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姦連坐」與「親親相隱」
「告密」，又可稱為「告發」、「告訐」、「告姦」等，指向上司或有關部門揭露、揭發別人的隱私或短處。「告密」是為社會上的多數人所不齒的行為，但在幾千年裡卻如長了翅膀的瘟疫虐行於大地，催殘和折磨著無數人的肉體和心靈。中國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樂土，「告密」成為纏繞中華文化揮斥不去的夢魘。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紂王時代，距今約３１００年。紂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的女兒被紂王納入後宮，因為不喜淫樂，紂王就把她殺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醬，鄂侯爭辯幾句，也被做成肉乾，「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裡 」（《史記．殷本紀》）。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後嘆息一事，可見他和姬昌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但為了討好紂王，竟幹起了出賣朋友的下作事。姬昌心懷宏圖大略，被囚七年裡忍辱負重，甚至在長子伯邑被紂王殺死、作成肉羹時，「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記》注引《帝王世紀》）以麻痺紂王，另一方面，潛心研究，將伏羲八卦演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同時，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閎夭素、姜子牙等人四處活動，「 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 （《史記．周本紀》），在中國歷史上首創「美人計」。紂王大喜過望，說：「 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於是命令放掉西伯，並賜給他弓箭斧鉞，讓他有權征討鄰近的諸侯。紂王還裝出一臉無辜的樣子，告訴姬昌：「說你壞話的是崇侯虎這小子！」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崗出賣給毛澤東，因為專制者內心也鄙視告密邀寵者。姬昌後來找了個機會討伐崇侯虎，將其滅掉。
商鞅變法為秦滅六國奠定了國力基礎，他在李悝《法經》的基礎上制定了秦律，將「告姦」和「連坐」制度化、嚴密化：「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裡保戶籍制基礎之上，秦國從此變成了一個大軍營、大集中營。這一舉措招致了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商鞅採取嚴厲鎮壓、無情打擊的方法，效果顯著，當初的一些反對者改變態度，「有來言令便者」，商鞅卻斥之道：「此皆亂化之民也」，把他們盡遷於邊城，收到了「其後民莫敢議令」的奇效。商鞅把自商紂王、周歷王開始的 「鉗制民口」、打壓「言論自由」的鐵血政策發揮到極致。支持商鞅變法的秦孝公死後，曾屢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豈不過晚！害人到頭終害己，商鞅最後被車裂分屍、滿門抄斬。
「告密」，尤其是親屬之間的相互「告訐」，其惡果是整個社會倫理盡喪，人性受到嚴重的腐蝕，社會的長治久安終成泡影。先秦時的著名公案「直躬證父 」便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爭議和有識之士的憂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孔子懷「博愛」之心，以風俗不同來間接譴責直躬的行為。連身為「法家」的韓非乾脆把直躬殺掉了事：「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韓非子．五蠹》）。呂不韋以秦國公子異人為奇貨，贏得了一場政治豪賭，「直躬證羊」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遊戲：「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 」所謂「直躬」者竟強詞奪理，方圓任情，把個荊王侃得頭暈腦脹，只好將他放掉，呂不韋借孔子之口對此行為表示不屑：「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氏春秋．當務》）。
隨著儒家地位的確立，「父子相隱」的主張為後世接受，漢宣帝地節四年（前６６年）頒布「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帝紀》）。
此後「親親相隱」原則被歷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親屬有罪相隱，不論罪或減刑；二、告發應相隱的親屬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規定，審案時如果命令得相容隱的親屬作證，涉案官員處刑；三、兩類罪行例外，一是謀反、謀大逆、謀叛等重罪，因為這類罪或直接侵犯皇權，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另一類是親屬互相傷害罪，因為如果不容許告訴，被告人失去自我保護權利，家族關係也難以維護。
東晉元帝時，衛展為晉王大理，他上書反對「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的作法，因為「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晉書．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證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虯表示：「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景慈宜加罪辟。」（《隋書．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駙馬許納之子蘇拉告發說：「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下命殺掉蘇拉（《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一．元紀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個朝代
「親親相隱」原則使親屬之間的相互告發大為收斂，但其他人，如鄉里、朋友、同事、上下級之間的告發綿綿不絕，在統治者有意或無意的慫恿放縱下，時而暗流湧動，時而濁浪拍天。自秦以後，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數次全國性的大規模告密運動，傾家蕩產、人亡族滅者數以千、萬計。
