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後，我爸就有點認清了黨的原始面目，自然他也沒有成為那黨組織的一員，因為他說他從沒有表現出「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的熱情。
我童年時期入不了「紅小兵」，中學期間入不了「共青團」，上大學、進入社會入不了「共產黨」，是因為我人緣不好， 老是不會說別人愛聽的話。因此少先隊長、團委書記都不愛搭理我，也不找我做政治思想工作。
大學快畢業時，我同舍的同窗，她是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問我想不想入黨，這樣畢業分配有望分配到北京。我說：「我可否不對著黨旗宣誓入黨？」她老姐嘲笑我說：「你幹嗎那麼當真？宣誓宣誓能把你怎麼了？入黨才能使你前途無量！」我覺得舉手對一塊血紅的布，說自己心裏覺得很噁心的話實在太寒磣自己，便沒有被她發展成黨員。當然，我畢業被分配到了春風不過的玉門關。我的同窗如願以償被分配到了首都北京。
我被分配到遙遠的大西北，對我們全家精神打擊很大，因為在80年代初期，我國的戶籍管理很嚴格，調換工作以及變換工作地點是特別特別困難的。如果家族裡沒有點官位或有大量鈔票打通關節，那人可能就永遠呆在那裡了。
我爸和我都沒有從共產黨那裡撈到好處。 所以，黨員說我「傻帽」，基督徒說我是「神喜悅的」，法輪功說我是「超凡脫俗」，佛教徒講我是「有慧根」。
註：在文革期間加入「紅小兵」、加入「共青團」是每個學生都很嚮往的榮譽，也是很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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