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情我越琢磨越覺得越覺得它有悖情理：憑什麼廣東和廣州市的那些黨政一把手們可以悠哉無事？而中國衛生部的部長和北京市的市長反倒要給北京政治局的大老們給烹了呢？
說是中國的政壇上歷來有所謂的抓「替罪羔羊」的傳統，但即便是如此，在我看來張文康這隻被宰的「羔羊」也是死得太過冤枉。他的毛病固然不小：那就是他有一張薩哈夫似的漏風嘴。可話也要說回來了，如果僅憑這一點就可以將他去職查辦的話，那麼廣東一省上上下下的那些同樣喜歡大嘴巴漏風的官僚們，他們該不該辦？
大凡那些在中國官場江湖上進出的人都知道，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僅憑冰心玉潔，不打妄語就能陞官發財的。大家天天說慌，時時說謊，事事說謊，這不過是官場上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例行公事而已。
如果硬要說張文康有罪，那麼我們大概只能說他罪不在說謊，而在於他說謊說錯了地方，說錯了時間。他的命運，就像廣東人桌上的那些老蛇，猴子，老鼠，貓，和果子狸一樣----誰能說他們都是「應該」被吃掉的呢？他們被吃掉，你只能說那是因為它們的「運氣」不好，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在一個錯誤的地點，落入到了錯誤人的手裡。僅此而已。
真要「烹」什麼人，那麼我想第一個應該被扔進滾水裡COOK的，絕對不應該是張文康，而應該是造成這次SARS大氾濫的最些主要的「功臣」們：廣州和廣東省的黨政一把手們：它們他們才是那些有「實質性」瀆職犯罪的官員。要烹要煮，要殺要剮，首先應該拿他們是問罪才對。
疫情是從去年的11月起開始於廣東的佛山。今年的元月初，廣東的河源縣開始第一次正式報告醫務人員被感染，到了2月的第一個禮拜的時候，有關「非典」而導致的廣州「醋源」緊缺的報導在網路上就已經出現了。好幾個死亡的報導也被相繼披露出來。可這時候的廣東黨政一把手們在幹什麼？
一直捱到二月十號，廣州的媒體才第一次對這個「非典」有了些報導。連外行人都看得出了這個被稱為「非典」的瘟疫，其實並不簡單。可是廣州的媒體卻令人啼笑皆非地把這個致命的瘟疫跟「流感」聯繫在一起，當日廣州日報一篇《初春謹防感冒肺炎，專家提醒廣大市民注意》的新聞稿提醒民眾「近期廣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專家提醒廣大市民，春季容易滋生細菌，市民要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活動，預防方法包括在家裡煲醋殺毒和服食預防性抗病毒藥物。」云云。廣東政府的這個正式的報導，顯然要麼是出於無知，要麼在故意誤導。
到了2-3月間的時候，乾脆連「誤導和誤報」都統統沉寂了下去，突然消失了。外界的人的大概都以廣東省的地方當局沒費什麼吃奶的力氣就已經把這個「瘟神」給有效地控制住了。而實際的情況卻是，廣東此時正處在這個奪命疫情的高峰期!廣東的領導同志不用說為了配合那個重要的「兩會」勝利召開，便決定不讓這樣的壞消息破了那個喜氣。反過來，還要來個「以正壓邪」--讓喜氣洋洋的政治氣氛來沖淡病毒的流行。
其結果是：非常多的人都被蒙在了鼓裡!(我老弟和他的太太和兒子，竟然在三月初的時候，全家人還特地從美國到香港去遊玩了一個多禮拜，回來的時候，我問他怎麼敢竟然如此大膽無忌地深入到「疫區」去？得到回答居然是：「WEHAVENOIDEA」。)可見這廣東和廣州市兩地區的領導同志們的保密工作，做的是何等的到家!
