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在農大的最後歲月

作者:江畹鑄 發表:2006-11-10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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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傷口,我自己來舔,不要大家為我呻吟……

  當我看到紀念和回憶郭世英的文章時,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經對我說過的這句話。多年來,我反覆這樣對自己重複,除了自己的家人,很少對別人提起過我和郭世英暫短的交往,因為這是我永久的痛。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說過的另外一句話:「耗子要是得意了,那麼貓兒一定會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話說的,那聲音,那語調,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雖然我很小就知道這個諺語。也許他當玩笑那麼隨意一說,也許他是有感而發。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對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釋和猜測。作為多少瞭解當時一些情況的我,作為和他關係不錯的他的一個朋友來說,也有責任說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記憶錯位的事情,為至今關心他關注他的人們,留下一些或許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現在是時候了,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開,把我想說的都傾倒出來。

  郭世英的最後幾年是在北京農業大學度過的,時間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難。他在農大只有兩年半的時間,我有幸認識了他,並且和他有些交往,成為很談得來的朋友。我認識他確切的時間,記不太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可能就是5 月,那時我是農大一年級新生。有一次我和同學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我們都是四川同鄉,用四川話聊天。正聊著,一位我不認識的同學突然也用四川話和我們搭話。我抬頭看,是個男同學,髖骨較高,眼神和藹,歲數可能比我們都大。我們就好奇地問:「你也是四川人?」他說:「對頭!」於是我們就和他一起邊吃邊聊,但誰也沒有問他的名字。後來,幾次吃飯的時候,他都和我們一起圍 著一張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們都不知道他的父親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園裡碰到他,他笑著和我打招呼,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話。這讓我好奇,就問他:「你是四川人,怎麼能說這麼好的普通話?」他說:「我從小就在北京上學。」於是我開始刨根問底了:「你老家在哪裡?」他說:「樂山。」我對文學還是很感興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樂山人,就開玩笑問他:「哦!那你和郭沫若應該是本家了。」他突然有點不自然,說:「我們那裡郭姓很多,大概吧。」也就這樣,我們有一搭無一搭聊了會兒就分手了。雖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觸幾次,但他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對人很親切,很誠懇,但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憂鬱。

  聶元梓的大字報一出,文革開始,我們學校的大字報也鋪天蓋地。一天我突然發現一張大字報,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紅叉子,讓我嚇了一跳,趕緊看。這才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兒子,這才知道他是一個叫X反革命集團的成員,當時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我沒有什麼先知先覺,和大多數人一樣,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對文革我沒有什麼別的看法,跟著大家一起折騰就是。我也認為郭世英是反動學生,以後千萬別和他接觸來往了。(其實我和他也就是那樣吃飯說過幾句話,在校園聊過幾句而已。)

  但我還是常常見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園。他好像很自覺,不再和我們同一張桌子吃飯,獨自一人手捧一個大飯盆默默在某個角落靜靜吃,和誰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們見面也很尷尬,他對我點點頭,我假裝沒看見,擦身而過,表示和他劃清界線。

  大串聯開始,我和幾個同鄉回了趟四川(我家在宜賓),回京時我在鄭州下火車,打算轉車去看我的一位親戚。在極其混亂的鄭州火車站,我的錢包被偷。不過我並不慌張,那時串聯紅衛兵走到那裡都吃住不要錢,乘車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紅衛兵接待站聯繫吃住,也要有一段時間,何況經驗告訴我還要大排長龍。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館吃飯可不是免費的。而親戚家在許昌,一時也到不了,再說人多,根本擠不上火車。我有點犯愁,坐在站前廣場的街沿上發愣。我這人特別沒主意,尤其一個人在外。

  「這不是……梅,什麼梅?」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這麼問我。我一抬頭,見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人低頭看著我。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有點警惕。我站起來,望著他那張黑黢黢的臉,那雙眼睛是真誠和藹的,這是?哦,是郭世英!怎麼這個樣子?怎麼到這裡來了?我心裏問,嘴裡說:「怎麼是你呀?」他笑了笑:「你一個人?」我點點頭。他又問:「同學們呢?」我說,就我一個人,正在想辦法去親戚家呢。他哦了一聲,說:「那我就走了。」此時,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動學生的身份,叫住他:「你怎麼到鄭州來了,這是怎麼回事,要飯了?」他把一個提包丟在地上大笑起來,我還是第一次見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他說:「雖然我是那個,但串聯給我的機遇還要利用一下。我想到黃氾區農場看望我的朋友。火車只到鄭州,正想找去那邊的火車呢。」他還告訴我,文革開始,班裡的人就拿他過不去,但行動還算自由。現在大家都串聯,顧不上他了,他就趁機跑了出來。

  這時我也就不客氣了,想問他借點糧票和幾塊錢。他知道我的錢包被偷,還沒吃飯,就說:「我也沒吃飯,走!填飽肚子再說。」我有點猶豫,但還是跟著他走進一家骯髒的飯館吃了碗麵。飯後,他掏出幾斤糧票還有十塊錢,塞到我手裡:「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會難為你,省得被我連累。」說著站起來就往外走。我突然覺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不是個東西,於是我也站起來,和他一起走出飯館。我什麼也不顧地問他:「你去哪兒?不管我啦?!」我那根「階級鬥爭的弦」再也無法繃緊。他站住,望著我說:「我要趕火車,去洛陽那邊,不是跟你說了嗎,我去看朋友。」我說:「我剛從那邊過來,全亂套了,往西開的火車都開不動了,車廂裡滿是紅衛兵,火車趴在鐵軌上不動。」聽我這麼說,他顯得很沮喪的樣子,一臉無奈。他想了想說:「先找地方住下來再說吧。」也只好如此,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獨的恐懼,就跟著郭世英去找住處。在革命師生串聯接待站,我們排了很久的隊,終於在天黑以前稀裡糊塗到一家工廠的招待所住下。