一次是漢武帝時「告緡」，嚴格說來，這是一次經濟行為。漢武帝窮兵黷武、驕奢淫逸，國庫為之匱乏。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 「告緡」令，搜括財富。「算緡」就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１２０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稅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稅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徵稅一算。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右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漢書．酷吏傳》），漢武帝知道後大怒，以「廢格沮事」（即抵制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棄市。於是全國算緡大行，告緡成風，「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第四下》）。北宋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年）實行「手實法」，類似於「算緡」和「告緡」，「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佔。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宋紀七十》）但因弊端叢生，僅實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鄧綰曾指出其危害和廢止的原因： 「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
史稱「則天革命」的武氏改朝換代，其完成和鞏固的「殺手鐧」之一便是「 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舊唐書 ．酷吏傳上》）。垂拱二年（６８６年）三月，武則天採納魚保宗的建議，設置 「銅匭」，類似於現代的「舉報箱」。銅匭為方形，銅鑄，當時設置了四個不同顏色的銅匭，列於朝堂四方，「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新唐書．百官志二》）。並設立「理匭使」的官職，專門負責開啟檢驗。武則天詔旨地方，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不得詢問詳情，給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驛馬送其盡速來京，「 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書．后妃傳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賞，「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新唐書． 酷吏傳》）。四方告密者蜂擁而起，來京向銅匭投書者絡繹於途，「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後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臠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強之臣，朝不保昏」（《新唐書．酷吏傳》）。這個索元禮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則天的賞識，被任命為游擊將軍，負責審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達數千人。大臣入朝有時便突遭逮捕，從此音訊絕無，「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舊唐書．酷吏傳上》）一般軍民亦難倖免，據《朝野僉載》，公元６８４年某日，十幾個侍衛軍士在客店飲酒作樂，一個人開玩笑說：「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賞，不如去扶持廬陵王了。」這個 「廬陵王」就是已被廢黜的唐中宗李顯。有一個人趁大家不注意離席走出，去向上司呈文告發，酒席還沒散，羽林軍已破門而入，把他們全部抓獲，經審問屬實，告發者授五品官銜，說那句話的人處斬，其餘在場的人屬於」知反不告「，一律處以絞刑（《太平廣記卷二六三．無賴一》）。
明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搶了侄兒建文帝的天下，他將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門生朋友），共八百七十三人，當著方孝儒的面逐個處死，把方孝儒千刀萬剮，隨後「悉指忠臣為姦黨，甚者加族誅、掘塚，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抗違者既盡殺戮，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 」。山陽平民丁鈺告密其鄉親出語誹謗，因此而獲罪者達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明史．刑法志二》），告密成為「晉身 」的捷徑。朱棣設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彼此告訐，恢復朱元璋時已廢罷的錦衣衛，並於永樂十八年（１４７７年）設立東廠，從此廠衛合勢，特務橫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據史載，朝野內外均以刺探臣民隱私為樂事，「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啟朝魏忠賢專權時，有四人深夜飲酒於密室，一人喝得興起，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未落，已有人衝入密室，立刻將四人押至魏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刑法志三》）。
滿清統治者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入主中華，為維持和鞏固統治，在殘酷鎮壓各地反抗的同時，大興文字獄，在入關後的第五年（１６４８年）便發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其後愈演愈烈，僅在康、雍、干三朝的百餘年裡文字獄多達百起，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則無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達十起之多。皇帝事務繁雜，絕無可能遍覽天下詩書，所以「文字獄」大都由告發而起，如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是時，文字禁網嚴，都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清史稿．文苑傳一》），兩年後康熙下令將戴名世處斬，方孝標戮屍，是案牽連數百人。趙申喬身為都御史，疏參本為職責所在，但此事仍遭到指責，「申喬有清節，惟興此獄獲世譏雲 」，一世清譽毀於一旦。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種：認為被告者的行為大逆不道，因而大義滅親；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導致連坐，為保護自身做出的選擇；與被告者有私怨，藉機報復；完全是利慾熏心。除第一種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最後落得眾叛親離、身敗名裂的下場。
