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新出現在北京街頭的《瞭望東方週刊》和《新京報》公然為胡錦濤慶賀新政一週年。《東方週刊》創刊號的封面以傳統國畫百驥圖為背景，襯托著「新政壹週年」頭條大標題。繁體的「壹」字放大，充斥畫面的中央，「壹」字前邊是胡錦濤十六大結來時微笑招手的照片。擺放在滿是靚女俊男的書報攤上煞是惹眼。這兩份新刊物都是九月進一步「治理全國黨政報刊」之後，創辦的黨刊、黨報的新子刊，黨性之強躍然紙面。「新政」是胡錦濤上臺之後，被香港海外傳媒體和網上不斷傳揚和評論的一個詞，現在正式被中共傳媒接過去了。聯想起三月人大換屆之時，《南方週末》因發二十五版的「朱鎔基」，《新聞週刊》發了「敢怒敢言的朱鎔基」一文被整的情景，確實令人對中共氣候的陰晴變幻感慨良多。
胡溫三種前途，何去何從？
胡錦濤作為鄧小平生前欽定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十六大能如期登臺，在中共黨內是費盡周折的。江澤民不僅把持著軍權，依仗為鄧小平一人設制的八二憲法，繼續當軍委主席，而且為了讓常委選舉中得票最少的曾慶紅順利接班，不惜把七人常委變成九人，把差額選舉變成等額選舉。胡錦濤和他的政治盟友溫家寶在常委會中形單影隻，有三種政治前途是明顯擺在他們面前的。一是忍氣吞聲，甘當兒皇帝。二是授人以柄，像胡趙一樣被搞掉。這種風險隨時存在，薩斯時期江系人馬一直等著看笑話，但因胡溫苦幹實幹，始終沒有讓對方找到機會。三是穩中求變，依靠人民穩步推行改革，鞏固政權基礎。這三種前途，目前都存在，胡到底要走向哪一條？並不明朗。
賈黃提議組國安會
十月底剛開過十六屆三中全會的胡錦濤到曼谷參加APEC蜂會，他在記者招待會上透露，就任之後面對最大的困難是非典。實際胡溫上任後取得最大的成功也是戰勝非典表現出的關注人民和弱勢群體的務實作風，這也使得他們取得了鞏固剛剛到手的政權基礎的自信。而他們不斷面臨的政治挑戰，就是要分化瓦解應該攥在他們手中的政權基礎。十一之後，兩位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和黃菊聯名向中央提出成立「國防安全委員會」，由曾慶紅擔任主任。在此之前，江澤民拒絕出席國慶招待會，形成新老夾攻的陣勢。賈黃二人之所以提出曾慶紅擔任主任，而沒有讓軍委主席江澤民兼，是因為軍委主席一職，依照法律程序早晚得還給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而推出曾慶紅則一山二虎，永霸山頭。
何家棟闡釋三個代表與三個為民
胡錦濤接到賈黃提案後，立即召回正參加「十加一」束盟首腦會談的溫家寶，溫不得不提前結來日程回國。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全體會議上，胡溫依靠薩斯期間撤銷衛生部長張文康時取得的多數，否定了賈黃的提案，挫敗了江系分權陰謀。取勝直接原因在於民意。
胡錦濤主政之後，令民眾失望的有兩次，一次是被輿論期望已久的他的第一個「七一講話」，通篇只談「三個代表」；二是三中全會，沒有推出新改革方略，只是將經濟改革已形成的事實固定下來。但是正是他在第一個「七一講話」裡，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八字方針。和「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三句話，這三句話立刻被捧為「新三民主義」。
江澤民自二○○一年提出「三個代表」之後，在黨內黨外遭到眾多批評和反對，海歸派學者康曉光將它概括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三者的聯盟，已獲知識界的部分認同。「三個代表」是精英聯盟的要求和他們希望得到的利益。而精英聯盟必然鼓吹集權政治，康曉光就提出「民主政治非今日中國所必需」的觀點，而「三個代表」實踐中正是為鄧南巡後，膨脹權貴資本主義保駕護航。集權政治必然導致寡頭主義，一少部分人富起來，大部分人窮下去，使社會鴻溝日益加深，「三個代表」由此挨罵。
胡的「八字方針」和「新三民主義」雖沒有脫出黨八股的外衣，但普遍受到好評，最近中共自由派代表人物何家棟先生撰文說：「三個為民或曰新民本主義的「三為主義」，就是要遏制極權主義、寡頭主義的惡性發展，讓「好的市場經濟」造福於全民而不僅僅是一小部分權貴上層。三個為民不能簡單地說成是為「三個代表」保駕護航，而是為未來改革與發展進一步校正和定准航向。」
何家棟先生進而指出：「三個為民的提出，已經使新世紀意識形態有了完整性，新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躍然紙上－－一個中心：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兩個基本點：秩序和自由。目標是建立市民社會（或公民杜會－－法制社會）。繼續片面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改造上層建築，市場經濟就會偏離正確的方向，就可能滑向拉美模式。」何家棟先生認為「三個代表」和「三個為民」在現階段的中國是各有側重又互相依存，既不是簡單的邏輯延伸，也不是「針尖對麥芒」。他不同意社會上的「反精英」傾向，他說，「五四時期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壓倒了憲政主義和民主主義，使現代化走入歧途，就是前車之鑒……三個代表保護精英聯盟的利益，遏制民粹主義氾濫。代表了一種新秩序的需要，但是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放任集權主義和寡頭主義的發展，則損害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因而需要以表達自由為先導的爭取公正和平等的社會抗爭。」
