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疆課題
寫完《黃禍》以前，我應該歸類為寫虛擬作品的作者。《黃禍》雖然仍然是小說，我在寫作過程中卻一直被其中的真實牽引並且震撼。正因為如此相信《黃禍》中的真實，那以後我不再寫小說，完全轉到了研究現實，以及如何避免發生黃禍上。
1998年我出版了談西藏問題的書－－《天葬》。我研究民族和邊疆問題是出於這樣一種認識：中國避免黃禍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當其衝的挑戰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能否解決，決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開始。因為若不事先就消除國家分裂的危險，專制權力就會以此為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國人。未來中國若發生動亂，法律亂了可以重建，經濟亂了可以恢復，再亂也是「肉爛在鍋裡」，而領土分離卻可能覆水難收。歷史上已經有外蒙古獨立和被沙俄佔去的領土。中國現實的民族問題－－尤其是西藏和新疆問題－－是有可能再一次帶動這種分離的。西藏新疆佔今日中國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積，中國經不起那種分離。所以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能不能進行，民族問題成了一個前提。
我做完西藏問題，並沒有想馬上再進入新疆問題。Q在這時出現。他是個頗具魅力也頗有建樹的人，憂國憂民禮賢下士的風格足以使我們成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問題的建議。他主持的一個民間研究機構可以向我提供經費，不附加任何條件，完全按照我的意願研究，成果也屬於我。也就是說我只多了花錢的自由，不會失去任何自主。這倒是吸引人，我還從來沒有用別人的錢搞過研究。新疆問題是我一直關注的，遲早會去搞，碰上這麼好的條件並不容易。我因此動心，接受了他的建議。
我同時也看好Q的研究機構。那應該算當時中國最活躍也最有成果的一個體制外研究團隊。Q雖脫離了官場，卻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達權力層的渠道。雖然「遞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視為依附權勢，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國處於危機中，仍然「愛惜羽毛」是一種自私和不負責任。畢竟國家向何處去更多被權力決定而非被知識份子的清高決定，只要還有能夠影響噹權者的機會就不應該放棄。
不過，我和Q之間存在一些分歧。雖然我們都把「為人民」當作出發點，我們的「人民」概念卻不相同。在我看來，他的「人民」是整體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則是個體化的，由具體的個人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犧牲個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沒有空洞的人民，為人民首先是為個人，犧牲具體的個人就是在犧牲人民。不過只要不是掌握權力的人，這種區別只體現為理念不同，畢竟我們有更多的共同點。Q的資金加快了我開始新疆課題的進程，否則我是不會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進發的。Q給錢不需要繁瑣手續，只問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見是認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給。這種古風做派使我心存激賞。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會對你封閉。我離開「體制」20年了，沒有任何歸屬或頭銜，檔案都不知去向。Q的課題組不屬於體制，本身就沒有身份。他也許有一些別的渠道，但不適合給我用。我除了不是體制內的人，某種程度上還屬於「異己」。
想來想去，我唯一一個與體制有點關係的身份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協，當時主要也是為了找身份。那時我正準備搞一次開車環繞地球的旅行，後來沒有成功，以後和「作協」再沒有過聯繫。這次我先是託人去問「作協」領導人，能不能給我開去新疆採訪的介紹信，作協領導人一明白要開信的是我，便從大包大攬變成推脫。我明白走上層路線是錯誤，應該直接從基層辦，因為基層的人不知道我是誰。於是我帶著十多年沒用過的會員證去「作協」。接待我的基層工作人員態度挺好，按照作協章程，他們應該幫助會員完成創作採訪，於是我一口氣開了三封介紹信－－一封給新疆，其他兩封給寧夏和甘肅（我準備把西北穆斯林作為一個整體研究）。那時我由衷地感到了「組織」的溫暖。在我來看，這幾乎是作協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協這麼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處。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處，我也是記住的，照理說人不該以怨報德，然而「作協」後來的表現實在令人難以繼續沉默。即便是毛澤東時代，所提也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現在的作協領導人，要的只是為權力集團、甚至就是某個當權者服務。不久前我已經宣布退出「作協」。
3、深入維吾爾人
1999年的元旦剛過，我先去寧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黃河漂流時和他認識（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過我的命），當時他是黃河上的水手，現在成了私營企業家。錢雖然掙了不少，然而總是懷念當年浪跡天涯的時光。聽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幫助，當然我也願意和他重溫在高原荒野以酒當歌的早年。於是我們約定在銀川匯合，開上他新買的一輛桑塔納2000上路。
我們在寧夏回族地區一路走村串鎮，看當年回民起義的戰場，參加開齋節禮拜，深入百姓人家，聽販毒者自述。進入甘肅，左宗棠的行軍大道在古長城和祁連山之間綿延不絕，走過古代那些聲名顯赫的郡城要塞，僅是那一個個地名都足以讓人沉浸於歷史。我們在橫掃的風雪中進入新疆，那裡冰天雪地，廣闊無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兩次是自己開車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區。不過以前只是為旅行，沒帶任何研究目的。我們直奔烏魯木齊，住進市中心一家名叫「鴻春園」的旅館。我讓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烏魯木齊，成天奔波於政府部門、研究機關、出版社和書店，以「文學創作」的身份把凡是有關新疆的文字儘可能搞全－－這是我此行的第一個目的。以後我將用幾個月時間在北京閱讀和消化那些材料，為夏天再來新疆實地採訪做準備。我此行的第二個目的是結交維吾爾族朋友。研究新疆問題，只在漢人圈子裡打轉是一種荒謬，但這種荒謬正是目前中國研究新疆問題的現狀。進入維吾爾人的圈子，並不意味只是和維吾爾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進入他們的心，對漢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難。