告密者出賣他人隱私，同時也付出了自己作人的尊嚴。能置親朋摯友於死地的人，可以想見其內心已經猥瑣齷齪到何等地步。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問，其一生可用八個字概括：「才華蓋世，無恥之尤」。據史載，「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舊唐書．文苑傳中》），他在詩律方面成就尤大， 「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瀋全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准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瀋宋 』。語曰『蘇李居前，瀋宋比肩』」（《新唐書．文藝傳中》）。俗話說「文如其人」，但宋之問卻是個例外。他曾給武則天當面首，為張易之持溺器（即便壺），在張氏兄弟被誅後，他被貶瀧州（今廣東羅定），次年春逃回洛陽，友人張仲之出手救援，讓他住在自己家裡，張仲之忠於唐室，與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馬）等人密謀除掉武三思，因為他們把宋之問視為知己，疏於戒備，被宋之問得知，他竟指使其弟宋之遜的兒子宋曇暗中向武三思告密，導致王同皎等被斬首棄市，宋之問則「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睿宗即位，以「獪險盈惡」將宋之問流放欽州，隨後賜死，「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死到臨頭嚇得屁滾尿流，不知所措。就是這麼一個無恥無行的傢伙，居然還曾作詩自詡說：」 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題張老松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其「禮義廉恥」、「 忠孝仁義」的倫理思想與告密行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譴責和抵制。
秦以暴政亡國的歷史教訓引起後世統治者的警覺，劉邦入關，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漢書．刑法志》），之後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初實行無為而治，蕭規曹隨，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到漢文帝時，更廢除連坐、肉刑等，賈誼屢次上疏，分析秦亡的原因之一：「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漢書．賈誼傳》），這代表了多數朝臣的看法和主張，「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漢書．刑法志》）。
在唐太宗時期，侍御史權萬紀與李仁發二人均以告訐而得到唐太宗的寵信，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進諫說：「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 魏徵一針見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後兩句話說得很重，太宗不以為杵，認為言之有理，賞賜魏徵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唐紀九》）。
宋王朝雖然沒有統一中國，而且在軍事上疲憊無力，但它鏟除了貴族門閥制度，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儒者受到禮遇和重用，宋朝幾乎成了中國知識群體的樂園。翻檢史書可以發現，宋代是對「告密」行為打擊最力的時代。
皇佑元年（１０４９年），監察御史陳旭等上言：「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仁宗從之（《續資治通鑒卷五十 ．宋紀五十》）。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指斥繳納私人往來信件、並以之定罪，而且嚴禁此類行為。皇佑四年（１０５２年）林獻可修書一封，叫他兒子送交諫官韓絳（後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過失」，韓絳不敢隱瞞，告知皇帝，但仁宗卻說：「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續資治通鑒卷五十三．宋紀五十三》），叫他拿回家去燒掉。嘉佑五年（１０６０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書：「比來中外臣僚多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仁宗採納他的建議，頒布詔書，「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 （《續資治通鑒卷五十九．宋紀五十九》）。高宗於紹興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年）十一月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恃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置於法。」（《續資治通鑒卷一三０．宋紀一三０》）次日三省樞密院令刑部開具告訐者姓名，議加黜罰：「傾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取書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十二天後，刑部開具出一個九人名單，這些人均被革職懲處。
即使在滿清文字獄正熾期間，亦有人仗義執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官至御史、給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請寬比附妖言之獄，並禁挾仇誣告」，他指出：「比年以來，小人……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 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議「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清史稿列傳九十三．曹一士傳》）。據說「上亦如其議」，事實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虛與委蛇，照樣我行我素，屠糜天下。曹一士「在言官未一歲，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傳誦。聞其卒，皆重惜之」，受到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倫理規範，如古代中國的儒家體系，現代社會的人權理念；社會的有效運轉，或曰「長治久安」，均建立在對這些倫理規範的維護和支持之上，如果對其粗暴踐踏或慢性腐蝕，最終將導致「亡國滅種」，此即古人所闡釋的「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史記．管晏列傳》）的道理。
「告密」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社會腐蝕劑，如果任其風行，人人自危，搞到「 親朋摯友亦須防」的地步，像《紅樓夢》中探春冷笑著說的：「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其結果必然是正人君子側目，小人無賴揚眉，那實在是社會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論什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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