大，一看許多蟑螂，（南方蟑螂大）我就奪門而出，聽著門裡老婆奮起抗螂。
辭職
我混在深圳的日子裡，朋友王一梁在上海出事了，他們幾個地下文人要搞個"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詩人們嘛總愛吹吹牛，被定成反動組織，王一梁坐了三年勞教，理 由竟是看黃碟，警察把查抄的《鋼琴課》《教室別戀》《卓別林》都算成了黃碟。我們朋友們都感謝警察，因為王一梁酗酒已不可救藥，這一勞教，酒可沒喝了，人也壯了。可是王一梁不這麼想。
同搞復興運動的馬哲出了家，警察卻一路追到寺廟，他被迫再次流亡。
和我當年一起在團結飯館一角尿尿的馬驊跑去梅裡雪山腳下當一名鄉村教師，這個1972 年出生的阿童木是很顯擺的，回上海都要穿個藏袍在馬路上走來走去，後來，他在梅裡的路上翻進大河裡失蹤了。結果被雲南黨的宣傳部塑造成青年共青團支教模範，開動各級報紙電視機器宣傳他。我們一邊看報導，一邊笑炸了肚皮，又憤怒的不行，--馬驊這廝就是個浪子而已，他只想過自己的生活，現在卻被抹成了雷小鋒。
我在深圳呆了二年，回上海在《南方週末》工作，在南方週末，印象最深的是J女士，她是南方週末的老總。我很喜歡和她談話，和她談話時，你的心是安靜的，你知道她關心你並不是因為你是個什麼記者，你的出稿量，你的才華，只是因為你是一個人而關心你。
後 來《南方週末》被整頓了，主編，副主編，新聞部主任都被換了。我堅持了一段時間，寫出了《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等轟動性的新聞。但最後因為新上任的主編亂改稿，亂斃稿，我也混不下去了。我寫了一封辭職信，"為新聞而來，為新聞而去。"不想記者們都一肚子火沒處發，正好借這個事發發難，某種程度上我又被大 夥可愛地利用了一把。弄得人家都知道，好像跳水沒跳好，屁股入水，響聲巨大。
因為採訪鄭恩寵，又被國安叫去談談。膽子是被嚇大的，這次我斗膽為鄭恩寵說了幾句話。回到家，馬上扯開一點窗簾，覺得對面住的就是００７，後來想，憑什麼人家是迫害狂，我就得是被迫害狂啊。
離開南方週末後，我東遊西蕩，發現做ＮＧＯ不錯，非政府組織嘛，我不談政治踏踏實實做點好事，我們做的是草根能力建設，培養ＮＧＯ的業務能力。因緣巧合，辦了份刊物《民間》。
第一次，我不再是挑戰正經與權威的破壞者，在一片道德廢墟上，阿童木們想到了建設，建設公民的道德。多背一公斤的故事，鄉村學校的年輕人，艾滋村的救助者，農村合作社的養豬傳奇，貴州石門坎的婦女聯合，點點滴滴的細流，溫柔的人和力量。
漸漸地我明白我喜歡與想要做的事情了。
怪事
做ＮＧＯ的二年半，我碰到的怪事比當十年記者見得都多。老婆說：我明白，什麼叫ＮＧＯ了，就是"難搞噢"的拼音第一字母。"
２００６ 年，我在大學的同事們搞一個工作坊，被網路警察稱：最近成立了美國人支持的反動組織名叫"工作坊。"做為重大敵情上報。查了好久（最後無疾而終）。剛得知 這個惡訊時，我三個同事（他們也都是七三年，七四年出生的人）分別從廣州，雲南飛到上海神秘兮兮要開個會，找哪個地方都覺不安全，於是到了延中綠地，四人把手機關了，又把電池板下了。最後覺得呆在靜止的地方，也會有衛星跟蹤，於是四人邊走路邊說話。這時同事阿Y突然笑了，她笑得彎下了腰："不是壞人，也弄得自己感覺像壞人了。"
我們的培訓班被一路跟蹤。
我們還商量要不要轉入地下秘密活動，最後決定，不要。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見得了陽光的，變成秘密組織，可能變得單線控制，不透明，不民主，這是我們反對的一切啊。 阿童木們多可笑啊，又是那麼認真。