  晚飯後,我們從食堂出來,郭世英問我,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說也好,就這樣我們無目的地走向大街。開始我們也沒什麼話,走著走著話就多了起來。郭世英似乎很長時間沒人和他聊天,在他眼裡,看來我還是比較單純的,於是他也就打開了話匣子。時間過去了整整40年,在那個特殊的時刻,在那個特殊環境,和他這位特殊的人交談(農大極少有高幹子弟,而我過去又從來沒有接觸過他那樣的人),他那特別有磁性(借用現在的術語)的談吐,讓我畢生難忘。我把那次我們的交談大致整理了一下,時間過去那麼久,我們當時聊天的原話肯定不能重現,但意思是不會錯的,可我不想用那個「」(引號),因為引號內的,常被認為是原話。

  他問我,是否看過批判他的大字報,有什麼看法?

  我老實地告訴他,看過,但不太清楚怎麼回事。

  全是那個X,他告訴我。

  這個我知道,大字報揭露的,我說,X代表赫魯曉夫,說你們學蘇修,鼓吹修正主義。

  不是!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很憤怒,很激動。他說,雖然我現在認為我們幾個同學當時的做法,當時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可這和赫魯曉夫挨不上邊。

  我問,那X是什麼意思?

  他說,學過代數吧?未知數的符號。我們幾個同學,探討未知。世界上未知的東西太多了,探索這個X沒有錯吧?我們太天真了,有些東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問,那你說怎麼錯了?

  他所問非所答地說,揭發我的大字報,都是我們班上的一些同學寫的,說我是X反革命集團的,哪有這回事?其實就我們幾個原來的中學同學在一起,寫點文章、詩、雜文什麼的,相互傳著看,就這麼簡單。怎麼集團了,還反革命了?當然我們寫的那些東西,不值一提,都應該一把火燒掉。因為我認為,我們當時文章所流露和表達的是和時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體談談。

  他說,我過去有一個觀點,我強調個性的存在價值,強調獨立的人格。我曾經對人說過,「生應為人傑」。我寫過一篇小說,主人翁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掙扎和奮鬥,解救被罪惡吞噬的人們的靈魂,可笑吧?你以為你是誰了?救世主?後來我到河南農場,和土地莊稼在一起,思想徹底改變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養我的土地貼近,不能像星光那樣懸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問,我聽說你原來在北大學哲學,怎麼到農大來了。

  他說,這是我自己最後做的選擇,就是想從天上回到地上,不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問我,你怎麼學獸醫了,這不適合女孩子的。

  我嘆了口氣說,沒辦法,誰讓我填志願時稀裡糊塗填了個北京農業大學這個系呢?不過也好,來北京了。學了半個學期,發現系裡還真是藏龍臥虎,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我特別愛遺傳學,以後我一定要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這裡X太多了。

  他立刻說,別X了。談點別的,知道孟德爾嗎?

  我說,知道,不就是那個奧地利神父,唯心主義遺傳學的奠基人嗎 ?那是和米丘林學說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說,看來還真懂點。不過什麼事都不可絕對,我們可以就兩個學說做探討了,這是我們的共同興趣。我學植物,你學動物,其實本質一樣。孟德爾不一定錯,米丘林未必對。

  我吃了一驚,說,蘇聯是修正主義,可我覺得米丘林學說還是對的。

  他說,我也沒全盤否定,但我更信孟德爾學說,他是神父,但他創立的遺傳學說不能說是唯心的。

  於是他開始對比孟德爾和米丘林,聽他慢慢道來,我覺得講的還真的有道理。

  我說,那我很想看看關於孟德爾學說的書,好像很難找。

  他說,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給你幾本。其實你們系就有遺傳學領域的權威,可以請教他們。

  我說,他們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嘆了口氣,沒再說什麼。

  話題又回到X。

  我問,大字報還說,你們要偷越國境,有這事嗎?

 #p# 他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也不是像大字報所說的那樣。他說,那個所謂的X一共就四個人,都是中學的同班同學。上大學後,各奔東西,不過談得來,就又常在一起了。我從來也沒想到什麼出國,但另外幾人有這個意思,但沒有行動。他們特別想瞭解國外的情況,說想出國,又口無遮攔,結果有人告密,我們就犯事了。

  我問,那怎麼處理你們的?

  他說,情況不同,分別處理的。一位女同學不久就放了 ,兩個男同學勞改,到現還沒有出來。我到河南黃氾區西華農場接受改造,這次串聯出來,我就是要到那裡看看。

  後來我們聊起了文革,給我總的印象是他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革命非常擁護。他把這場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做了個比較,他說法國大革命是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鬥爭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而且沈重地打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統治,並為以後各國的革命樹立了榜樣,因而具有世界意義。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建國以來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一次革命運動,它挖掘掉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最後的思想根基,開創了無產階級真正一統天下的新紀元,絕對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他特別強調鏟除封建主義,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問他,據說現在山東的孔府被砸了個稀巴爛,這個四舊破得對不對?

