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權者自改革開放以來，存有一種觀念，以為只要經濟發展了，人民便能忍受它的專制統治。這種觀念，在香港已為七一大遊行和元旦十萬人示威所否定，在國內也不切合實際。毛病是，經濟發展在沒有政制民主改革相配合的情況下，官僚極度腐化，社會財富湧向官僚、官商、奸商和富商，貧富懸殊嚴重；加之權力集中，官吏施政和公安執法不受制約，以致人民大眾多數處於被侮辱被損害的無奈狀況，尤其是貧窮的農民和下崗的工人。
人民生存權直接受到威脅
中共領導者向國際社會辯解說，人權在中國首先是生存權，好像說中國人只要有飯吃便不需要其它權利。其實，中國人民在現政權下不僅人權被剝奪，連生存權也時時受到威脅。貧窮農民和下崗工人生存權瀕臨絕境不用說，連本有生存權的人其生存權也受到新的威脅。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拆遷戶，他們本來尚有陋室可居，碰到官僚和地產商勾結圈地，破舊的家園馬上變成廢墟，所得的微薄補償，遠遠無法在原居地或附近安家。這種被脅逼的徙遷，各個大小城市都有，而且從來無申訴餘地。像上海這樣經濟發展居全國之冠的地方，拆遷戶之無奈，連替他們訴訟的律師都要琅璫入獄。著名律師鄭恩寵事件發生在上海，正嚴重地反映出上海市委為了掩蓋事實真相以求自保，已達到何等狂妄的程度！怪不得張偉國在論到鄭案時，直指上海市政府己「黑社會化」了。經濟的發展與專政的墮落並存並行，在上海處理鄭案上是最有代表性的。
其次，人民生存權所受的威脅，表現在纍纍的慘案上。孫志剛之死是去年受警權虐殺的最著名慘案。孫志剛這位湖北大學生，僅僅因為沒有身份證，竟在收容所裡被活活打死。人民的生命在公安手裡簡直連螞蟻都不如。同類事件，在河北，有邯鄲市醫科青年馮文青，因醋意與人打架被抓，在派出所裡無端死亡；在山東，有平度市女基督教徒張洪美，因參加地下教會活動，被公安逮捕後向她家人勒索三千元，家人不允，慘遭公安折磨致死。最淒慘的是幼兒李思怡之死。李思怡母親因吸毒在成都金堂縣被抓，小思怡只有三歲，被鎖在家中十七日無人理會，活活餓死。此事由成都商報女記者李亞玲報導出來之後，全國嘩然。
五十位異議人士被捕和判刑
暴政在威脅到人民生存權的同時，又盡力剝奪人民的知情權，封鎖新聞，箝制人民之口。但是有壓迫必有反抗，官僚們便企圖將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
重慶異議人士楊銀波，以個人力量，收集了廿五個省市的資料，寫成《二○○三年中國民間人權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權狀況，二○○三年是「白色恐怖」年，全年有五十位異議人士被捕和判刑。他們是：北京的何德普、姜力鈞、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楊建利、徐永海、劉鳳剛、張勝其，上海的戴學忠、韓立法、桑堅成、鄭恩寵，四川的黃琦、歐陽懿、李志，陝西的顏鈞、趙常青，湖北的杜導斌，遼寧的姚福信、蕭雲良，河北的蔡陸軍，廣東的王炳章，吉林的羅永忠、賈偉，新疆的陶海東，重慶的羅長福，福建的李江凡等八人，江蘇的張玉祥，山西的邸天貴，以及在四川被判刑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等十二人。
這五十位之中，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是「新青年學會」的四君子，他們摹仿毛澤東青年時代成立新民學會的辦法，「嚶鳴求友」。回溯當年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湖南在暴虐的督軍湯薌銘治下，其學會並未受到取締，現在共產黨竟將四君子尚未成形的社團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分別判處十年、八年重刑，其政治寬容度比軍閥湯薌銘都不如！
五十人之中的何德普，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他連絡趙常青、姜力鈞、歐陽懿、戴學忠等人，寫了《致中共十六大的公開信》，全國十七個省市有一百九十二人簽名，提出六點建議和要求，即：重評六四、撫恤受難家屬，允許政治流亡者回國，恢復趙紫陽自由，釋放良心犯，敦促人大批准國際人權公約，從縣市級民主選舉逐步過渡到全國最高公職選舉等。桑堅成因散發此一公開信而受到牽連。這樣的上書只是表達一些要求，怎能被指為是顛覆國家政權？百多年前康有為公車上書，受到光緒皇帝垂青，今天共產黨連滿清皇朝都不如，其政治意識倒退到這般程度，怎能奢談自己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五十人之中的姚福信和蕭雲良是工人領袖，因領導遼陽工人大請願而被捕判罪，楊建利從美國哈佛大學僭回中國瞭解遼陽工潮而被捕。王炳章是在越南的中國邊境被綁架過去的。其餘如杜導斌，是著名網路評論家，羅永忠、李志等均因在網上發表文章被捕，黃琦因辦《天網》網站，轉載六四文章被捕，這些人都是運用現代先進網路科技，衝破思想牢籠和信息封鎖的勇士；他們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失去自由，成了現代文字獄的受難者。