2006年，警察們又說我將與高智晟在上海峰會時在上海聯合全國維權人士簽署宣言。還說我的妹夫是搞民運的，美國人每月寄錢給他。可是--我從不認識高智晟，我是獨生子女啊。
他們在背後向我的朋友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當面問："請教，我如何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說："沒有，沒有，我們從沒說過。"
２００６年六月初，我要上北京會稿。警察不讓我去，說"北京是個敏感的地方。"我說"好，尊重你們，不去。"秋天，我又要去會稿，他們還是不讓我去。我說一定要去，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改變我，他們三次上門，最後只好說早去早回。 後來喝茶時，我說送你們一句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後來又有六個警察請我喝茶。
再後來，同仁們辦的《民間》就被查封了。
倒霉
我常想我的命不太好，老是克人家，最早寫稿的雜誌，《街道》因為我的《浦東機場建在候鳥路線上》關了門。（據他主編說有一半的原因怪我。）來投奔《焦點》，到了深圳，它就關門了（因反思文革而停刊後無力重振），只分給我一張寫字臺，一張書櫃。到了《南方週末》，沒幹一年，老總副總編輯部主任換人，辦了一個NGO組 織也解散了，辦的雜誌《民間》被查封了。連放一個我參與拍的記錄片《鄉村教師》，嗨奇了，臨放前一天說是停電了。後來我想我不能連累別人，只有一個人干。於是辦了網路報紙《壹報》（取意一個人的報紙）。也就成了別人說的公民記者，或獨立記者。其實是被迫無奈。結果呢？因為登了笑話，估計笑話裡有領導的名 字，又被屏蔽，這回我不老實了，向國際喊了幾嗓子，嗨，開屏了。我很高興，寫了《壹報開屏不是春，百花齊放才是春》要求為其它被禁的博客開屏，因為他們也沒寫啥見不得人的東西啊。嗨，這文章一發，第二天，壹報又被屏蔽了。你說我倒霉不倒霉。
"鄧小平說電腦要從娃娃抓起。可是我們擁有電腦後卻發現如此不自由，我們要喊出來，為我們的網路房地產--博客被無故關閉而喊。"我想，阿童木時代人總有錯 覺，博客滿足了我們的自我迷戀，彷彿有了電腦，我們好比阿童木有了十萬馬力，常常向大人物們亮亮小屁股，開開炮。後來發現阿童木只是大人給的夢想啊。
不自由卻要從抓娃娃開始。於是與我同歲的胡佳被抓了，胡佳其實就是個典型的阿童木時代人，他的任性，他滿屋子的卡通玩偶，他的獨生子特性，讓他喊出了阿童木時代人政治的第一聲。他會打國保，他會無拘無束地喊，因為我們都是被寵壞的一代。因為衣食無憂，保存個性成為第一要務了。他去可可西裡去艾滋村去釣魚島可 以說是出於責任但更多的是遊俠的精神，可是拘禁，使他的逆反性格更加火爆，因為對抗，他與一個政治怪物綁在一塊了。
我發布《仁者之怒--督請北京公安釋放胡佳》，除了聲援他外，更想還原一個阿童木，政府如果不瞭解阿童木時代人的心理，又如何治理國家。
陳光誠也是大我二歲的盲人律師。他永遠學不會妥協，在他的身上，我聽到了那"為了理想，不怕犧牲，奮勇向前，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彷彿是詛咒般的歌聲。
毫無疑問胡紫微也是阿童木一代人的代表，管他什麼中央臺，我就是讓我老公出醜，我們是沒有什麼政治大局的，我的感覺才是至上，火就要這麼發。是別的人把我們想複雜了。
