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3號有個很時髦的屋頂平臺酒吧，裡面播放著西方流行歌曲，入夜，時髦的中國人和歐洲人在這兒聚集。
設計師專賣店傳染病似的在城市各處蔓延。在上海時代廣場，有Marina Rinaldi、Ferragamo和古奇(Gucci)店；在恆隆廣場，你可以找到Cartier和Hermes；從上月開始，你還可找到中國最大的奢侈品品牌店：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除了「上海灘」這個品牌外，上海似乎很少有土生土長的時尚品牌。
「上海灘」就是這樣
我與《Men s Folio》和《Wow》雜誌的新加坡出版商Eddy Koh會晤，並問他中國時尚設計師都去哪兒了。他說，雖然你可以在戛納電影節等西方大型活動中看見女演員身著傳統的絲綢旗袍，但這樣做只是一種聲明。「在這兒她是不會穿的。中國人不會穿民族服裝去參加聚會，他們會穿Dior。」
據Koh說，中國設計師處在「22條軍規」似的境地：為了在國外造成影響，他們需要一個鮮明的民族形象。「相反，如果他們想在國內取得成功，就得展現出當代西方的形象。這就好像是，他們必須出國、出名，然後以紐約設計師的身份回來。『上海灘』就是這樣。」
「上海灘」品牌由香港商人鄧永鏘在1994年創立，於1998年將多數股份出售給奢侈品巨頭Richemont。「過去50年裡，中國已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年輕的中國設計師有必要重新學習已經丟失的東西。」Koh解釋說：「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一切都是平等的，我們失去了奢侈的念頭。正在營造新上海的，不是這裡的中國人，而是那些當年離開大陸去臺灣和香港，現在又回來的人。」
我在上海呆的時間越長，就越能理解Koh的意思。我們想像中的、從書本和電影中積累的中國文化的概念，是一種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的事物。
沒有真正意義的中國品牌
我和澳大利亞記者Richard一起去用晚餐，同行的還有他的朋友 Christina，她是一位從事廣告業的香港人。我們吃飯的那家餐廳，如果放在曼哈頓也不會顯得落伍，那裡全是閃閃發光的水晶製品和黑色漆木製品。我在那裡點中國菜，但服務員表示抱歉，說他們不做中國菜。
我們討論有關中國設計師的事，Richard說：「之所以沒有中國男裝設計師，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無法與裁縫競爭。我在裁縫那裡定制一套西裝花了700至800新元，大致相當於250英鎊。另外一件襯衫花了70新元，大約25英鎊－－ 你怎麼能與這樣的價格競爭？在勞動力非常便宜的時候，是很難與其競爭的。」
「但是，人們會買西方的牌子。」Christina說，「內地人特意每年到香港，把錢花在路易威登和古奇等東西上面。」
他們為何購買西方品牌而非中國品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品牌。」Richard說，「他們並不真正理解品牌的概念。中國是一個商人民族－－他們著眼於短期。他們不願投入建立一個品牌所需的金錢、時間和力氣。他們想要快速回報，因此他們的前景在本地。」
然後他讓我說出一個除了「上海灘」和東方文華大酒店集團之外的中國品牌。很遺憾，我所能想到的所有亞洲品牌都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日本(汽車製造商)或韓國(電氣產品)的。最後我發現，就連東方文華也屬於怡和集團，那是一家源自蘇格蘭的公司。
上海的便宜與奢華
第二天，我去拜訪一位上海裁縫，他專門製作那些中國影星不會在家穿的旗袍。一件綢緞服裝價格在1000元∼4000元人民幣，這只是一件範思哲(Versace)品牌服裝價格的零頭。在中國，名牌時裝的價格和它們在西方的價格一樣：一件聖羅蘭長袖白色V領女裝在倫敦售價1850英鎊，在中國售價為2.545萬港元，按匯率直接折算。
晚上我出席了諾基亞舉行的晚會。活動現場全是中國交際場上的女子，衣服全是西式的，放眼望去沒有一件旗袍。混雜在人群中的中國模特似乎從基因上就是西化的，或者是吃牛排和維生素長大的。她們遠不是我期望的那種嬌小的美女，她們都有6英尺高，或者更高。
諾基亞之所以選擇在上海開發布會，原因是上海紙醉金迷的過去與新型手機的裝飾藝術外觀互相映襯，新舊共存如此顯著。
第二天，在去機場的路上，我們的車在成千上萬騎自行車的人中穿行。我想起了那個澳大利亞記者所說的，勞動力便宜。他們能比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快地建設，更便宜地製造，更出色地消費。我不知道這一切將把他們帶往何方，但新與舊、貧窮與富有、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分化確實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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