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滄桑。今天再說起19幾幾年，那已經是上個世紀了。
上個世紀的80年代之前，對先生只有耳聞，特別為他文章洋溢的熱情和正氣所感染。
我和我妻子能有幸和賓雁先生有直接的交往，那是從1981年之後，因為在這之前我心裏就明白，再怎樣「打著紅旗反紅旗」，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也不會放過我。於是就預先告訴信彤，一旦我被捕，就立即想方設法讓3個人知道，他們是劉賓雁先生、王若水先生和郭羅基先生。因為我知道，我們這些生發於當時中國社會底層的民主之士，雖能對中國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遠比不上上述3位先生和其他的中共黨內「務虛派」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來得大，而且他們有我們所不具備的能對中共的高層產生一定影響的特殊作用。
當年郭羅基先生的《誰之罪？》，那是直指毛澤東，也就是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罪在毛澤東，罪在毛澤東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王若水先生當時掌握著《人民日報》和能影響中共核心決策的《人民日報》的《內參》。劉賓雁先生那時甩掉了「右派」的帽子，以《人妖之間》震撼了整個中國。我需要他們知道中國社會的變革發生了逆轉，同時我需要他們的救護。果然，這3位先生盡了他們的全部的可能，10幾年來不斷地逆水行舟，救護著我們整個社會，同時救護著我、我的家庭和與我同樣命運的政治受難者。
可是在共產黨眼裡，我是1個罪孽深重的人。以至於，共產黨內最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都對王若水先生說過：徐文立是「無可救藥」，「非碰得頭破血流不可。」然而，若水、賓雁和郭羅基先生在救護我們整個社會的同時，卻不斷救護我。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啊！3位先生為此卻付出了高官厚祿，付出了共產黨黨籍。
1998年，我怕出國不得歸國，賀信彤借參加女兒畢業典禮的機會，要當面感謝和拜見賓雁先生，賓雁先生和朱洪大姐兩位長輩卻遠道跑到火車站迎接我的妻女，一見面，就把她們母女緊緊地呵護在懷抱裡；待我也來到美國拜會賓雁的時候，當他知道我喜歡的劉軍寧主編的《自由主義的先聲》被監獄扣留，賓雁先生竟然把他珍藏的這本書，揮筆寫下「文立，這本書本應屬於你」而相贈與我。我一生最怕看見的是人品和文品相背的人，然而賓雁先生卻讓我看到了人品和文品交相輝映的神采。記得今年2月，賓雁先生在他80壽辰上，指著他自己的塑像說，「這座塑像應該屬於胡風，應該屬於鄧拓，或者屬於遇羅克、王申酉，反正不是我！」賓雁先生是何等地尊重別人，何等地愛別人，因為他卑謙。
賓雁先生生前說過，他的兒子劉大洪也說過，賓雁先生出身貧寒，他永遠不忘記中國父老鄉親的養育之恩，所以他知道感恩，所以他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為中國百姓說話，所以他才成為了「中國良心」。
賓雁生前又說過，他生活在1個自由主義氣息濃郁的家庭，他最後以無黨無派的自由之身離開了我們。
做1個無黨無派、懂得感恩和卑謙的人，是我努力的方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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