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古以來，對於盛世的定義就是模糊的。皇帝眼中的盛世和老百姓眼中的盛世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封建社會，哪個皇帝不說他身處的那個時代是盛世？就連那些亡國之君也自我感覺良好著呢，不到最後時刻，他們是不會認輸的。比哪陳後主陳叔寶一輩子風流快活，「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明末的崇禎帝還一心想做中興之主呢。
那麼公認的盛世又是個什麼樣子呢？《史記。平淮書》：「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庚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是文景之治；杜甫詩：「憶昔開元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俱豐實。」這是開元盛世。
實際上，百姓的富裕程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康熙說：「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政流移。」就是說，盛世中的老百姓的生活不過溫飽而已，一遇災害，立即返貧。
北宋年間，王安石和司馬光就國家財富問題有一段精彩的對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盛世的含義。王安石：「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日：「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日：「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日：「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這段說的大意是說，天下的財富是有一定數量的，不是藏在民間就是藏於官府。所以，歷史上的盛世就是老百姓給國家貢獻民異常豐厚的財富，自己手中留下的稍微多了一些而已。
真正的盛世不僅僅是經濟發達，民生殷實，而且是一種氣象。它不僅是一個經濟指標，還應有一個人文指標。在這個社會裏，充盈著寬容、大度、自由的氛圍，它允許每一個公民都能葆有自己的個性，允許他們發出自己的真聲音，不管這種聲音在當局者聽來是否有些不和諧。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大約只有唐朝堪稱盛世。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只有在唐朝，李白可以「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可以寫他的《新安史》《石豪史》，李紳可以寫「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這樣的《憫農》詩，而清朝的文人是要為「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之類的詩句掉腦袋的。
沒有個體生命的張揚，只有整齊劃一的思維，只允許一種聲音，這樣的時代即使很富庶，也是稱不上盛世的。當西方人高唱人文主義的讚歌時，我們康干盛世中的人民還跪在地上山呼：「吾皇萬歲萬萬歲。」我們不能向當時的封建統治者苛求民主，但他們卻連一點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都沒有。這樣的盛世是故步自封的盛世，是自我陶醉的盛世，是專制主義下的盛世，是不可能長久的盛世。以專制手段維持下來的盛世，表面上掩蓋了社會矛盾，但卻無形中延緩了自己前進的步伐，拉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
從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來看，時間最長的是康干盛世，130年；其他不過幾十年。相對於漫長的封建社會來說，亂世何其多，盛世何其少。
為什麼誰都渴望盛世卻如此之少？原因很簡單，人治下的盛世是靠不住的。唐玄宗在前期勵精圖治，輕徭薄賦，親手開闢了開元盛世，又在後期怠於政事，安於享樂，任用奸相，親手斷送掉了這一盛世。一個龐大的帝國要富裕起來是如此不易，可是要垮塌下為，一個昏君和幾個小人就夠了。
不必看統計數據，不必聽經濟學家五花八門的解釋，要到農村，到工礦企業中去親耳聽，親眼看。十六大報告中提出我們現在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這是實事求是之論。這種情況下的盛世，前面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不要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
當然最重要的，盛世是幹出來的，不是渴望出來的，也不是說出來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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