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玄說，如果我們作一個比較的話，這次事件與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相類似。問題是中共按照蘇聯共產黨的老制度所遺留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改善。雖然改革開放已經很久，但是碰到這種不想公開的事情，還是按照老的制度和心態處理問題。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故剛好發生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蘇共處於換屆時期，戈氏想以改革開放把整個蘇共體制改變。但是沒有一個下手的地方。切爾諾貝利事件影響到西歐，對蘇聯隱瞞實情感到非常不滿。更重要的是蘇共內部贊成改革開放的一批人與官僚體制和舊的意識形態鬥爭時給戈氏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蘇聯自己的人民知道這個體制是運行不下去的。
孟玄認為，這樣的好處在於它不是在政治上直接攻擊這個體制，而是以人禍來證明這個體制是不能在現實世界中生存的。中國與當年蘇聯還有不同。蘇聯當年開放太快了，中國改革開放時間拖得長一點，已經有20多年，但在軍事、衛生等不想開放的地方仍然用老的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和官僚體系運作。然而這次全世界的壓力壓給中國，使它知道不能夠遮掩下去。下臺的兩個人等於是棄車保帥，是否就能滿足政治浪潮，使人覺得有人負責了，孟玄覺得不見得。因為像這樣的體制最脆弱的時候是老百姓開始不怕的時候。姓蔣的醫生是軍隊醫院的，他居然向外界公開實情，共產體制下的人不敢去懲罰他，這就表示整個運行就有問題了。
孟玄說，大家第一個就會問，為什麼廣東省的省委書記不出來，擔負這個責任？到現在為止北京市市長不是政治局的，北京市委是真正負責的。張文康是技術官僚，他是管理技術的。那麼政治責任應該誰來承擔？廣東省是疫情發源地，去年11月就出來了，為什麼張德江不負這個責任？第二個，人們要進一步問，究竟如何處理的？老百姓有權力要求知道，既然已經有人下臺了，就表明其中有錯誤，不能下臺就完了，要把原因和經過講出來。如果廣東的人不下臺的話，也要把處理的經過講出來。這樣一層層追究下去，這個問題就不會就此打住。
孟玄認為，還有人大的問題。在出了這麼大的事情，當初為了開好兩會，把疫情壓下去了，北京市長得負責任。但是人大是監督機構，如何監督的？現在兩個部長級人物已經下臺，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已經是很少這麼明快地有人出來負責，但是壓力不同了，全世界都在評論形象的好壞，在裡面的人有這樣的膽量，可以要求解釋從去年11月到如今張文康究竟是如何處理的。孟玄不認為這兩個人下臺了，就會把這個事情壓住，反而刺激了醫生們學習蔣醫生。因為這也是一個出名的機會。以後遇到類似事情，底下的人就不會為了團結安定去壓這個事情。現在北京拿這兩個人作祭品，是否能夠把這個事情壓過去，孟玄認為不一定，有可能有人膽子更大，要求知道廣東北京是如何處理的。體制顯示出來的問題在哪裡。
孟玄說，如果胡錦濤和溫家寶是聰明人的話，就像戈爾巴喬夫當年，可以借用這股力量，把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做得更好，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搞得好的話，會變成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事件。當年那次事件對於戈氏改革就是非常大的幫助。
孟玄認為，國際衛生組織說，如果一開始就報的話，控制起來就容易得多。然而真正觸動當局的是經濟利益的損失太大了。香港現在經濟狀況很糟，沒有人願意去，如果中國大陸所有的數字都是不可信的，也沒有人敢去，吳儀好幾個國事訪問都取消了。現在國際上對中共整個系統都不信任，這個損害就太嚴重了。它要作出過度反應。如果不是經濟上產生這麼大的壓力，也不會有這個行動的。
孟玄說，這次國際上的批評是六四以來前所未有的，而六四可以擋在外面，而這次中共太被動了，再這樣處理，對外對內都不能交代。張文康第一次出面說話覺得自己已經非常公開了，但是現在發現他那個說法仍然是假的。他一步步被逼到非得把這兩個人拿出來作祭品，可是這兩個人仍然不是政治決策人。大家會問更高的人是誰？不相信孟學農自己敢於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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