  他說,砸就砸了吧,雖然可惜,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們又聊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有名的對聯。

  我對這幅對聯非常反感,問他怎麼看。

  他說,太沒意思了,這還值得討論?出身怎麼能決定人的一生?照這麼說,歷史還能進步?!荒唐!從對聯他又聊到「聯動」。他說「聯動」的性質和滿清的「八旗子弟」一樣,自以為血統高貴,骨子裡完全一個封建主義。這才叫「打著紅旗反紅旗」,沒有好下場。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見。(那時,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們還沒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後來的《出身論》主要的觀點是一致的。)

  就這樣我們邊走邊聊,非常隨意,我開始的拘束已經坦蕩無存,我覺得他不僅健談而且思想很敏銳。我不再認為他是一個如大字報所說的反動學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邊同學的素質高多了,我開始對他產生親和感,很願意聽他給我「擺龍門陣」,雖然話題並非輕鬆。

  那天晚上,我們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們趕往火車站,還算幸運,在郭世英的幫助下,我終於爬上了南去的火車。他要往洛陽方面走,站在月台上向車廂內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轉身離去,消失在人群裡。

  我們再次見面又隔了幾個月,是1967年的春節以後,在農大的校園。那天我正埋頭走路,突然聽人在我後面喊我的名字,我回頭,就看見郭世英很狡猾地笑著望著我。我挺高興,問他鄭州一別後的情況。他說,到農場看望朋友後,又騎自行車南下,到了武漢等地。自行車壞了,就步行串聯,後來又回到農場呆了些日子。他問我什麼時候從河南回北京的。我告訴他,離開許昌我也沒回北京,我也南下,到韶山、廣州、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走著聊著,恰好到男生宿舍。他讓我等他一會兒,跑著鑽進宿舍樓。很快他又鑽出來,手裡拿著幾本書,遞給我。他說,這是幾本有關遺傳學的書,拿去看吧。我拿過來看,有方宗熙寫的《生命的進化》和《普通遺傳學》,還有吳仲賢翻譯的《生統遺傳學》。我這才想起那次我們在鄭州聊天時,聊到什麼孟德爾和米丘林,他說回北京要找幾本有關的書給我看。我沒當回事,以為他說說而已,而郭世英一直記在心間。拿著書,我覺得很慚愧,很感激他,但沒有說出口。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認真,對人很熱誠。

  1967年,郭世英是否離開過北京,我不很清楚。我6月回過宜賓一個月,目睹了在那裡發生的大規模武鬥,其它時間都在北京,我常在校園裡和郭世英相遇。我開始稱他為大郭,他則叫我小梅,因為我的名字中有一個梅字。後來有意或無意我稱他大哥,他叫我小妹,其實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因為在四川話裡,大郭和大哥,小梅和小妹的發音是相同的,彼此稱呼,你怎麼理解都可以。我只想說,我們回北京再見面後,我覺得他真像一位大哥,見到他就有一種親切感。而他也覺得我是一個什麼也不懂,聽話的小妹。我們常在一起聊天,如果說我們鄭州那次不期而遇,彼此都不瞭解,他對我說的那些多少有些謹慎,或有言不由衷的內容。現在(指1967年以後)我們就自然而無拘束,因此我認為這才是郭世英的心聲。因為很隨意,他就告訴我,他已經有女朋友了,比他小好幾歲。我曾希望他什麼時候帶他的女友過來和我見見面,他說,順其自然吧。他還說,作為他的女朋友,一是需要為她付出,二是她必須有足夠的勇氣,缺一不可。而作為他的朋友,只有他的付出,而不必讓他們為他煩惱。我沒有弄懂,他說這話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我們聊天時他還說過,他上演的是一場悲劇,高中是他的悲劇的序幕,北大是他的悲劇的正劇,也許悲劇將在農大落幕。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他也沒有很好地解釋,但我隱隱約約感到他心裏被難以撥開的黑雲籠罩著。不過,他也斷斷續續和我聊到他在中學和北大的經歷,說實在應該是心歷。

  他說,初中他在北京四中,畢業他沒有考好,落榜了,在家裡玩了一年。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大學他先是在國際關係學院,62年轉到北大哲學系。101中的同學單純、北大的同學沉悶而農大的同班同學冷漠。單純可愛,沉悶可悲,而冷漠最可怕!高中,非常完整的三年。同學們都沒有心眼,相互之間從不猜疑。我要求上進,也得到回報。但我心裏真正追求的和學校(其實反映的就是國家)倡導的有矛盾,這讓我痛苦,而這種痛苦在高中畢業後達到頂點,以至讓我神經衰弱得無法學習。我認為只有哲學才能讓心裏的矛盾轉化為理論的探索,就轉到了北大的哲學系。誰料這個新的環境就像「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讓我非常失望。同學中也有幾個有思想的,但火焰各自燃燒,甚至我燒你,你燒我。只有和原來中學的幾個同學在一起,我才感到我們的火可以和他們燃成一炬,當然我們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滅了。經歷了長期的思考和肉體的磨練,我終於明白我們過去的荒唐和幼稚。本來我不打算再上學,就在農村呆下去,但還是來這裡了。既然這樣,我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從此與過去的我決裂,但同班同學沒有一個理解我,我想回到單純也不可能了,但我相信將來會好的。

  上面我寫的,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記錄,而是很多次交談後,我留下的總體印象。我認為他的內心很痛苦,又沒有辦法發泄,多少和我聊了些。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開過心扉,兩者之間是否有相通之處,我認為會有。

  1967年,老實講農大還算比較平靜。各派之間不斷地打派仗,我早習以為常。我的出身不好,造反派對我這樣出身的都避而遠之,我只好當一個「逍遙派」。這在運動初期很難堪,無可奈何。可到了67年下半年,我發現「逍遙」的人越來越多,真的成為一個「派」,也就心安理得了。「逍遙派」圈子裡的人,不問「政治」,有談戀愛的、有做毛主席像章的、有打毛衣的、有養公雞抽雞血打針的,更有人長期不在學校,真不知逍遙到何處去了。我沒有怎麼走動,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遺傳學方面的書外,我還看小說。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被人砸了,流落在外不少「封資修」的小說,我也弄到幾本。那時大張旗鼓在宿舍或什麼地方看,也沒人管,人都忙著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留校的人有興趣的在鬥嘴,沒興趣的各幹各的,這種特別自由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東方紅總部勒令不得離開北京,隨時聽候批判,但對他的約束並不很緊,他可以跑回家,我們見面聊天也沒有人管。

