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靈附體 禍害中華（2６）
1971年 9月以後，共產邪靈附體組織內部開展的所謂的批林整風運動，實際上是一次黨內權力的重新分配，黨內派別之間的勾心鬥角和對異己的整肅。1973年春天，共產邪靈附體就蠢蠢欲動，開始作發動批孔運動的準備，毛澤東作了一首歪詩借批評郭沫若尊孔，為共產邪靈附體發動批孔運動造輿論； 同年5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了批孔問題。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批發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8月 13日，又登載了楊榮國的《兩漢時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 先驗論的鬥爭》一文。
楊榮國其人似乎是專為文革浩劫中邪惡的批孔運動而準備的。他的這兩篇文章，是典型的 「以階級鬥爭為綱」、「學術為政治服務」的邪理支配下的產物，毫無真正的學術價值。是共產邪靈附體用來騙人害人的毒器，逞凶一時，很快就被人識破其害人的真面目， 1978年隨著，文革浩劫的結束，楊榮國與其害人的文章，一起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到地獄裡去報到了。
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法批儒的文章。9 月28日，《人民日報》轉載《遼寧日報》的《「焚書坑儒」辯》。這篇文章說：「‘焚書坑儒’就其性質來說，在當時是一個反篡權復辟的‘厚今薄古’的進步措施。」「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效果，也是應該肯定的。」等等，這些文章都是在為發動批孔運動進一步造輿論。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件遭中華民族千古唾罵的罪惡，在共產邪靈附體看來是「進步措施」，「也是應該肯定的。」值得深思的是，這種明目張膽的頌揚歷史上以有定論的罪惡，公然顛覆人類的普適價值觀和反人類的文章在當時竟然大行其道。八億中國民眾，又有幾人能真正識破其包含的毒汁毒素並加以抵制的呢？有可能有，但是極少。這種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形勢，正反映了中華民族整體道德水準下滑的狀態。這也是共產邪靈附體能肆虐華夏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民眾對共產邪靈附體這種倒行逆施的集體失聲，也是共產邪靈附體決定在1974年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的展開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1974年 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向全國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寫作班子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毛澤東批示同意轉發，中共中央於 1月18 日將《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1974年 1號文件下發。於是，「批林批孔」作為文革浩劫中的又一場邪惡的政治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在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折騰的最歡的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夥，他們也想借這次批林批孔運動之機，除掉黨內與他們勾心鬥角的異己。例如周恩來之流。但操控他們的共產邪靈附體卻是一心要通過這場邪惡的運動來斷絕中國人做人的基本倫理道德的根。
共產邪靈附體一向重視各種輿論工具禍害人類的邪惡作用。它們組織邪惡的寫作班子，寫下大量的造謠、誹謗、污蔑孔子和儒家學說的文章在各種媒體上傳播，毒害民眾。例如，當時出名的邪惡的寫作班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發表的這類害人的文章就有181篇，全國各地這類的邪惡的寫作班子相當的多，造下的罪業也非常的大。以文害人，以文殺人是文革浩劫中黨文化所起的罪惡作用的一大暴露。
這類被共產邪靈附體用於害人，殺人的文章，確實毒害了很多人，受這類文章毒害很深的人，就會喪失作為人的最起碼的道德約束，就會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去害人，殺人。
但這類被共產邪靈附體用於害人，殺人的文章，若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可以正常的去思考，去判斷，其害人，殺人的效應就會小許多，若能讓反駁這類文章的言論也能在同一媒體上出現時，其害人，殺人的效應就會非常之低，很快就會銷聲匿跡，無有市場。
共產邪靈附體知道它那一套邪理很淺陋，經不起正常的思考和推理，就用暴力製造了一個恐怖的社會環境，不同於黨文化的聲音根本就不讓在公共媒體上出現，使用各種暴力和欺騙的手段迫使人們按照黨文化的那一套邪理去思維、去講話，對於不這樣作的人，一經發現，輕則批鬥、管制，重則關進監牢，酷刑折磨，直至殘酷殺害。在全國營造了強迫民眾接受黨文化的恐怖環境，使中國民眾產生了一種恐懼的心理，在這種恐懼的心理的支配下，中國民眾被迫接受黨文化的那一套邪理。共產邪靈附體營造的強迫民眾接受黨文化的恐怖環境的邪惡手段繁多，其中之一是：使用了人類文明史上從未有過的最邪惡的洗腦術，即把暴力和邪理並用於對人洗腦，這種最邪惡的洗腦術的大規模的、長期的非法使用、，突顯共產邪靈附體確實是非人族類的一種邪惡生靈。在文革浩劫中，各種名目的洗腦組織形式雖說不少，但常用的就是辦洗腦學校和洗腦班，文革浩劫中出現的所謂的「五七干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共產邪靈附體用暴力和邪理對人洗腦的邪教學校和邪教班。
文革浩劫中的「五七干校」大興於1968年，當時的所謂的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干校更是數以萬計，在那裡接受改造的學員有數十萬人。這類干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年齡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 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也被強迫進干校；年紀高達七十歲的俞平白、六十多歲的冰心、陳伯翰等人和那些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一起，不分年齡、性別，健康狀態，統統按照軍隊編製，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的軍人或工宣隊的工人管理。
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唱革命歌曲，要「早請示、晚匯報」，一日數次集體齊聲呼叫「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跳忠字舞；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被迫參加各種體力勞動：栽秧、割麥、養豬、挑糞、挑水、打井、蓋房等等並非社會分工中需要他們干，或者需要他們學的活計。一天沈重勞動，精疲力盡，晚上還要參加被強制灌輸共產邪理的政治學習，學習冠以「最高指示」的毛澤東的謬論，或兩報一刊的社論，被強迫談學習後的體會，改造思想的心得，狠批帝修反，狠批孔老二，揭發牛鬼蛇神的不老實表現，狠狠批鬥階級敵人，同時也糟蹋自己。在人生理承受趨於極限的情況下，還要強制地繃緊你腦中的共產邪靈布下的階級鬥爭的弦，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對你的威懾力。這種「階級鬥爭」的實踐對人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摧殘是很大的。在長期的非常艱苦的生活中消磨了人的苦難意識；在失去自由的生活環境下消磨了人的自由意識；在受到牲畜一樣的對待時消磨了人的人格意識。如此無人性的高壓迫害，使許多人因不堪重負死於非命。活著的人在這種無人性的高壓迫害下，人性扭曲，許多人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很難自知自己患了這種病，在中共非法統治的大陸，患者很難痊癒。有的在「五七干校」 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某些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在文革浩劫後寫的有關「五七干校」的回憶文章中，並沒有真正揭露共產邪靈附體無人性地摧毀人們道德良知的罪惡， 反而對以後自己生活稍能恢復正常或者改善而為共產邪靈附體組織塗脂抹粉，歌功頌德。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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