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週末利用四天時間，進行了一次「為解決奧運期間交通狀況」的實驗。實驗是以車牌尾號是單或雙，在四天內輪流允許用車。
實驗極奏效，北京街上馬上少掉一百多萬部車子，不止交通真正回到「通」的意義，更難得市容煥然一新，平日的混亂堵塞消失無蹤。
為奧運，北京目前展開如火如荼的市容急速改善。
城市管理局大隊就在城南安樂林路大拆違章建築，只見街上圍滿表情茫然的人們，來不及搬走的店商把家當全堆街上，鏟泥車就在混亂中將一切推倒。
幾小時半條街就被「鏟掉了臉」。但匪夷所思是，馬上又有人在「傷疤」外圍疊磚鋪瓦了，並有意把傷疤復原成傳統胡同老屋的面貌。細問之下，卻又只是個「暫時措施」，以後怎樣，以後再說。
有市民說，城管這種「頭痛先醫頭，倘若引起其他症狀再醫別處」，是一貫的作風。但筆者認為這不只是整體規劃上或在執行上沒溝通好的問題。
北京城的規劃，是因為當初在新中國成立後就擺盪於前蘇聯所建議的改革與中國本身傳統人文的保留掙扎之間。這樣一耽竟然就半世紀，如今要它急轉彎地面對現代化，無論在城市功能需求上、城市氣質審美上，種種問題都顯得較為棘手。
巴黎真得感激幾位近代皇帝，從17世紀巴黎就大致規劃成今天我們所見的樣子。羅馬則甚至早到兩千年前，而二戰後羅馬的重建是理智與感性的結合，既保留人文，又能使老區適當地融入現代化面貌。
倫敦、紐約在18及19世紀都有建築大潮，也因此具備雛形。這些城市都把商業市區及經濟生產區作出空間協調，因此它們除擁有雄厚建築硬體，也能把城市裡的人文氣質突現出來。
但北京在17世紀時建築的大部分就是清代胡同。這模式的城市結構在空間利用上根本難適應現代化需要。由清、民國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都沒建設大潮，除一些租界內留存較大建築，北京今天還留存的該時期建築幾乎都是些前蘇聯風格。
蘇式建築的冷峻單調跟平鋪矮小的胡同也是種強烈對比。其實，當時中國現代建築學者梁思成早就看到這種不協調，但遺憾地，梁思成那個在北京外圍再建新城的建議，雖具有科學性及預見性，卻沒被接納。
因此擁有歷史風格的老北京就讓路給許多當時的「筒子樓」、「火柴盒」和「豆腐塊」，後來又再加上文革時建築文物的破壞。
可以這麼說，後來的北京市容是在一種措手不及境況下去直面現代化的。這就跟上海稍不一樣。上海對現代化較易過渡有其歷史背景，但北京卻更需要在邁入現代化中謹慎地筑構自己風格。
但情況發展在九十年代又並非如此。由經濟開放的城市管理摸索期間以至今天，北京許多發展商都在開放經濟效益的「名正言順幫助」下，人人各自選擇造型。
假如說「沒風格」也不公平。北京城內現在的建築風格是多到眼花繚亂，且叫人越看越摸不清這城市的氣質在哪裡。因為私人發展商，或甚至不同的公共建築，都各有一套本身審美及對現代化的理解。
像新的中央電視臺，不只蓋在市中心，還刻意模仿某種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傾斜式」。這些混雜美感「散佈」於北京，與那些規劃經濟時代的老建築格格不入還不說，跟老胡同並列就更越顯得詭異突兀。
面對已經蓋好一座座審美參差不齊的建築交錯一處，市容問題確實是頭痛的。今天北京除長安街、天安門、地安門及前門附近能明顯看到良性規劃，其他地區仍需在市容風格上進行更謹慎的考量。 大部分北京三環內老建築及老街道仍然是融入現代化的絆腳石。
城改問題肯定牽涉到各種複雜民生，尤其要改變人們長久以來的生活觀念及固有習慣確不容易。一個城市的現代化規劃，更關鍵還是要向廣大社會灌輸現代化生活審美，且必須同步進行，才能在方方面面取得相互協調的效果。
北京的規劃目標是「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前提都十分正確，但除擁有硬體規劃，還要適當的軟體來配合。城市與人文不可能分開，怎麼樣的人會居住出一個怎麼樣的城市，事實確實如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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