  我看過馮驥才寫的一本書---文革經歷者的心靈檔案,《一百個人的十年》。我在下面要講的有關郭世英的一件事,其情節和馮驥才書中的第一個故事《拾紙救夫》有些相似。我要詳盡敘述的原因是,通過這件事,我感受到郭世英心靈中異常完美的一個側面。

  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正在宿舍裡看書,一位同學進來告訴我說,有人在樓外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郭世英,他身旁還有一個人,是個女孩,也就15、6 歲,很疲憊的樣子,他招呼我跟他們走。我跟著他們到花圃旁,找了個地方坐下,他指著女孩對我說,你能不能讓她在你那裡住一兩天。我問,她是誰呀?他說,她是從湖南湘潭來的,你叫?那孩子說,我叫羅湘漪。郭世英說,說起來話長,慢慢告訴你。我說,沒有問題,我們宿舍有空床。郭世英說,那好。我還要再回趟家,小羅你幫我照顧好,我後天一定回來。又對小羅說,你放心好啦,她是我小妹,有什麼話都可以對她說。說完掏出些飯票給我,就匆匆消失在夜幕裡。

  當晚我安排小羅休息,小羅太累了,很快就睡著。第二天,我才有機會聽小羅原原本本說事情的由來。

  小羅說,我父親是湘潭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那個地方砸四舊,破封資修,連手錶都不放過。父親有一塊老牌的歐米伽手錶,造反派讓他交出來,他捨不得,就對學校的造反派頭頭說,手錶又不是封資修的東西,毛主席也有手錶。那頭頭說,你污蔑偉大領袖,你拿出證據出來。父親就說,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見毛主席沒有手錶,就把他手腕上的手錶摘了下來送給了毛主席。那頭頭一聽,就給父親一個大嘴巴。命令嘍囉們把父親抓了起來,說你罪上加罪,我們偉大的領袖怎麼能拿別人的東西,你造謠!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我父親說,那是我從報紙上看到的,沒造謠。頭頭讓父親拿出報來,可他到哪裡去找,就這樣天天拷打,關著不放。我實在沒有辦法,就偷偷扒火車到了北京,想找郭沫若,救父親出來。到北京,我還真的打聽到了郭沫若的住所,昨天我就到那里門口站著,想怎麼才能進去。恰好,你大哥從門裡出來,我不顧一切,哭著對他說,我要見郭沫若。大哥讓我別哭,問怎麼回事?聽我說完,他告訴我,手錶的事他知道,確有此事。不過要拿出證據,也要給他點時間。於是他帶我到外面吃了飯,先送我到大姐你這裡安頓下來。她問我,那大哥是誰呀?這麼好。我說,他就是郭老的兒子。小羅一聽就大哭起來,說她父親有救了,我安慰小羅說,肯定有救的,眼淚也禁不住流了下來。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學校的,他見到我們後,拿出兩張照片,是兩張舊報紙的照片(我忘了是「新華日報」還是「大公報」或是當年別的什麼報了)。其中一張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當天的報導,另一張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慶活動的軼事。郭世英指著第二張照片對小羅說,你看這裡就刊登了你爸爸說的那件事。我們仔細看,就是郭沫若送給毛主席手錶的報導。郭世英把這張照片翻過來,在照片的背後有兩行漂亮的毛筆字,是郭沫若的親筆。郭世英說,我昨天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找到了當年的報紙,請館裡的朋友拍了這兩張照片,請他馬上衝洗出來。回家後,我把小羅父親的事對我父親講了一下,我父親很感慨,在照片後寫了幾句話,再次確認他送毛主席手錶一事的真實性。郭世英把照片裝進一個信封裡,交給小羅,又拿出一張火車票和十幾塊錢塞到小羅手裡說,這是今天晚上回長沙的車票,事不宜遲,我們不留你了,趕快回去救你爸爸,有什麼問題給我們寫信。他讓我把我的通訊地址給小羅,在小羅感謝的嚎啕大哭聲中,我含淚給小羅留下了地址,抬頭看郭世英,他臉頰上也掛著兩行淚。

  當晚,我和郭世英送小羅到北京站,望著小羅乘坐的火車離開我們才走。在回學校的路上我對郭世英說,這回你和你父親可幫小羅大忙了。他說,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這對我來說不是很難,但對小羅來說可真是天大的難事。有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我總記在心裏,這是做人的一個原則。其實這次小羅「千里救父」才是應該傳誦的千古佳話,我被她感動得兩天都沒有睡好。羅湘漪,多麼美的名字,多好的小姑娘,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們坐在公共汽車上沉默地望著外面,望著外面那沉沉的夜,沒有再說話。

  (勇敢的小姑娘羅湘漪後來給我來了信,她感謝郭老和郭世英,說郭世英給他的照片和郭老的親筆,幫了大忙,讓他父親得以解脫 ……)

