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趙紫陽創造的奇蹟

發表:2005-02-01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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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在六四那一場人性與獸性的鬥爭中,放棄最高的權力,自願選擇站在失敗者一邊,回歸民間道義立場,成為有漫長強大專制傳統的中國歷史上一個人格奇蹟。

  紫陽去世,當局不許悼念,民間自發悼念,這位知名老人的亡靈屬於民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最紅的一天,暴政露出其最野蠻的獸性,民間顯出其最高貴的人性。

自願選擇站在失敗者一邊

  也是在那一天,時任中共黨魁的紫陽先生,以中共最高決策層中唯一反對暴政的政治道義,成就了中共掌權以來的歷任黨魁的最大異數:他從青年時代就加入中共,從基層起步達到中共官場的權力頂點,而在那一天他卻選擇了與中共決裂,站在和平抗議和要求民主的民間立場,而拋棄了暴力鎮壓和維持專制的官權立場。

  自然地,在現實的力量對比之下,也就等於他自願選擇了與具有道義正當性的失敗者站在一起,而離開了臉上沾滿鮮血的實力派勝利者。六四之後,紫陽一直被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所軟禁,而且對他的限制之嚴格,遠遠超過對其他異見人士。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紫陽,不但堅守八九時的反對軍管的道義立場,且公開表示出鮮明的支持自由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西式的議會民主道路發展得比較成熟。紫陽說:「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

  失去十五年自由的紫陽,已經屬於民間。再向前追溯,紫陽先生由中共黨魁一步步走向民間道義象徵的過程,清晰可見,其轉擇點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中共高層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軍事戒嚴。管鄧小平、李鵬、姚依林依然堅持軍管,開始持反對態度的楊尚昆、喬石改變了立場,胡啟立的態度也變得曖昧,只有紫陽一人堅持鮮明的反軍管的立場。至此,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實現官民和解與避免民眾流血,在體制內已經竭盡全力了。在太上皇「垂槍聽政」的人治制度環境下,在其他常委臨陣轉向的力量對比中,僅憑紫陽一人的堅持,根本無力改變鄧的鐵血政策。但紫陽先生的高貴在於:他沒有為保住烏紗帽而屈從於太上皇及其御用政治局的壓力,而是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也就等於主動選擇了與中共官場及其暴政的決裂,即人性與獸性的決裂。

  隨即,紫陽被鄧小平剝奪權力,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他不顧高層禁令,毅然親赴廣場。那一刻的紫陽,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黨魁,而是擔心青年學生的生命與前途的長者,其憂心如焚的熱忱,淋漓盡致地表達在他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他流著淚向學生們致歉,也是向參與、支持、同情八九運動的民意致歉:「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至今讀來,仍然感人肺腑。

  正如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江棋生先生在《悲情悼紫陽》一文所言:「正是在那個夜晚,我從響徹人大校園的廣播聲中,聽到了紫陽先生反對用兵、堅持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理性主張,聽到了反腐敗先從他自家下手的真誠宣示。從那一刻起,我覺得與他的距離一下子縮近了,縮得很近很近。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無黨無派的學子,在做人良知和共同理念的燭照下,就這樣從心靈上走到了一起。」

  曾被指控為六四「黑手」的著名異見人士王軍濤先生也對記者說:「八○年代的時候,我們與趙紫陽不是一個陣營的人,」但當紫陽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時,他的感受是:「我覺得,雖然來晚了,但是從那個時刻起,趙紫陽就與我們站在一起了。」

政治經濟雙改革的趙紫陽模式

  如果說,八九運動之前的趙紫陽,從主政四川到主政全國,其執政方向一直符合社會進步的大勢所趨,特別是他出任總理和總書記之後,他致力於推動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並行不悖的改革。這種區別於「鄧小平模式」的「趙紫陽模式」,是最有可能把中國引向政經協調的健康發展之路。前蘇聯總統、共產極權制度的掘墓人戈爾巴喬在回憶錄中曾透露,一九八九年他訪華時與趙紫陽會面,兩人曾坦誠談到社會主義國家能否放棄一黨制、實行多黨制的想法。即便如此,當時的紫陽,也至多是中共黨內罕見的具有現代政治理念和寬容姿態的開明高官。

