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的第二節中，作者深刻剖析了權謀政治也就是專制政治的特點，由於這種政治沒有建基於抽象理性基礎之上，不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共同權利、基本公理和自然人性的基礎之上。因此，歷代維護這種政治的有效性手段都是強化個人崇拜、禁錮思想、強化教化、封鎖消息以及刻意製造信息不對稱等等。這樣做帶來的後果是，整個權力集團陷於一種互相制約、內耗、低水平的「權謀陷阱」之中。這不正是今天我們中國政治的寫照嗎？
中國是一個權謀文化和權謀政治的大國，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三十六計》這樣的著作問世，而西方崇拜的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相比之下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在這種文化習慣的影響下，作者針對中國社會和企業分析說：「中國社會的基層職員、職業經理人以及中小官吏等各個階層，都普遍存在著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甚至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權謀行為。在他們或唯唯諾諾或狐假虎威的表演中，同樣普遍地滲透著機巧的權謀心理、權謀技巧和權謀手段。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中，發端於西方的『人力資本』很快就會演變成為出工不出力的『人力成本』 ，『知識經濟』很快就會演變為『權力經濟』與巧取豪奪的代用品和遮羞布，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政治』則會進一步蛻變成現代化的『權謀政治』。最終的情況很可能是：整個社會在一種文化默契與共謀下，越來越走向混亂和無序，最終釀致社會崩潰。」
中國已經到了一個真正需要政治科學的歷史時期了，再不研究政治科學，再不注重政治學思想，我們將面臨著新的危機和挑戰。本中心在這裡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好文章出現。]
一、當下我國大肆氾濫的權謀文化，
以及被權謀文化深深滲透的國民性，
3月份的政協會議上，王蒙和魏明倫兩位先生對近年螢屏上熱播的帝王電視劇進行了猛烈抨擊，他們認為：《漢武大帝》、《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刻意吹捧專制帝王的所謂「正劇」，其實比以前港臺所謂的「戲說帝王」遺毒更甚，危害更大。但居高不下的收視率，卻表明以權謀為主要佐料的帝王劇，受到了社會上下廣泛的追捧與欣賞，具有非常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支持。而這個社會文化心理的基礎，就是我們社會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
「斯人也而有斯疾焉」，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就會培養出什麼樣欣賞偏好的民眾，這是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中國文化現實。站在文化價值與社會公正的立場上，你也許可以對帝王權謀影視有所批評與保留，但站在商業的立場上，我們卻不能對這些影視劇的編導創作者有所譴責與苛求，有需求就有供給，這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一個稱職的投資者和商人基本的生存素養。因此，在商業技術操作的層面上，即使你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應該給他們以商人式的尊重，而不是在文化意識思考的層面上，給他們文化式的敬佩。作為商人，你應該讚賞他們；作為文人，你也有理由蔑視他們，只是你不能隨意宰制他們，但王、魏二先生顯然有用政治手段宰制帝王影視劇的傾向，否則就犯不著到政協會議上去說這個事兒，只能採用文藝批評的方式來促使民眾在自願自覺的基礎上不再欣賞這類影視劇，因此，這種做法恰恰又落入到「用權謀手段反對權謀文化」的邏輯陷阱之中。
你不得不承認，製作了《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以及《漢武大帝》的這批影視製作群體，是當今中國影視行業最具有市場眼光和運作技巧的優秀代表。尤其是電視劇《走向共和》的製作群體，不僅在創作藝術和策劃製作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在文化思想方面也有重要的創新。那是一批從文化意識、審美風格和藝術創作等許多方面讓人由衷敬佩的傑出的創作群體，後來雖然因政治禁播而草草收場，但那個群體的每一位參與者，都有理由為自己的參與而自豪，雖然他們一定在商業上遭受了慘重損失。
最奇怪的現實悖論在於，我們大多數人所景仰和崇尚的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正在與我們所奉行的市場經濟發生著越來越多的本質性衝突。對中西方文化歷史和生存方式的考察，也許可以表明「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在表象和淺近層面上是最相似和貼近市場經濟的，但在深刻層面和本質上與現代市場經濟卻是水火不相容的」。歷史和現實都將極其可怕地證明：在權謀文化主導下的未來中國市場經濟，將可能墮落成世界上最混亂、最醜惡、最殘暴、最野蠻和最沒有理性與人性的原始市場經濟！