  #p#幾天後,郭世英見到我,他還想著小羅的事。他說,我估計像小羅爸爸這樣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我真希望有那麼一天,要找什麼資料只是舉手之勞。不僅能讓很多人免於無妄之災,更能方便我們大眾。看來我應該改學圖書館管理專業,這個類似索引的學問太重要了。他又說,現在我們就可以做點事,我想編一本《魯迅語錄》,像編《毛主席語錄》那樣,每一章專門選錄一個題材。還可以編一部《魯迅著作索引》,如把魯迅文章中凡是寫桑樹的,凡是提到嫦娥的,都找出來,分門別類,這樣人們要找魯迅哪篇文章哪句話,不就非常簡單了嗎?他想馬上著手這兩件事,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我當然願意。他說,我還要找幾個朋友一起來做,這種工作可以分頭進行,最後匯總就行了。

  那個時候,除毛主席的著作外,最容易找到的書就是魯迅的著作。郭世英給我佈置任務了,他讓我把魯迅論「青年」、論「國防文學」等幾個專題的話都找出來,抄在他給我準備的卡片上。他還讓我想想,如何編《魯迅著作索引》,在他看來這是比編語錄更大的事。我很認真地編《魯迅語錄》,前前後後我弄了近一個月,抄了厚厚一摞卡片,交給郭世英去匯總。我告訴郭世英,要編索引,看來非常困難,不是幾個月,也不是幾個人就可以做的。他也說,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考慮和實踐,我也覺得這事太難。一個魯迅就這麼難,要是想把譬如「魯迅」這個名字,從浩如煙海的圖書裡都找出來,按我們現在的做法,根本辦不到。也許未來科技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會有一種辦法,我盼著。

  電腦科技的發展,網路工程的問世,現在郭世英的這個夢想已經實現了,但他沒有盼到。當我把郭世英的名字輸入到Google裡、打入「百度」中,不到一秒鐘有關「郭世英」的條目就躍出,分別有14,500條和17,300條之多!這時我感覺世英大哥又回到我旁邊,無言地望著他自己的名字,啊!我的願望實現了,他心裏一定這樣在想。

  我現在馬上就要寫到郭世英的最後日子。這是我最難和最不願意再去回憶和觸及的。人生最殘酷的不過如此,當我以發抖的手敲擊鍵盤時,請原諒我會激動而出現的語無倫次。也不要嫌我囉嗦,因為郭世英的遇難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我要讓人們從農大這個社會的一角,看到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相對的「好時光」到了1968年就不再。學校的形勢變得很緊張,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批鬥臭老九的聲勢一日高過一日。我們這些「逍遙派」已經不敢再逍遙,每天都要參加各種沒完沒了的,由學校裡、系裡或班裡造反派頭頭組織的批判鬥爭大會和小會,曾經喧嚷一陣的「復課鬧革命」,只有「革命」,再聽不到「復課」的聲音了。打人的事經常發生,不斷有什麼人被打死或什麼人自殺的消息傳出。大概是2月份,學校的工會副主席安鐵志,實在不能忍受折磨,從關押他的教室逃出,爬上大煙筒頂部,跳了下來,成為當年我聽說的學校第一個殉難者。我還親眼目睹了他們的一次施暴過程。有一次,我想到學校外面辦什麼事,剛走到校門,就看見幾個戴紅袖標的人,掄著皮帶抽打一位中年人。一面打,一面還大聲罵:「打死你這個狗特務!讓你跑!讓你跑!」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地上,渾身是血,不再動彈,死活不得而知。

  我想郭世英的處境一定也非常危險。每次見到他,我都要叮囑他要特別小心,自己保護好自己。他表面上看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但他可能有某種預感,免不了一場大難,我們交談不再輕鬆。4月初的一天,他告訴我,他們班的造反派命令他,不許亂說亂動,只許老老實實呆在學校,準備隨時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他說,什麼革命群眾,就是他們那一幫人。我很擔心地問他,他們不是還想翻你的老賬吧?他說,看來他們是想從我的老問題開刀,另有圖謀。你沒有看大字報說嗎?是誰膽敢把X反革命集團的那些人,特別是我就這麼不痛不痒處理了?要揪出包庇我們的人。我問,哪你怎麼辦?他說,聽天由命吧!小妹,你記不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農大是我這場悲劇的落幕。我的意思是說物極必反,我相信悲劇落幕後,我會和你們一樣的人,真正成為一個有知識的新農民,這是我現在最大的願望。

  農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會,(至於1968年4月以前是否進駐了工宣隊和軍宣隊我已經記不很清楚了)革委會掌管學校的大權,學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階級隊伍的事,都是由革委會佈置。我聽說當時掌管農業口的是姚文元,而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幾個文革干將親自抓農大的運動。我現在想,這些人幾次接見農大革委會的負責人,是否曾經說起郭世英的事?是否暗示過他們,要從X這個案子處理入手,達到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革委會和他們系裡的那些人才有恃無恐,拿雞毛當令箭,猖狂之極。我的猜測不是空穴來風,因為郭世英就是在4月初在我們那次聊天時,提過「郝爸爸」和「郝媽媽」兩個人,說他不知道以後再見到「郝爸爸」和「郝媽媽」,說些什麼才對得起他們。我沒有問他,「郝爸爸」和「郝媽媽」是誰,但兩個很奇怪的稱呼困惑我多年,我一直以為是兩位職位很高的領導,但我又想不起有什麼姓郝的高級幹部。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我曾把「郝爸爸」和「郝媽媽」分別或單獨輸入「百度」和Google查詢,但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條目。而我從周國平的《歲月和性情》一書中看到有這樣一句:「世英死後,周恩來來到郭家,還曾說了,世英是為我死的,這樣一句痛心而內疚的話。」各種資料也表明,周總理確實曾經關注和參與處理X這個案件。那麼農大的那幫人當年對郭世英下毒手,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針對周總理的呢?郭世英說過的那個「郝爸爸」和「郝媽媽」是否就是指周總理和鄧穎超呢?我希望我的猜測能夠得到證實。

  4月中旬,我們系的副教授劉書芹被關了起來,連夜毒打審訊,要他交待問題。打人的事,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堅份子親手干,不讓外人看的。事後,他們把劉書芹送到我們住的5號樓的地下室,把我叫來,命令我給劉老師的傷口上藥,給他吃消炎藥。還說,這是什麼革命的人道主義,不能讓他死了。每天當我面對遍體鱗傷的劉老師,我難受極了,心裏憤怒地咒罵那些 混蛋。我更擔心郭世英,千萬別落到這些人的手裡,他們就是法西斯!