  如果說,實施軍管之前的趙紫陽,從反對「四二六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至開啟官民對話,他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民間的反腐敗、促政改、爭民主的政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和協商等和平方式解決官民衝突。但以我當時的感受,同樣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長期政治傳統和中共幾十年的特權地位,已經養成了執政者們居高臨下「父母官」的人格,即便開明、肯傾聽異見如趙紫陽者,也不習慣於放下「父母官」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態面對民意。所以,紫陽的姿態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權恩賜。

  那麼,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紫陽以放棄最高權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來堅持自己的政治道義,從那一刻起,紫陽雖然還是中共黨員,但他在政治上已經與官方決裂,回歸到心向自由中國的民間。因為,在中共掌權五十年的歷史上,當官民之間發生重大衝突時,紫陽作為現任黨魁,居然公開拋棄官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種為義舍利的抉擇姿態乃前所未有。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江棋生先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夜晚的感受,越來越代表著八九運動參與者的主流。

堅持不認錯的體制內高官很少

  凡是獨裁社會向自由社會的轉型,在自下而上推動轉型的民間反對運動中,皆有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他們或被迫或自覺地走向民間,中國的轉型當然也不例外。比如,八十年代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王若水等人,他們都曾經是中共黨員,在體制內的級別也都不低,但一場「反自由化運動」使他們與官方體制決裂。八九運動及其血腥屠殺,更使許多人退黨、離開體制而走向民間,有的變成持不同政見者,有的變成民間知識份子,有的變成民營老闆。據我有限的瞭解,當年與趙紫陽持相同立場且堅持「不認錯」的體制內高官,少之又少,只有時任政治局秘書的中央委員鮑彤先生,時任團中央常委、工委書記的張祖樺先生,時任天津市開發區主任的張煒先生(歡迎知情者提供更多的名字)。

  所以,對紫陽先生之去世,官方的禁錮亡靈和民間的自發悼念,恰好從正反面凸現了紫陽精神及其事業的歸屬。

贏得了民間道義上的勝利

  在後毛時代的中國,從六四冤魂到紫陽亡靈,一個不准公開悼念的政權是冷血的、虛弱的、可恥的,而一個敢於公開悼念的民間是熱血的、堅韌的、尊嚴的。

  現政權如此驚恐地對待紫陽亡靈,非但不能證明其強大,反而凸現了現行制度的內在貧血,也凸現了唯利是圖的權貴們的內在虛弱。貧血的政權及其虛弱的權貴,可以掩蓋和歪曲歷史事實,不給紫陽以公正的評價;也可以逞政治強權的野蠻,壓制民間的自發悼念;曾經是紫陽部下的現任高官們,也可以為了官位及其既得利益,而出賣為官之德和起碼人性。但,紫陽先生在中共官場上的失敗,卻贏得了民間道義上的勝利,即便在強權高壓的恐怖之下,發自民間聲音仍然以其勇氣和良知表達著心底哀悼:

  天安門母親的悼文象徵著草根民間的哀思,鮑彤先生對中共現政權的抗議代表了紫陽的忠誠部下的悲悼;

  即便在極為狹窄的網路縫隙中,網民們也要想方設法地突破官方的封鎖,發表了數不清的詩文、跟貼和獻歌,為紫陽先生祈禱;

  網上設立了多個紫陽紀念堂,為悼念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紫陽亡靈;更有民間的勇士把悼念的花圈帶到公共場所,也有人舉行了小型追思會。

  從一月十八日開始,紫陽的家人宣布:北京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設置的靈堂向公眾開放,儘管當局戒備森嚴,但當天就有六十多批人次前往悼念。據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一月十九日說:已經有數千人前來弔唁,「前來弔唁的人中沒有政府官員,很多是不相識的,很多鄰居,很多普通的市民,我們很感動。」

