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或其他重大科學成就都是有規律可循的，一種重大成果或真理(相對真理)剛開始時總是離經叛道，不合主流的，而且也總是被一些人或大部分人，尤其是權威視為「異端邪說」，今年因發現了導致胃炎和胃潰瘍的幽門螺桿菌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兩位澳大利亞科學家馬歇爾與沃倫也是如此。由於沃倫的這項發現並不符合當時「正統」的醫學理念，最初甚至連其合作夥伴馬歇爾也不感興趣。但同行的質疑沒有動搖沃倫的決心，他和馬歇爾最終證明了此項發現的正確和重大作用。
類似的例子在科學史上數不勝數。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阿基米德辨別黃金皇冠的純金、愛迪生發明電燈、萊特兄弟發明飛機、門捷列夫發現元素週期律、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等等，在當時都有很多學術權威及有名望和無名望的人出來作出種種評價和反對，要麼認為他們所從事的發明或發現是「不可能」的，要麼說他們的觀念是離經叛道，不符合正統，甚至是「妖言惑眾」，是「偽科學」等等。因此，今天我們懂得，不僅僅是科學界，任何事業的創新萌芽都應當受到尊重，最起碼要得到寬容，應當讓時間、更多的事實和實驗來驗證。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同樣給予我們這樣一種啟示，科學成果是不能計畫和設計的。相比於我國的體制，國外科學家的獲獎和取得成果更多的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同樣也可以說是寬鬆自由的科研環境的結果。比如今年獲得諾獎的兩位澳大利亞科學家，沒有任何人下指令要讓他們發表多少論文，要在三五年內出成果，否則就可能「衣食不保」。從沃倫1979年發現幽門螺桿菌到今年得諾獎，經過了整整26年。而在我國恰恰相反，比如剛剛自殺的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博士後、36歲的茅廣軍，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廣軍沒有通過被解聘，據說是文章數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讓他把房子交回，並一年內另找單位離開」。這也許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此間透露出來的信息，反映出當前科技評價體系和制度的不合理性。
當然，就如同飽受詬病的高考制度一樣，在當下的中國，當前的科技評價體系和制度又有一定的現實必要性。但是，如何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以彌補現有制度的不足，是我國科學研究真正能出成果的關鍵因素之一。
今年的諾貝爾獎同樣告訴我們，研究人員從事科學事業，並非是把獲獎作為科研和工作的惟一目的。早就有無數的事實證明，為了獲獎而研究是非常危險的，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造福於人類的成果的。正因為沒有名利的誘惑，科學家的成就才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才不會為了驗收與獲獎而突擊完成任務或弄虛作假。不僅如此，科學研究同時還需要研究人員具有獻身精神，為了獲得幽門螺桿菌致病的證據，馬歇爾和另一位醫生莫里斯親身服用幽門螺桿菌進行實驗。這也是今年諾獎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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