  一天,我到校醫務室,為劉老師拿藥,取些處理外傷的紗布藥棉。在排隊取藥的時候,我聽前面兩個人很小聲地說,我們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來,晚一步他就投敵叛國跑了。還說,正在審問,他嘴硬得很…… 我一聽,頭嗡的一聲,眼睛一黑差點摔倒,扶著牆,強作鎮靜,想繼續聽他們說。他們似乎發現我聽到了他們的對話,就不再說什麼。我最怕的最擔心的事,到底發生了。

  我走出醫務室,坐在醫務室的臺基上發呆,腦子一片空白。我說過,我遇事特別沒有主意,就這樣不知坐了多久,不知道怎麼辦。後來我想,最重要的是趕快搞清楚郭世英現在被關在哪裡?設法和他見見面。我站起來,在宿舍區,在教學區還有校園到處亂轉,希望能發現點關押郭世英的線索。我還跟蹤了他們班的人,可是沒有結果。看來,這次他們對郭世英採取的行動是有計畫安排縝密的,很可能就是校革委會一些人組織的。如果真是那樣,郭世英現在的狀況就更糟糕了。

  那時農大校園的許多建築物包括家屬宿舍,都關押著眾多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稱為反革命分子的無辜群眾。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和自殺,看管得相當嚴,要想從中找到郭世英,談何容易!我個人看來沒有這個能力了,我想起一個老鄉,他也姓郭,畜牧系的飼養員,出身好運動積極,被系裡三結合到革委會裡了。從我平時對他的瞭解,他還算有良心,看不慣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為。我對老郭說,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被抓了,我想見見他,問能不能幫忙。老郭問了問情況,猶豫了一會兒說,我想想辦法,我不知道這事,要先打聽他被關在哪裡。他讓我等他的消息,晚上在食堂門口見。

  離開老郭那裡,我回到宿舍,心亂如麻。我站在窗前望著外面。學校裡的擴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聲嘶力竭廣播,不是說什麼斗批改形勢一派大好,就是牛鬼蛇神你們聽著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天黑了也不停止。我六神無主,什麼事都做不了,乾脆還是到食堂門口等老郭去。

  我到食堂門口,在那裡等了好久,總算把老郭盼來了。我焦急地問怎麼樣?老郭說,他打聽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關在教學樓裡,今天下午又轉移了,具體什麼地方他不清楚。原來郭世英已經被他們抓來有兩天了,如果不是在校醫室偶然聽說,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問老郭,郭世英有沒有挨打?老郭說,怎麼沒有?!他說,雖然我沒有見到郭世英,但聽他們透露說,怎麼打他,他都不說話。老郭這麼一說,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老郭說,別哭呀!哭管什麼用,我都見不到他,你也別去找他了。你說他是郭沫若的兒子,你不如去找郭老,沒準會有救。聽老郭這麼,我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羅湘漪。對呀!我怎麼沒想到向小羅那樣?我應該去郭老家,把消息告訴他呀!會有救的。我謝過老郭,忙回宿舍取些錢,準備進城。

  誰知這時來人,催我去地下室給劉老師換藥,我這一天,昏昏沉沉的,只想到郭世英,把劉老師給忘了,我匆忙到地下室。看到劉老師的傷口又多了幾處,舊的傷還化了濃。我心裏一邊罵那幫傢伙,一邊罵我自己,我沒有來及時給劉老師吃藥和換藥。我這是怎麼啦?郭世英和劉老師都是受難者,我不應該顧此失彼。我靜下心來,為劉老師處理了傷口。我求監視我們的那個同學,你們就手下留情吧,再這樣折磨下去,他可就危險了。那同學看沒有別人,就悄悄對我說,我沒有打他,我也恨他們,但他們就是不放過他呀。我坐在劉老師身邊,見劉老師雙眼緊閉,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著。突然,我聽劉老師輕輕地問我:「幾點鐘了?」我沒有手錶,看守我們的同學說,12點都過了。劉老師又問:「今天幾號?」我說:「4月21號,哦,應該是22號了。」1968年的4月22日,那一早一晚將要發生的兩件事,讓這個日子銘心刻骨!

  劉老師再沒有說話,好像睡著了。我回到宿舍,不知道時間,只知道太晚了,根本沒有公共汽車,只好等一早再進城,去郭老家。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起床之後就是一陣瘋狂。天一亮,大喇叭先是高聲播放那個神聖的樂曲。隨後,全校師生,包括家屬在內(專政的對象除外,據說他們在被關押的地點,有一套專為他們設計的,早晚向偉大領袖請罪的程序),必須列隊到指定的地點,面向東方,或面向偉大領袖和他親密戰友的畫像做「早請示」,要高呼「萬壽無疆和身體健康」凡三次,要高聲念《語錄》好幾段,還要跳從東北才引進不久的「忠字舞」數節。這樣的一套程序走完,半個小時過去了。

