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爭的根源可溯及去年夏天網路流傳的「物權法」批判文章。撰文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他指控起草該法草案的法律專家「奴隸般的抄襲資產階級民法」，他主張「有錢人的汽車與乞丐的要飯棍」都要受到平等保護。最重要的是，他認為草案並無本諸「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
那些將其批評視為開倒車的學者，低估了社會主義觀點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貪瀆猖獗、虐待勞工、扣押土地層出不窮的中國所具有的號召力。人民大學公共政策專家毛壽龍說：「我們的政府只有獲致廣大共識，才會前進，但現今，共識正在腐蝕，意識形態的論辯出現，我們已有一段時間未見此現象。」
這樣的分歧顯然不會使中國追求市場導向成長的目標轉向。然而，政治分析家說，當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總理溫家寶將處理社會不均當作施政重心之際，他們皆有意無意地引發論辯。國營新聞媒體充斥著將「社會平等」作為經濟政策焦點的呼籲，該論調取代之前領導階層著重的締造富裕與追求快速成長。
胡錦濤自二○○二年上臺後，便開始與前領導人江澤民的作風保持距離；江澤民將商賈引入共黨，也被視作容讓關係好的官員犧牲窮人利益，以公有財產牟利的人。一名官員觀察說，胡錦濤是中間派份子，「但他確實將我們往左拉，以恢復平衡，而這也給了守舊陣營數年來未有的機會」。
分析家認為，如此一來，中國領導階層恐發現更難以市場導向方法來解決諸如提供農民健康照顧，打擊公部門猖獗的貪瀆、整頓銀行、保險與證券公司等迫切問題。北京當局矢言「建立新的社會主義鄉村」，承諾政府資金挹注農村，但它也規避處理禁止農村私有土地交易等經濟活動的限制。許多市場經濟學家認為，這些限制使農民的經濟權遭到剝奪。
過去二十年來，每年平均十％的經濟成長雖然使中國更富有，政治上卻更貪腐、動盪。貪污、污染、土地扣押、專斷的賦稅是社會不安的主要因素，暴動已是農村生活的家常便飯，在二○○四年，中國每天爆發逾兩百件大規模暴動。
許多左傾學者認為，社會的弊端肇因於過度資本主義化與日益嚴重的不均。根據聯合國發展計畫，中國都市與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比例為三點三比一，超過美國；如果此一趨勢持續下去，到了二○二○年，該比率將達四比一，部分中國經濟學家認為，屆時將引燃更廣泛的社會動盪。
政治上的憂慮興起對過度偏向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國光說，在法治不完備的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平精神與社會責任，那麼所建立的經濟體將是精英市場經濟。部分支持市場原則的經濟學家則譴責左傾思想危險，市場派的媒體人周瑞京在一月的雜誌專題寫道：「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並非市場改革的缺陷，而是其自然結果，這無關好壞，但卻可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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