現代西方市場經濟是一種在民主政治監護下，以經濟理性與科技理性為主導，以人文理性為前提，具有相當的制度穩定性和波動連續性的均衡博弈經濟，它也是一種以抽象理性為主導而又兼容了非理性與不確定性的自由混合經濟。這是西方文化在古希臘羅馬文明與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綜合作用下，依靠邏輯理性經過長期歷史演進而內生出來的生活方式，是一種與中國傳統生活方式有很大差異的文明產物。歐亞大陸兩端的文明先祖，因著不同的文化路徑與思維方式，引導著他們的子民，採用不同的生活方式延續和發展著自己的文明，並取得了不同的文明成就。
歷史事實表明，最少在17世紀以前，中國人依靠自己獨特的中華文化引導，成就了當時世界上平均生活水準和技術水平最高的文明。以儒家為主、以道、法、佛家為輔的中華文化，成為當時最圓熟也最值得稱道的文明模式。「權謀文化」和「權謀政治」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曾經對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和文明演進，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像「中國早在14世紀就已經具備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所有技術條件，但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的 「李約瑟難題」一樣，「中國在北宋時期的國內貨物貿易量已經完全在世界上領先，但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成市場經濟？」的「市場經濟之謎」也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其實，中國歷史悠久的權謀文化，是一個普遍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的社會生存本能。從出生的那天起，所有人都無一例外的浸淫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之中，從小到大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分別扮演著互相矛盾的奇怪角色，一方面家庭教育和社會現實給我們養成了「見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權謀心理，另一方面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全部目的卻在於要求我們「聽話」 聽父母的話、老師的話、黨和領導的話。一個原本活生生的人，在這種互相矛盾的教育傳統下，在人格精神層面從小就被扭曲、塑造和強制適應著，雙重人格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度，普遍存在卻並不會引發心理危機。權詐和權謀文化不僅成為一種不斷被批量複製的人格精神，同時還作為一種上升到倫理審美層面的「智慧之花」而成為社會衡量成功的標準。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心理下，《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以及《漢武大帝》被如此眾多的人們所欣賞、激賞乃至學習、模仿，才成為社會心理最真實最合理的反映。
即使是現今中國社會成功人士參禪悟道式的文化追求，也依然帶著濃重的權謀文化和權謀政治痕跡；與此同時，我們也能看到中國社會的基層職員、職業經理人以及中小官吏等各個階層，都普遍存在著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甚至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權謀行為。在他們或唯唯諾諾或狐假虎威的表演中，同樣普遍地滲透著機巧的權謀心理、權謀技巧和權謀手段。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中，發端於西方的「人力資本」很快就會演變成為出工不出力的「人力成本」 ，「知識經濟」很快就會演變為「權力經濟」與巧取豪奪的代用品和遮羞布，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政治」則會進一步蛻變成現代化的「權謀政治」。
「以權謀私」與「以權謀黨(結黨營私的小集團)」以及前仆後繼屢禁不絕的大面積腐敗，其實有著相當廣泛和深厚的權謀文化土壤。在官場上的收受賄賂與商場上的收取回扣，不僅基於同樣的文化基礎，而且成為一個被廣泛認同的文化默契。在這種文化心態下，絕大多數咬牙切齒極端痛恨以權謀私和腐敗官員的人，更多的只是出於「欲謀私而不可得」的嫉妒式泄憤，而不是基於對公正原則的信仰和公正程序的遵守和維護。在這樣的社會生活中，所有人都只希望他人誠實守信和循規蹈矩，而自己卻企圖獨享投機取巧和隨心所欲的便利與實惠；於是，投機取巧擬像轉化為「知識經濟」，隨心所欲覷巧變換為「大膽創新」；而實際情況只能是整個社會在一種文化默契與共謀下，越來越走向混亂和無序，最終可能釀致社會崩潰。
民國初年的短期經濟發展在亂世梟雄和權謀裡手袁世凱翻雲覆雨的操弄下，終於走向軍閥混戰。而按照梁漱溟先生的分析，所有軍閥的理念都是反軍閥的，因為每個軍閥都自認為是「承天命」的真名天子，而其它和自己作對的人，才是應該天誅地滅的軍閥。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本就沒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與社會操作理念，以及最基本的人權觀念，而是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的爾虞我詐、縱橫捭闔與雞鳴狗盜的操作技術。