孫大午案與瀋大福案的異同
十一月初產生轟動效應的還有孫大午案的判決。孫大午以判三緩四的結果走出了牢房。這個案子讓人聯想到十年前瀋大福的集資案。瀋大福作為民營企業家，在一切手續俱全的情況下集資十億元，朱鎔基為整頓金融秩序的需要，抓了瀋大福，中央內定要判瀋死刑，但金融詐騙在當時法律上沒有死罪，檢查院和法院為完成中央指令，給明明是私人企業的瀋大福定了貪污罪。瀋的企業註冊時為了名聲好聽，註冊了「集體企業」，但實際資金是他一個人出的，律師辯護中提出的證據都不被採納，正像瀋大福自己說的：「共產黨讓我死，我就不能活。」今天的孫大午案，集資的形式相同，卻有不同的結局，在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孫大午不僅是造福一方的民營企業家，也是與眾的自由民主人士有著共同的政治訴求和聯繫的政治活動參與者，他的被捕不僅國外和香港各大媒體予以重點報導，國內媒體也有一百多家予以報導，正因此不僅副總理回良玉對孫大午案作了具體批示：「嚴格按照法律辦事，注意政策。」而且總書記胡錦濤也做了批示：「經濟問題不要政治化。」而胡錦濤的批示是真正觸到民意脈搏。瞭望東方週刊創刊號的的報導也特別提示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的看法：「孫大午被救的直接原因在於高層的干預，而根本原因在於民意。」
九月底到十月初，河北省司法廳有關領導到北京，和孫大午的主要辯護律師朱文虎進行談判，雙方達成協議：「法院堅持有罪判決，但是答應緩刑，馬上放人；律師堅持無罪辯護，但不再上訴。」這是中國司法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可以看作是人治向民意的讓步，民意對人治的妥協。
從五月孫志剛案引發的收審制的廢除，到十月三中全會決定將「人權」寫入憲法，從胡錦濤提出的「群眾利益無小事」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最新經濟戰略」都可以看出胡錦濤的「新政」著意向社會的弱勢群體傾斜。朱鎔基國企改造全盤失敗之後，東北成為罷工示威的重災之地，如果不從弱勢群體，下崗職工的根本利益去考慮經濟戰略，國企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但是中國還有一批弱勢群體的命運就不如孫大午幸運了。這就是一批年輕的富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網路人士，小不繡鋼老鼠大學生劉荻的案子已被檢察院以證據不足退回公安局，但不放人。而且不斷有網路人以「危害國家罪」「顛覆政府罪」被重判，雖然國內外也都發動了對他們持續不斷的聲援，但絲毫打動不了中共的主政者。看來孫大午的案子得到解決，是因為孫大午是民營企業家，直接影響國外對華投資環境，而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者則威脅中共專制體制的防線，還要嚴加打殺。
胡溫控制輿論寧左勿右，自挖牆角
胡錦濤執政一年，還有重要一條就是輿論控制，寧左勿右，對自由民主思想的打壓甚至超過文革，這使得他的新政出現十分矛盾的現象，甚至給人自削基礎自挖牆角的感覺。
自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六月的通氣會，到八月「不準提修憲、不準提政改、不準提六四」「三不准」的指令，對言論自由進行最無理的強制性打壓，尤其對一批接一批網路人士的重判，給中國人權狀況創下最惡劣的記錄。中國的自由民主人士的主張，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專制制度的抨擊，二是對弱勢群體的聲援和呼籲，這直接推動中國法制的進步和社會的前進，試想若傳媒沒有對孫志剛、劉思怡的報導「收容遣送」的惡法如何能廢除？
「新政」一年的中宣部，完全成了控制輿論的情治機構，組織一些離退休幹部成立書報審讀委員會，對傳媒進行實時跟蹤，不經法律程序，完全沒有道理地到處查禁報刊圖書，而且不像過去點名批判，而是讓人「暗暗地死」弄得大批從業人員沒有飯吃，對一些有社會影響的報紙如南方週末，動不動就大換血，換主管且看如今南週末的慘狀，大批記者、編輯紛紛辭職，因為他們採訪來的稿子都被新來的頭頭槍斃了。從中央宣傳都到省地縣的宣傳部都變成思想恐怖和文化恐怖的殺手。
改革要獲得推動力，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如今言論自由已成為中國民眾的政治訴求，也是改革的突破口，真不理解提出新三民主義體察民情的胡錦濤先生單單在輿論管制上那麼僵硬教條，容忍劉雲山那樣的丁家奴為所欲為。壓制輿論就是壓制民意，只能削弱改革的政治基礎，自挖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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