  在中共的恐怖政治失去效力的境外,對紫陽先生,一些國家的政要加入悼念,美國政府發言人更讚譽紫陽「在道義上英勇無畏」;民主派議員在議會內向紫陽致哀,港支聯在維園舉行悼念紫陽的燭光晚會,世界各地的華人也紛紛集會追思紫陽;港臺媒體給予高度評價,西方國家的媒體給予連續關注和報導評論,表達的是世界性的正義之聲對紫陽先生的尊敬。

  在此意義上,國內民意的民心所向和世界潮流的大勢所趨,正在使中共的獨裁統治逐漸失效,官方無論採取多麼嚴厲的措施,製造多麼恐怖的氣氛,萬馬齊□的沉默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所以,官權的壓制和禁錮越要遺忘和抹殺紫陽,國內外的自由力量就越要記住和凸現紫陽。

  在六四後的中國,紫陽精神及其事業,活在大陸民意的由衷懷念中,也活在國際輿論的高度尊敬裡,活在中國民間和世界性的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中。這一事業的正義性,早已經把屬於紫陽的歷史地位和政治榮譽還給了紫陽先生,而根本無需中共官方的恩賜性平反來給予。在民間自發力量的持續推動下,中國的改革也終將拋棄鄧小平的跛足模式而走上趙紫陽的雙足模式。

  在紫陽先生的遺像前,民間燃起的點點燭火照亮漫漫黑暗,民間獻上的朵朵鮮花點綴祭奠的荒野。

中國專制傳統的漫長和強大

  必須承認,六四後很少以公開發言來積極抗爭的紫陽,會讓敬重他的民意感到些許遺憾:身居黨魁高位的紫陽無法成就中國的戈巴契夫,下臺後被軟禁的紫陽也無力成為中國的葉利欽,而只能在禁錮中消極抗爭到黯然離世。然而,在我看來,這樣的悲劇,並不能全部歸之於紫陽本人,而主要是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所限。

  就歷史而言,中國獨裁傳統的漫長、深厚和強大,超過世界上的所有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而且中國也沒有能夠足以抗衡世俗皇權的宗教信仰及其教會組織。在這樣的歷史傳統中,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難,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領袖的不斷夭折來表徵,從血灑菜市口的譚嗣同到遭到暗殺的宋教仁,中國在通向憲政民主之路上邁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傑出領袖的喋血。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的歷史,凡是在晚年與中共體制決裂且轉向自由民主的黨魁,也都是現實政治中的失敗者,從在孤獨中謝世的陳獨秀到在軟禁中離開的趙紫陽。這個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單,甚至還可以加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和開明清廉的胡耀邦。

  就現實而言,中國本來就欠發達的民間社會,在毛時代被絕對極權體制徹底掃蕩,「組織人」成為國人的第一身份。雖然,改革以來,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觀念的多元化個人化,使民間社會有所恢復並逐漸壯大,但時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間社會」。加之中國沒有能夠凝聚民間的價值共識的宗教信仰,民間社會的發育就更為艱難。所以,在無法造就偉大的改革領袖的現實侷限中,民間社會的不發達無疑是重要的侷限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個能夠造就薩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相應地也會在體制內產生戈巴喬夫和葉利欽;而無法造就中國的薩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也相應地很難產生體制內的中國的戈巴喬夫或葉利欽。

  在此意義上,鑒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所限,中共黨內能夠出現紫陽這樣的政治領袖,在我看來已經屬於人格奇蹟了。

  紫陽先生生前,他的自由被囚禁在六四大屠殺那一刻,自此以後的十五年來,他已經成為大陸民間所追求的自由中國的道義象徵;紫陽先生身後,趙公家人讓時鐘停擺在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七時零一分,這一刻,已經銘記在大陸民間的悼念中,載入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漫長歷史中。

  紫陽精神及其事業在未來中國的實現,也只能在民間的努力之中。

二○○五年一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開放雜誌2005年2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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