後來我的家被查抄了一回，我活生生地感覺到了那只在書本上見過的文革。 胡佳被抓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王一梁被勞教，馬驊被塑造成雷小峰，胡紫微被消聲。馬哲無路可逃。阿童木一代開始明白，儘管有十萬馬力，儘管有小鋼炮，我們還是被文革延續的世界籠罩著，那些泛黃的惡夢，時時會在阿童木的電腦裡頻閃。
個人在哪
有個香港朋友，送我一本臺灣《人間》雜誌，陳映真編的。陳映真想在臺灣辦一本雜誌：跳出冷戰思路，離開不是反共就是共匪的路線，寫點社會的事，關心一下普通人，最後辦不下去了。我們辦《民間》也是想跳出"三個代表"與"民運"的思路，談一談民間自組織，老百姓故事。最後還是被懷疑是和平演變，哪對哪啊。
"你不是我們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有關部門曾這麼警告另一個被封雜誌的外國老總。可是--我的確是既不想做政府的朋友，也不想做他的敵人，我只想做一個獨來獨往的人。
有時很困惑，自己這多年來，只有一個想法：做個普通人，任著性子辦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個人啊，到底能不能獨立於政治之外。
做一個獨立的個人，這麼難嗎，為什麼各種標籤都要被貼上。我們有沒有可能獨立在各種勢力外自由地寫作啊，我只是想做一個自由的個人，為什麼做不到！ 我只是一個好奇的人，又是一個藏不住話的人，我總想把知道的一切真相告訴別人，我又有何錯？
為什麼每當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時，總被某些人認為被別人利用了，為什麼我的面目在一些人心裏總是像哈哈鏡一樣變了形。是我不正常，還是他們不正常，還是因為他們不正常後我也不正常了？
其實我就是一個放任自流的人，我只做自己高興的事，真不知礙了誰的事。只是因為我不想賺錢而要被流放嗎？
悶蛋們
這是一個大集團對大組織的時代，這是一個大公司對大公司的時代。一切人都被組織起來，在公司或市場體系中，我們重新淪為鏍絲釘，不僅永不生鏽，而且完全按規格生產。在這樣一個組織的時代，渺小的個人又有何做為，個性又有何用？
而一些自由而散漫的人，認為個性與天性是人生首務。在這樣一個模具化社會中，特立獨行的，忠實於自已靈魂與肉體的人，能對別人說："我就去你媽的！"的人是 多麼稀有，這樣的人才能讓想像力奪權，才能讓目前已被商業和公司終結的歷史重新開始，那些自由的人，自由的聲，以前與將來都將是反對各種專制的第一動力。
我們現在標榜的自由與平等的世界，其實專制無處不在，廣告在激發我們的焦慮，公司消解我們的想像，我們的夢想與將來全部被格式化了，連個性也做成了印刷體。注重溝通的個性才被看成好個性，因為成功學已消滅怪癖。瘋狂被說成疾病。天才被稱為大哥大。理想等於不切實際。總之，我們受夠了。
那些悶蛋們。
阿童木時代人向何處去
要抓的也抓了，胡佳，陳光誠，他們被格式化成民運人士，馬驊被格式化成優秀支教青年。王一梁被格式化成反動的反共文人。胡紫微格式化成反對奧運，該做悶蛋的也都做了悶蛋，供他一輩子樓，阿童木時代人還剩下什麼。
在沒有歷史記憶的背景下，阿童木們得到瞭解放，可是當我們高喊個性至上時，我們仍得面臨現實。我們的小鋼炮還能開火嗎？阿童木時代人去意彷徨，這不是我們要的世界，而我們要的世界又是怎樣的。沒人知道我們要去哪，陽光照在我們肩上，挺起胸膛向前走，他們老了，而我們失去了夢想。
2008年1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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