  人們散去,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門口走。就在這時,我發現許多人往6號樓那邊跑,隱隱約約聽說,有人跳樓了。我沒有隨人群擁向6號樓,一則,我有要事進城。再則,這種事從2月份安鐵志自殺開始,幾乎隔幾天就會發生,不是我麻木,而是不忍,不忍去看,也不忍去聽。早上乘車的人多,又是星期一,我在公共汽車站耐心等著。這時就聽新到的,一位來等車的人說,剛才又有人跳樓了,聽說是郭沫若的兒子。郭沫若的兒子!我一聽頓時傻了,腦子一片空白,在那裡一動不動站著。車來了,大家蜂擁上車。車走了,車站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忘了我是怎麼回到學校了,也忘了我是怎麼把腳步移到6號樓的。樓外還有許多人,七嘴八舌低聲議論著。從人們的低語中,我知道就是剛才,大約還不到半小時,郭世英遇難了。大郭,我的大哥,他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不敢走過去,不敢再往前看。我分開人群,走回自己的宿舍。宿舍裡空無一人,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裡,放聲痛哭。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想起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面,他告訴我 ,他最大的願望是將來當一個有知識的農民。這個願望不很宏偉,也不浪漫,但很現實。是他從苦難的經歷中最終自己選擇的,他為什麼要放棄?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雖然他最後在農大的日子非常險惡,像是要越過激流。但他見到一塊露出水面的礁石,就跳上去,見到另一塊,再跨上去。他就這樣涉足,已經快到彼岸,他為什麼要跳到水裡去?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他的女友在等他,他的父親和母親在等他,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他的朋友包括我這個小妹也在等他。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弟弟去年的死,給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他的生命對他的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難道他會自己去結束它嗎?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面對那幫惡棍和匪徒,他有思想準備,他對我說過,聽天由命吧!我想他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被他們折磨死,他也要維護他做人的尊嚴和為人的道德準則。

  我在痛哭一場後,揭開被子。我對自己說,不行,我得出去,我要儘可能瞭解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要不就晚了。

 #p# 我走出我住的5號樓,看到還有人圍在6號樓周圍,有些好像是警車的車輛停在樓前,有人守在那裡不讓人們走近。我走來走去,打算通過群眾的議論,發現目擊者。但雖然議論紛紛,我始終沒有聽到一個有價值的聲音。

  我又回到宿舍,同寢室的幾個同學也在說著對面樓裡今天發生的慘劇,大家心裏都不好受,儘管除了我之外,別的同學都和郭世英沒有什麼交往。這時一位同學說:「我們樓上畜牧系的一個同學親眼見到郭世英從樓上掉下來……」我馬上問:「誰看到的?」那同學說:「就是那個領我們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學。」那位同學我知道,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不過不清楚名字。於是我上樓,在四樓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學,她姓李。我直截了當問:「聽說你看到了郭世英墜樓的過程,是怎麼回事?」她也很爽快,說:「不是我親眼見到的,我當時不是在領舞嗎?剛結束,我們在樓側怎麼能看到?是她。」小李指著旁邊另一位女生繼續說:「她是我中學同學,現在在航空學院(或化工學院,我記不很清),昨天來的,晚上就住這裡了,她看到的。」我就請那位外校的同學談談經過。肯定她已經不止一次向同學們說過,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

  她說:「今天一早,你們都去早請示,我是校外的,沒下樓。廣播那麼響,我也睡不了啦,起來望著窗外梳頭,面對的就是那座樓。」她用手指了指,知道她指的就是6號樓,和這座5號樓外形結構都一樣。

  她繼續:「我正梳著,突然看見對面樓靠左邊一點有個人往下掉,肯定是人,頭朝下,一下子就砸在地上,發出很沉悶的響聲,因為下面有樹擋著,我沒有看見砸在地上的樣子。我嚇壞了,下意識往上找,就看四樓窗子開著,」

  她讓我看那個窗口,那窗口和我們現在的位置一樣高,稍斜向我們,還是敞開著的。她說:「別的樓層沒有開窗的,那開著的窗口裡有兩個人影,那麼一晃就沒了。」

  我急忙問:「確實有人影?」

  她說;「沒錯!本來我以為人是從樓頂上掉下來的,我眼睛那麼一掃上去,就看那扇開著的窗裡人影一晃,一晃就沒了。肯定那人就是從那窗口掉下來的。是裡面的人給他推下來的,還是他跳下來的,我沒看到。整個過程也就二、三秒鐘的樣子,嚇死我了。」

  旁邊小李這時說話了:「我當時隨著人群往出事的地點跑,還沒到那裡,有同學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拉著我就走,說太慘了,太慘了,別去看了。我問她,誰呀?掉下來的?她用手捂著嘴說不知道,不知道,手還反綁著的,不說了,不說了。」

  我又問了一些情況,走下樓再回到自己的寢室,零零碎碎的畫面在我的腦子裡晃動,讓我欲哭無淚。

  一般來說,女生的邏輯思維能力較男生差,我就是這樣,我無法冷靜地把同學們說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聯繫起來,對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和判斷。多是從郭世英的個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殺,而是被害,但又理不出一個頭緒。

  一天下來,我不知道怎麼過去的,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腦子裡忽閃忽現外,就記得我還要給劉老師上藥,別忘了。我一天哪兒都沒去,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去地下室。可今天很異常,有人把守下去的門,讓我回去。我爭辯說,是你們讓我來給劉老師上藥的,怎麼變了。他不聽我解釋,說讓你回,你就回,哪有那麼多話!