[編者按：民國初年的歷史今後很可能會繼續在中國發生。現在很多人痛批「大一統」，反集權，鼓吹放權分權，但是，一旦中央集權遭到削弱，中國就會再度出現權謀政治主導下「軍閥混戰」和「地方勢力割據」。中國今天如果不及早批判權謀文化，深挖權謀政治的危害，歷史還會重演。]
在西方文化和市場經濟的觀照下，可以明確感受到我們歷史悠久的「權謀文化」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徵：一是無原則，即缺乏西方文化基於一神教信仰基礎上的「實體正義」，這就潛藏著缺乏信仰依據引導從而導致實體價值幻滅的可能性；二是無規則，即缺乏西方文化基於契約和邏輯理性基礎上的「程序正義」，這又潛藏著缺乏理性操作基礎從而導致實際行為失據與失序的可能性。
二、權謀文化的最高結晶----權謀政治
權謀文化的最高結晶是「權謀政治」，這是一種以儒家的道義教化為表，以道家和法家手段為裡的君主專制統治體系(更早的淵源其實在周公和姜太公那裡就已經成形了)，但傳統君主專制下權謀政治的有效運作，則依賴兩個基本前提：一是君權具有覆蓋一切權利的絕對性和獨裁性；二是統治者信息的壟斷性與被統治者信息的絕對不對稱性。因此，中國式的君主專制，在制度操作上是按照「禮義」來安排權力和秩序的，在倫理規則上則是按照「仁義」來表述公正與次序的。這二者雖然分別擬像相當於西方文化的實體公正與規則公正，但其實根本沒有基於抽象理性基礎上相互聯繫的剛性支持，甚至在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與扭結的。它的政治權威是建立在統治者的個人意志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本公理和自然人性的基礎之上。在禮序層級的高層級統治者那裡，檢驗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標準，僅在於低層級是否服從高層級的個人意志，是否聽話，而不在於是否符合公理與公義。高層級官員更在乎低層級官吏是否「犯上」，而不在意他是否公正廉明，所謂「不怕官貪，就怕官反」。
因而，歷代維護君主專制有效性的手段，通常都會在強化個人崇拜與禁錮思想和強化教化、封鎖消息以及其它刻意製造信息不對稱的方面下功夫。而專制統治的效率高低，卻通常與民眾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成反比，因為為了任何個人無邊界無節制的便利，一定是以損害所有其它人的共同便利為代價的。明君聖主與暴君庸主的差別，在於前者還能遵從內聖外王的基本公理和人性約束，而後者只以君主個人喜好為標準。唐太宗李世民心有所忌，巧取豪奪爭得統治權，機緣湊巧成為一代英主，隋煬帝楊廣橫徵暴斂，修建運河連通五大水系，統治效率不可謂不高，卻只能成為暴君與庸主。
實際上，在權謀文化和權謀政治中，從上到下的任何個人和利益集團都不能取得對外的競爭優勢。它的領導者在內得不到真正支持，在外得不到真實信息，在下得不到真心擁戴，卻同時要對內承擔全部責任，對外承擔全部壓力，對下承擔全部義務。因此，領導人常常被置於絕對孤獨或絕對虛妄的境地，下屬則被置於絕對流俗與絕對卑微的地位，從而使整個團體陷於一種互相制約、內耗、低水平的「權謀陷阱」之中不能自拔。特別是當其面臨強力競爭者時，他的生存危機就會全面顯露出來。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苦難歷史，就是這種權謀文化邏輯的真實寫照。
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的倫理文化安排，只能在現實社會中，不斷滋生和強化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這種既帶有生存智慧又不乏倫理依據的東西，並成為每個人必需的基本生存技能。於是，「人治」統攝「法治」、「聖意」覆蓋「原則」、「機巧」取代「規則」、「人言」勝過「公理」、「面子」替代「尊嚴」、「潛規則」 壓倒「顯規則」、「脾氣」代表「權威」等等在西方文化看來非常不合邏輯理性、也不能得到民眾認同的現象，在權謀文化中就演化成為既符合擬像理性教義，而且也符合民眾生存習慣的順理成章的制度。
其實，大一統的小農帝國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無邊界君權，而沒有歐洲的封建式「貴族權利」、「領地自治權」及其依據傳統衍生的現代「地方自治權」和「天賦人權」 等基本權利。甚至連作為基本生存基礎的土地所有權，也並不是歐洲式可以對抗其它一切權力的、具有完全排他性的完整的土地私有權，除了每個人基本的生存權受到一點「人命關天」觀念和「愛民如子」式的道義軟約束之外，具有絕對性和獨裁性的無邊界無約束君權，一直是高於並無限覆蓋所有「私有權利」的獨裁權力。這是「權謀文化」和「權謀政治」在社會生活和經濟領域的直接反映。
在中國歷史的演化過程中，也根本就不曾存在過一個歐洲式的封建社會，即使是秦始皇統一之前的諸侯分封制，其內涵也決不等同於中世紀歐洲的封建社會，更不存在任何與之相應的君權與民權、貴族與平民的法治等級差別與明確的權利分界。目前我們所接受的主流歷史觀，大都是「西風東漸」之後，比照西方歷史擬像式自我描摹與套用的「西方化中國歷史」，其中為害最深的是由郭沫若先生闡述，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從時間上擬像推擴並為官方欽定的「西方式」中國歷史分期。這樣的歷史分期，除了讓解放後培養起來目前佔據主流地位的多數知識份子，迄今還在莫名其妙地批評中國人的所謂「封建觀念」之外，更以為中國的歷史和未來都能夠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無條件地進行無縫對接。從而不僅在知識層面上全面崇拜和沿襲西方，而且在歷史情感和文化價值取向甚至一切方面，都力圖 「先見性」地直接成為西方的翻版。