維吾爾人與漢人之間的相互敵視我早知道。雖然我數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卻從來沒有與維吾爾人打過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準備開車去維吾爾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漢人無不警告我維吾爾人凶險，漢人在那裡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為此專門去新疆軍區瞭解情況。接待我的軍官以非常強烈的口吻告誡，一輛車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則，即在維吾爾人聚居區不停車，不過夜，不接觸（這也正是軍區的人遵循的原則）。結果那次我放棄了去南疆，因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義還有什麼。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處民間時的感覺。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時不需要有擔心，他們親切友好，不會因為你是漢人而表現敵對。在新疆卻常有恐懼之心，漢人一般不敢單獨下鄉，不敢置身於維吾爾人中。當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傳聞誤導和誇張，屬於自我驚嚇。但的確也可以感受到維吾爾人對漢人的敵意。如在烏魯木齊的維族餐廳吃飯，只要我離開一塊同往的維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時還會遇到挑釁。但是回到維族同伴身邊，立刻毫無問題。只要一個維吾爾人向其他維吾爾人介紹「這是朋友」，他們個個都會變得溫和有禮，讓你放心。
這就是我必須結交維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計畫，準備夏天去南疆採訪，要進到維族百姓中間去，瞭解他們對新疆問題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闖是行不通的，必須有維族朋友引路。我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這裡。只為收集資料，通過北京的渠道，不跑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維族朋友，則必須親自來，不是來採訪，是要喝酒、談心、取得他們的信任。
接待我的軍官以非常強烈的口吻告誡，一輛車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則，即在維吾爾人聚居區不停車，不過夜，不接觸（這也正是軍區的人遵循的原則）。做到這一點不容易。維吾爾人對漢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問題上，他們為什麼要信任一個屬於壓迫民族的人，為什麼要告訴你他們的真實想法？為什麼要引你去見他們的親友？這樣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們接受，主要是《天葬》一書。他們認為應該幫助我寫出一本談新疆問題的《天葬》。一位維族朋友說，考託福填表時，表上列出的0-99個民族條目中竟然沒有維吾爾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欄上打勾。由此他意識到，雖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萬人，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世界卻不知道，更不要說明白有新疆問題。
經過一系列的接觸、談話、餐廳和酒吧裡的徹夜長飲，我逐漸擴大朋友圈子－－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柯爾克孜人。他們幫我計畫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譯、車輛等。有Q提供的資金支持，有這次布下的關係網，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個出類拔萃的研究，效率也會比寫《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漢人那裡，我卻找不到這種友情。雖然我動用了與新疆有關的所有資源，請各方面朋友給我介紹關係。但是到了新疆，卻發現人們多數表現冷漠，似乎疑慮重重，不願意沾惹是非，也不認為新疆的問題需要由我來搞。我只接觸了其中的兩個人，而他們都和我後來發生的事情有關。
4、我對一次請客的猜測
我在新疆接觸到的兩個漢人，其中一個是某機構駐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來在其北京總部的朋友介紹。朋友說已經先給L打了招呼，L是他當年的小字輩，應該會給面子。以L的職業，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況，即使不說那些他認為需要保密的事，也應該能給我很多信息和啟發，因此是我最重視的關係。但是當我到烏魯木齊後給他打電話，卻沒讓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麼面子，他推脫工作忙，聽不出一點願意和我見面的意思。對此我雖失望，也不奇怪，沒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是尋常事，我已經習慣，於是我把他從聯絡名單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幾天後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表示要請我吃飯。我在感謝之餘，心裏不免內疚，覺得錯看了他。我按照約定時間到他的辦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讓我感到刻意保持距離。他沒有給我和他獨處的時間，立刻招來另外三個年輕人，讓他們一塊與我們出去吃飯。他解釋幾個年輕記者常在下面跑，瞭解情況多。我當時沒有在意，感覺這種安排也挺有心。不過我還是免不了奇怪，為什麼整個過程只有別人講話，他自己幾乎什麼都不說？他傳遞出的「場」讓我有一點不安，似乎對我有一種排斥。照理說我還完全沒有機會與他產生不容，如果說他是嫌我佔用了他的時間，本來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為什麼又主動邀請呢？若是只因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覺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對他有什麼份量。