新民權運動興起並取得成就
但中國仍是值得樂觀的。雖然當局嚴厲收緊統治尺度，鎮壓異己份子，而民間自發的護權運動正在一波波地興起。因此，四川學者王怡稱去年是「新民權運動」年。這樣的稱呼表面上似乎與楊銀波所說的「白色恐怖」年相反，其實不然，楊指的是當局的鎮壓，王指的是民間抗爭的興起。
去年民間維權運動表現得最出色的，是在雙孫事件上，也即孫志剛事件和孫大午事件。湖北青年大學生孫志剛被毒打致死，震動甚大，此事引起法學界、學術界以及中共黨內良心人士普遍關注，他們除了譴責警方無良行為之外，進而追索到國務院八二年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合法性，認為它是違憲的，因而北大三位法學博士上書人大常委會要求複審，結果國務院作出響應，廢除遣送辦法，改為救助管理辨法。這是民間維權運動一次大勝利。
河北農牧企業家孫大午被捕，其震動幅度同樣極大，不少有名望的人士紛紛出來支持他，三位律師同時出庭為他辯護，其中張星水律師的辯護詞公開揭櫫人權高於法律。他強調，人權是天賦的，法律是由人制定、理應為人類社會的公義服務，故惡法僵法必須廢除。這篇辯護詞簡直是一篇鼓吹法律改革的檄文，空谷驚雷，震聾發瞶。就是憑著這種理念，他們連同五位學者向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重審「非法金融活動取締辦法」的請求。孫大午案的結案，基本上也是民間維權運動的一次勝利。
雙孫事件中所表現的維權運動有一重要特點，即參與抗爭的，己不止是異己份子，而是一整批在社會上有名望的學者和專業人士，故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其影響力和社會效應便不同凡響，使得當權者感受到難於阻擋的社會壓力。
良心人士湧現成為社會脊樑
民間維權運動另一股力量就是社會上不斷出現一批批新的知識群，將他們說成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只是意識形態上的歸類，實際上，他們代表了社會良心，成為中國社會的脊樑。他們不同於民運人士，並無組織形式，但彼此呼應迅速，主要的「武器」就是一枝筆。憑現代網路技術的發展，他們從網路上取得訊息，利用網路互相溝通，不停地在網上發表意見。這是越過官方新聞出版封鎖突圍而出的有效辦法，因而形成一股官方無法根本扼殺的輿論力量，在國內國外都產生廣泛影響。
官方去年對網路人士的鎮壓，曾激起他們發起一場廣泛的社會簽名運動，一次是拯救「不鏽鋼老鼠」劉荻，另一次是拯救杜導斌。兩次簽名分別都達二千人以上，聲勢浩大，成了民間之前從未有過的公民抗命活動。劉荻之被判無罪釋放，固然同溫家寶訪美的人權外交姿態有關，但社會良心人士的廣泛簽名，實已起到重要作用，特別是關涉到一位年輕在學的女子，官方不能不顧慮到社會輿論同情的威力。
民間維權意識亦表現在對官方有關傳染病新聞封鎖的厭棄和憎惡上面。在薩斯問題上，去年蔣彥永醫生的披露和今年廣州《南方都市報》的踢曝，都受到人民頌揚。同樣的，高耀潔醫生和萬延海對愛滋病的揭露，也深獲人民支持。
並不是所有民間維權運動都是理性的，一些當場令市民憤忿不平的個案，演成暴力衝突。去年九月湖南嶽陽紀委官車路見群鬥中一少年被砍而不救，當場引來上千人包圍。去年十月山東鄒城城管隊故意輾死小販，引起數千人暴動，打爛市府公物。
胡錦濤面臨新的挑戰
胡錦濤和溫家寶掌政之初，正是民間抗命運動興起之時。他們心知肚明，在高壓權力底下社會矛盾之弦緊繃，農村像一座待爆發的火山。所以一上臺便表白親民態度，強調關注三農問題，放寬農村人囗入遷城市條件，後來又廢除城市流民遣反辦法，最近更下令各地在年關前盡力解決拖欠民工工資。所有這些，其目的在於緩和社會矛盾，扑滅火頭。此外，他們又在修憲中列入尊重人權條文，聊聊幾個字，雖顯得敷衍，也算是一種進步。至於《新聞週刊》年終特別推出「新民權行動」，轉載社會脊樑王怡和秋風所寫揭示今年是新民權運動年的文章，是否別有動機，尚待觀察。
總之，胡錦濤已感受到民間自發人權運動的壓力，正如他們感受到香港民主訴求的壓力，以及臺灣大選的壓力一樣。這是他們需要面對的新課題。新課題需要新思維。他們能否擺脫江澤民的舊思維框框，正是測量他們政治智能和勇氣的時候。
《開放》04年2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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