我敢肯定還有非常多的人和我一樣，以為去年的那個「非典」，和後來所說的那個「SARS」，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個鼕鼕。我想這必須直接歸功於廣東省領導，而不是那個倒霉的張文康。對此，我恐怕非常少的人有異議。
廣東省的黨政一把手們還有另一個特別惡劣的，嚴重的掩飾太平的做法，那就是在2月17號那天，在廣州市在疫情正在嚴重蔓延的情況下，居然還敢令讓中小學生們，按正常的情況返校上課。如此魯莽地置祖國的鮮花於危險之中，對比之下，張文康同志的大嘴巴應該還算得上是非常仁慈的了。
我猜想廣東的最高當局可能有某種難於啟齒的苦衷，而不得不採取某些措施來壓制媒體對這件事情的報導。首先是，每一個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如今都是和當地的「經濟繁榮」的程度成正比的：稅收的多少，外資引進的多少，就業人數的的多少，等等，這些都和他將來的升遷有密切的關係。如果這個地區當年的經濟繁榮景象因為一些瘟疫的報導而下滑的話，那麼其後果可能比瘟疫還要嚴重。此原因之一也。
其次，還是出於經濟的考慮：如果廣東的鄰省：譬如福建和浙江都「平安無事」，而只有廣東一省自己在鬧瘟神的話，率先通報疫情，那也就是等於拿著大掃帚，把白花花的大洋和美鈔掃到別人家的地皮子上去了。造福他人，卻把禍水留給自己–這樣的大蠢事，大概廣東省的最開明的領導同志都不會考慮吧。此其二也。
很多人對張文康3月中宣布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4月初又宣布「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感到非常憤怒，以至於將這個可憐的張部長當成是中國的薩哈夫。可這些人恰恰是忘了一個最重要的背景事件：那就是每年的4月中為期一個禮拜的廣州春交會，不僅是對廣東，對全中國的外貿部門來說都是全年最重要的一個重頭戲。如果，張部長在這個節骨眼上不這麼說，而是面帶憂傷的告訴外商們：「非典」在廣州已經失控，目前在中國的工作，生活，旅行都不太安全，…得，如果他真的是這麼說的話，我感肯定的是，不單是一個廣州地區的地方官員，恐怕整個中國的那些地方官員和利益團體們，都會要把他給生吞活剝了。
你說張文康能怎麼樣？就是他想說實話，在這種情況下恐怕連舌頭都不聽他指揮。
但相比於部長的撒謊，廣東省上上下下各級領導，甚至包括了許多知識份子，教授，科學家們謊言可都海了去了。他們要麼證明說這個瘟疫是可以控制的，是可以有抗生素來醫治;要麼就紅臉黑臉地地說這個SARS還不如流感那麼可怕，廣東一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甚至振振有辭地告訴媒體說：美國也有「非典」，而且每年有560萬人罹患這個疾病，而且死亡率不低於5%，云云。其大意無非是告訴人們：連美國人都不在乎，你們中國人自尋煩惱什麼呀？
可好像沒有什麼人要追究他們的過失和責任。
是不是真的有人彈劾過廣東省和廣州市的那些高級官員們呢？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不過我相信。面對這麼大的一個烏龍事件，如果共產黨內部會沒有人起來彈劾他們的話，那似乎就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但如果我們假設這種情況是真實的。北京政權的內部，的確曾經有人試圖彈劾過他們，只是後來不知是什麼緣故，這些人的努力沒有成功，或者是失敗了。而那些他們想彈劾的人，在一場暗潮洶湧的政治風波，居然可以全身而退，毫髮無傷。
或許是出於某種的「幸運」----廣東畢竟不像北京，只是一個偏遠的蠻荒之地，在那裡，病毒不管再怎麼猖獗，到底還是不會直接危害到黨國元老和重臣們。但是北京則不同。北京乃京師重地，天子臥遢之側，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只要稍有差池，或者是小有大意不慎，就有可能讓中南海被SARS所淪陷，變做疫區災區。所以，廣東的地方官員們可以有一個接一個的烏龍，但北京的官員，則絕對不能有。有則必死。這或許是第一個原因吧。
但我想另一個原因或許會更重要得多：那就是一個類似「兩廣總督」這樣權傾一方的地方重臣，其地位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要遠比一個天子腳下的「京官」更重要得多。蓋因一個掌控著地方軍政財大權的諸侯，通常在京城的權力高層內部，都會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人脈和人際關係網，並且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還會是一些黨國元老重臣們在地方上的「糧道」。將一個地方的諸侯革除，其後果通常都是非常嚴重的，往往會形成一個從上到下的「連皮代骨」的內部大出血。因此，除非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沒有幾個「天子」願意，或者是敢於冒險拿這些疆重臣們開刀，而犧牲掉幾個沒有什麼官場人脈關係的「京官」，即能擺平各方的利益衝突，又有可以平息眾怒。可謂是一舉兩得，一箭雙鵰。
這是我所能想像得到為什麼中共高層對廣東和廣州黨政一把手們網開一面，同時卻對沒有什麼資歷，根基不穩的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開刀的全部理由。