如果我是個懂得分析直覺的人，可能對心裏的這些疑惑還會仔細想想，或者會由此引起警覺。但我不是那樣的人。我只是謝謝他請我吃了一頓飯，知道我們從此再不會打什麼交道。讓我重新想起這個人是在我被捕以後，審問者問我每一個接觸過的人，惟獨隻字不提我和L的會面。正是這種不提讓我感到奇怪。照理說L所在的部門無疑是他們認為的「要害部門」，惟獨把他漏掉不合常識。
比較容易解釋通的，只有L請我吃那頓飯是被佈置的任務。L在事後已經匯報了一切，他們因此不再需要問。當我在監獄裡無所事事的時候，半帶消遣地勾畫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從竊聽電話中知道我與L接觸（聽說我一到烏魯木齊監視者就住進了隔壁房間），於是想通過L對我進行更多瞭解。他們去L的辦公室，亮出安全部門證件，客氣
地請他給予協助。我相信L並不願意做這種事，否則他不會對我那樣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絕。雖然他所屬的機構牌子硬，他本人卻是新疆本地人，家人親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門的權力超越一切，成為無人不怕的閻王殿，拒絕與安全部門合作可能會給自己或家人帶來麻煩。於是按照秘密警察的佈置，L約我吃了那頓飯（不知道飯錢是由誰報銷）。對他而言那只是應付一件討厭的差事，多拉幾個人一是可以做見證，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種感覺多半不舒服），在大家東拉西扯的過程中，可以匯報交差的東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當然，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遠也無法證實。我擔心這會是一種玷污了L的妄想。我將會非常樂於為我的錯誤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樣做了，我也能夠理解。因為後來的經歷告訴我，特務政治無孔不入，誰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捲進去。
5、兵團老戰士
我在新疆接觸的另一個漢人J是一位「兵團老戰士」－－他這樣稱呼自己。「兵團」的全稱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遍佈新疆的龐然大物，總人口240萬，職工近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漢人。新疆到處都有它的「團場」，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屬單位的番號。兵團是個正省級行政單位，與新疆自治區平級。它有自己的「領土」、城鎮，設有公安、司法、檢察機構，有獨立的戶口造冊、結婚登記處、監獄、科學院、銀行、保險公司等，完全自成體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轄。我在過去寫的一篇文章裡稱其為「新疆自治區內的漢人自治省」，鄧小平將其視為「穩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鄧視察新疆時所言），而那些主張新疆獨立的人則視兵團為武裝佔領軍。無論是研究新疆問題還是解決新疆問題，兵團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對兵團充滿感情的老軍人。他對兵團的現狀感到焦慮。兵團原本的職能是屯墾戍邊，是個以政治任務為主的准軍事化組織。六十年代中蘇對抗期間，新疆的中蘇邊境縱深10-30公里地帶全部由「兵團」接管，遷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條鏈狀的邊境農場帶。四百多個兵團的民兵連常年進行邊境值班巡邏，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長城」。寓兵於民的兵團是不吃軍糧、不穿軍裝、不要軍餉，擁有百萬兵員而且永不退役的「駐軍」。當年兵團的主要首長張仲瀚這樣形容他的隊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晝夜，不分山川，不用嚮導，運用自如，召之既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然而兵團卻遠非一個合理的經濟組織。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經濟可以服從政治需要。自打中國把重心轉移到經濟，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後，兵團體制的不適應就日益嚴重地暴露出來。兵團是計畫經濟體制的典型產物，亦是一個全能型的權力機構。它擔負沈重的政府職能，必須興辦大量社會事業（僅擔負的退休職工就有三十多萬）。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許多人把它看成一個「四不像」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稅，是企業辦社會，是農民入工會，是軍隊沒軍費」，即是對它嘲諷性的形容。市場只認經濟規律，只懂競爭，注定不能與政治目標兼顧。若想真正實現向市場經濟轉軌，除非義無反顧地拋棄過去遺留的政治結構與約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團存在的理由。事實上，兵團的軍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層已經名存實亡，「屯墾戍邊」大部分也只剩下口號。
J認為必須讓最高當局知道這種狀況的嚴重性，不能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待兵團和衡量兵團的得失。兵團的根本作用是在鞏固主權，主權高於一切，什麼都要服從這個最高原則。如果兵團垮了，散了，那是分
裂分子做夢都想而實現不了的，卻是由我們自己去實現，是不可饒恕的犯罪！歷代中央政府都對西域屯墾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今天為什麼不能，為什麼不該？！說沒錢，那些腐敗分子們每年喝掉的酒相當於一個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價值上千億，怎麼就有錢？用到捍衛主權上就捨不得？！
我和J做了兩次長談，被他的真摯深情和憂國之心打動。他的觀點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雖然我深知兵團對穩定新疆起到了何種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團的確已長成一個怪胎。它是帝國時代的人造產物，缺乏現代文明社會所需要的相應法律、文化、經濟與人文基礎，只能靠政權的意志維繫。當政權的專製程度高、人為性強時，兵團可以被塑造為有力的治國工具，當社會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時，它落入一個四處掣肘、動輒得咎的困境並不奇怪。改變這個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國時代，繼續給它營造往昔的環境，輸送專制與人治的養料，而是去找出一條現代文明社會的安定邊疆與和睦民族之路。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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