無條件地模仿西方被無條件地認為是 「追求真理和社會進步」，卻根本沒有注意到文化傳統與市場經濟的融合與對接問題。許多中國一流的經濟學家，不僅沒有關注到採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邏輯分析的文化和歷史前提，更沒有基於本土現實基礎上的深入分析。令人驚奇的是：這種無條件因循式的紙面理論推演，卻常常被社會主流看成是最符合歷史進步的「真理性」主張。
這種奇怪的歷史文化扭結，就構成了中國經濟學界和企業界非常奇妙的景觀：一方面是一批令人尊敬的傑出宏觀經濟學家，在制度設計上竭盡全力倡導西方文明造就的股份制和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卻是中國最傑出的一流企業家(極端的例子是河南南街村的村長)卻在真心誠意地崇拜和模仿毛澤東、曾國藩和胡雪岩。全世界最聰明的頭腦也難以想像：這樣一個年 GDP超過一萬億美元的龐大經濟體，是如何在宏觀制度與微觀經濟主體行為不一致甚至大相逕庭的情況下，促成了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而且還在一廂情願地期望再繼續20年的直線式高增長？對於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的深入分析和思考，也許有助於從文化層面理解這個困擾世界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之謎」。
我們能夠對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給予足夠的理解與容諒，也能對一些優秀企業家給予充分的尊重與諒解，他們也的確是中國在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人傑。但我們依然可以在充分尊重他們的才智、事功與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詰問：你們倡導制度建設的文化根基在哪裡？你們聚集企業價值的理性依據又在哪裡？你們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的生存意義與生命價值又在哪裡？！
在權謀文化和權謀政治的長期主宰下，中國文化傳統中嚴重缺乏現代市場經濟所需要的三種理性精神，即經濟理性、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也缺乏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市民社會基礎。前者導致中國近現代商業文化、科學精神與人權觀念無法深化，後者則導致中國近現代社會組織與權利意識的不發達。小農社會的權謀文化傳統明顯不同於古希臘城邦制的商業文化傳統，在「差序格局」(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下很難形成穩定的商業擴展機制，在權謀政治下則很難形成穩定的政治合作機制。所以，原本就缺乏商業組織能力與政治均衡機制的現代中國，不得不在民間組織文化與民主政治基礎雙重不發達的前提下，在宏觀政治經濟環境方面，倉促構建一種貌合神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企業圍觀運營方面，匆忙模仿一種似是而非的「權謀政治企業文化」。不可否認，這樣的社會安排，無論在宏觀經濟發展還是在微觀企業發展方面，短期內都取得了相當重要的成就。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這樣的權謀安排根本缺乏在理性基礎上長期延續的制度穩定性與組織穩定性，從而使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變得無法預期。
我們目前急待解決的主要矛盾是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的融合與對接問題。權謀文化在具體技術操作層面，也許有它的實用性與合理性，但在社會與政治理念與制度安排層面，卻絕對不能再居於主導地位。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深化發展和持久增長，必須仰賴於全國民眾從上到下的長期商業文化啟蒙與民主權利啟蒙，而不可能再是任何全知全能的明君聖主政府的政策性設計、規劃、恩賜與操縱。
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政府，為中國文化 (包括權謀文化)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對接做出了第一次努力，在當時社會文化環境下，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族企業家，如張謇、榮氏(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周學熙、虞洽卿、周傳民等，通過不懈努力，促成了民國時期兩次高速經濟增長，第一次增長被軍閥混戰所打斷，第二次增長被日本侵華戰爭所終結，並最終於 1949年以國民政府的被推翻，而宣告現代中國與市場經濟的第一次對接全面失敗。從1984年正式開始的市場導向性改革是現代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的第二次對接，這樣的高速增長除了1989和1990年短暫的低迷之外，幾乎已經延續了20多年，下一個10年或20年等待我們的又是什麼呢？我們的社會生存環境與企業經營實務又能有什麼樣的改進呢？
面對如此廣泛、深厚、悠久的權謀文化與權謀政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惑和空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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