如果不從衛生學的這個角度，而純粹是從政治歷史學的角度看待SARS事件的話，這這種處理政權內部的權力利益衝突的方式，其實並不是什麼好兆頭，恰恰相反，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一個中央權力衰落的開始。在這個事件的背後，可能反映出的是一個以權力集中為特徵的，中央－地方垂直隸屬關係出現解體的跡象。
按照中國歷史學家的說法，每一個朝代的中後期，中國的中央政權都會無可避免地面臨著三種嚴重的政治勢力對它的挑戰，第一是所謂的後黨，第二是閹宦，第三則是地方諸侯。此三種勢力交互作用，從而完全在政令和財政上架空皇帝，使其大權旁落，政令不行。最後就形成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和軟弱無力的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
中國歷朝歷代的王朝的開拓者們對這個所謂的「地方-中央」的矛盾都極其敏感。他們所採取的最有效，最簡單，也最具有震懾力的辦法，就是大殺開國功臣和元老。為自己的後代兒孫們，爭奪來一個2-3代人的相對和平的時期和「大治」的局面。
各中高手，當然屬黨國的開山鼻祖毛主席，毛潤之大人莫屬。其整肅開國大臣，利誘，離間地方黨政諸侯的高超手段，已經幾臻完善，達登峰造極之境界了。舉例來說，他對付那個不把他放在眼裡的，由澎真控制的，「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北京市委辦法，就可以算得上是個傑作。倒霉的「海瑞罷官」事件是個完美的政治導火線，而調動上海地方諸侯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力量來對北京發難則是神來之筆，最後不僅一舉端掉北京市委，還連帶將跟在後面支持澎真的那個劉，鄧，陶的「司令部」，都被一芍子給燴了。真的是堪稱史無前例。順便還給隨後的兩位黨國繼承人，鄧小平和江澤民，端掉了幾乎所有的絆腳石和隱患。
我們當然不可能給這樣統治者內部的權力鬥爭劃一個明確的是非界限：因為你根本不可能在這裡用一個固定的道德的標準來判斷究竟是誰對誰錯，或者是誰好誰壞。這裡完全是個叢林：強者為王，敗者為寇。
相比於毛潤之和後來的鄧小平這樣的黨國梟雄，一代天驕，胡、溫這些黨國的第四代皇帝開始出現「弱主」的衰相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即沒有他們的第一代領導人靠在槍林彈雨中打天下而聯結起來的緊密的上下級的指揮系統，更沒有像第一代領導人所具備的那種「魅力」領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他們除了靠妥協，退讓，甚至忍氣吞聲來達到權力的平衡之外，大概幾乎沒有任何的辦法來對付那個日漸坐大的地方諸侯的割據勢力。這次處理廣東的SARS問題的結局，大概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吧。
怎麼辦呢？他們可以有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向偉大領袖學習。從他那裡借鑒一些怎樣「打棍子，摻沙子」妙計，用當年偉大領袖對付北京市委澎真的方式來對付不聽話的地方諸侯：一是利用某一派政治勢力或地方力量，二是要巧妙地憑藉某個「革命」的名義，(譬如反腐敗，反貪污什麼的)，三是要抓住輿論工具，然後首先對對某個不聽話，可屁股又不乾淨地方諸侯，突然發動一次突擊清查，迫其下馬--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只不過這樣的做或許有些太齷齪，是個「黑道」。
當然他們也可以試著走一條相反的「白道」，那就是像美國的華盛頓總統和布希總統學習。說學習華盛頓，是因為美國打她立國的哪一天開始，所有地方的一級的行政長官，都已經由當地的老百姓自己投票決定，而不是由所謂的中央政府來委派任命了。他們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不存在一個垂直隸屬的上下級關係，而是一種橫向的，平等的互助的關係--地方的各級行政部門，不是對上面的中央政府，而是對下面--當地的選民們負責。
而我之所以建議胡、溫同志向布希總統學習，是因為他跟下面各路「諸侯」－那些州長們都相處得非常之好，大家各幹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就連那個民主黨出生，華裔的華盛頓州的州長駱家琿同志，都可以在白人的總統的手下幹得非常愉快。難道這不值得同為一國之尊，又是同齡人的胡、溫同志借鑒麼？
當然了，或許黑道，白道都行不通，最後什麼辦法，什麼道也沒有。只有無可奈何，聽天由命的份。心甘情願地當個弱主，充當一個「救火隊」隊長，或「維持會」會長的角色。專心一意地擺平各個政治集團和即得利益團體之間的矛盾衝突，穩定上層，放棄下面。
這當然也是一個辦法。或者稱之為第三條道路，就叫作「無道」吧--就是什麼都別做，什麼都不想，是死是活隨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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