  我只好回宿舍,心裏想著劉老師,要是今天不換藥,他傷口肯定會惡化。我這一天身心俱疲,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也不知何時,就聽耳邊有人說,又死人了,劉老師自殺了!我以為是做夢,一下坐了起來。睜眼看,是同學在床邊。我急忙問:「誰?劉老師,劉書芹?」她點點頭。

  1968年4 月22日,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我不能再寫了。

  後記

  事情過去這麼多年,我也沉默了這麼多年。這幾年,關於郭世英的回憶文章又多了起來,我想原因之一是,人們在新的時代發現了郭世英生命閃光的價值。我仔細閱讀了我所能看到的有關文章,也很關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發的官司。郭世英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人。我現在回想一下,郭世英在我一生中的位置,不能說重要得影響了我的一生,但他是讓我最懷念的人。我們有過近兩年的交往,那麼多年過去,他的音容宛在,可見他人格的魅力。我後來從事了遺傳學的科研,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響。而他對我說過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句話,也成為我為人處世的一個原則。

  我一直耿耿於懷的是郭世英的死,他死得蹊蹺。說他是自殺的,我認為根本不可能。面對強加於他的「自絕於人民」的結論,我憤怒,但我當時只能以沉默來面對那顆「霸道和強權的鋼印」。現在,我已經不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學生,多年的科研實踐,我的邏輯思考能力比以前強了許多。我冷靜地思考,把那天聽到、看到的一切綜合起來,我敢肯定,郭世英的死,是謀殺而不是自殺。

  我是這樣推斷的:那位北航(或北化)同學看到郭世英墜樓瞬間,四樓窗口有兩個人影一晃就消失,這個情況非常重要。如果郭世英是自殺,當時的屋內會有兩種可能,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無人,郭世英跳了下來,這樣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如果有人影,也是事情發生後,看守者發現,跑到窗口,往下觀察,而這個過程再快,也要幾秒鐘,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間。二是有人,郭世英往下跳,看守的人會立刻跑到窗口,去拉他,但沒有拉住,郭世英跳下去了。他們會很驚慌地站在窗前,往樓下張望。這個過程怎麼說,同樣也會持續幾秒鐘,然後他們才會掉頭往樓下跑,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這不符合常理。這兩種假設的情況都沒有出現,那麼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殺。邏輯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簡單了,郭世英是他殺,是窗口後的人,起碼兩個人,他們把郭世英抬上窗口,然後把他推下去。為什麼兩個人一晃即消失,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怕人看見,因為他們是殺人犯!

  再來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跳下去的。我以為根本不可能。郭世英的手被反綁著,這不僅小李的同學看到了,各種文章也都提到了。反綁著的人,即使是身體很強健,在沒有別人的幫助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升起來」,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處,還能再用反綁的手拔開插銷。試想,這時他身體的位置在何處?雖然我沒有去那個房間,不過這幾座樓的結構都一樣,那窗臺只有幾厘米寬,他能在上面穩住嗎?更何況郭世英渾身是傷,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經讓他奄奄一息,也正如一些文章寫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要完成幾個高難動作才有可能從窗口載下去。他又不是超人。而我更以為那天早晨,他們又對郭世英毒打,或者把他打死了,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氣。他們到底還是心虛,就把他從窗口推了出去,造成自殺的樣子,逃避罪責。

  最後來看那些暴徒綁架郭世英的目的,說他是想投敵叛國,這是抓他的藉口。真正的目的是想撬開郭世英的嘴,得到他們想要達到的抓幕後「包庇者」的不可告人的陰謀。如果目的達到了,用不了多久,就會有爆炸性的新聞滿天飛,可是後來並沒有這方面的什麼新聞出現。可見郭世英在他們面前不屑開口(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在校醫室聽到兩人對話,他們說郭世英嘴硬得很,什麼都不說,就是證明),或根本不談他們想要的,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最終,惱羞成怒將他害死。這在現在看,是不可思議的,而在那個年代,尤其在農大,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個角落,草菅人命,太常見了,怎麼他們就不會對郭世英下毒手呢?!

  最後我想對殘害郭世英的那幾個人說幾句話:

  你們現在在哪裡?或許你們可能已經退休,在兒孫的身邊頤養天年;或許你們還在發揮余熱,在田邊、還在實驗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鏡觀察你們培育的新的作物。這些我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你們活得心安理得,是嗎?你們生活過得很有滋味,是嗎?你們難道從來不做惡夢嗎?你們的良知(如果有的話)從來沒有被咒語喚醒過嗎?你們可以說,我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夠了,我已經聽夠了!一切想逃脫自己罪責的誣陷者、打手、劊子手等等像你們這樣的卑鄙小人,現在無不用這同一說辭為自己解脫和申辯,沒有用的!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們一樣,你們畢竟是「一小撮」。你們這「一小撮」,傳承著的是文明的負一萬次方的卑劣。從你們身上我看到了歷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看到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時,那台下晃動著的特務的影子。對於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人們還會繼續爭論下去,因為爭論有價值。但你們!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你們都是要注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北島說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正因為你們是卑鄙者,你們在那個時代才獲得了一張張讓卑鄙橫行的通行證,別人無此「特權」。

  那麼「我們就死定了?」你們也許會這樣說。現在早已經不是那個你們曾經對人吼過的: 「踏上一萬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時代了。你們還是有獲得寬恕可能的。具體說,要是你們真正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有所懺悔,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來,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說出來,儘管我已經認定郭世英就是你們殺死的。現在再沒有「大師傅」來做調查組的組長(1978年,郭沫若去世後,依於立群女士的要求,農大成立了一個調查組,想調查郭世英死的真相。組長是位政治上可靠而專業上一竅不通的食堂大師傅,可以想像會調查出什麼結果。),你們的罪行也已經不會再受法律的制裁,只有道德的法庭對你們的靈魂進行審判。而那句早已經不合時宜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對道德法庭來說還是適用的。怎麼樣,你們有膽量嗎?我等著。

  郭世英走了,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在我心中,他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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