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難當，不是說那裡的教授和學生總是和校長過不去，而是作為校長，他要協調政府與教授、學生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中間位置。如果按官場邏輯行事，那是根本不行的，因為校長不是官員，反過來說，完全站在教授和學生立場上，也不可能，因為學校還有許多行政方面的事。教授和學生是理想的，而行政的事卻是具體的，大學校長要在理想和現實中選擇，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大學校長都是由學生而來的，他們天然地和學生有親切感，所以辦起事來至少不應當傷害學生，這是一個大學校長的原則。校長和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緊張的，因為在學生那裡是沒有現實考慮的，而在校長那裡卻不能沒有現實的考慮。
五四運動的時候，傅斯年是學生領袖，到了他做北大代理校長的時候，他遇到了學潮，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說，這叫「請看剃頭者，今也剃其頭」。蔣夢麟當北大校長時，有一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國大學生代表訓話，命令全國各大學都要派代表去，北大應派三名，而學生大會偏決定了不派。學校只得指定了三個人參加。此事後來讓學生知道了，學生就開始罷課。蔣夢麟就召集學生開會，在會場上他沉痛地說：「我是中華民族國立大學的校長，我不能不服從國家的命令！這三位同學是我要他去的，一切的責任當然我負。 從前海上有一隻船遇難了，船主鎮靜地指揮著讓婦孺老弱們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無路可走，他卻命船上的樂隊奏著『近乎我主』的讚美詩，隨著這船慢慢地沉下去。現在如果我們所乘的這隻船（中國）要沉了，那我們也應當如這位船主一樣，在盡了自己的責任以後，站在崗位上從容就義。馬上復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北大舊事》第347頁）蔣先生的這番話不能說不誠懇，但學生們還是拒絕了他的請求。
過去的大學校長對學生確是很愛護的，所以他們才用那樣的口吻說話，不過學生和校長之間也真是沒有辦法。那時的學生也真了不起，為了理想是不顧一切的。像蔣先生的那番話，要是擱在今天，也許學生們早就流下眼淚來了。冷靜一想，蔣先生沒錯，學生更沒有錯，他們各自的角色不同，而他們又都在純粹地扮演著各自的角色，一個大學的精神就是在這樣的兩難中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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