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朱鎔基，很難只從一九九八年擔任總理以後來評說。就他的「功勞」來說，我認爲他在擔任副總理期間的一九九三年夏天推行的宏觀調控，挽救了中共，也挽救了中國經濟，那是他最大的功勞，否則房地產的泡沫、金融的泡沫爆開，就不可能有後來經濟的持續增長。他的這個功勞，鞏固了江澤民的地位，留住了李鵬的面子。但是也正是這個功勞，引起江澤民的猜忌，李鵬也沒有減少他的敵視，而不少太子黨更因爲朱鎔基阻擋了他們的財路而憎恨他，這也增加了朱鎔基以後施政上的阻力。朱鎔基還禁止軍隊辦企業，也同軍隊利益集團產生尖銳的矛盾。這個時候的朱鎔基，說過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個給貪官，一個留給自己的話，做的事也有些氣魄，這是他向上升的時期。
同這些功勞相比，朱鎔基後來獲得的掌聲卻有些過譽了。他在一九九八年出任總理時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後來在重要關頭，他退縮了，他妥協了，因爲他到底是共產黨的官員，他要同那些貪官污吏一起保住共產黨這條破船。
朱鎔基上述的總結，前一半同他關係密切，後一半則不然。他挂了個「總理」的名號，但主要只管經濟。其他掌握在江澤民及其親信手裡，所以評說朱鎔基的功過，也只能侷限在經濟部門。顯然，他對自己的工作評價太高了。
這幾年，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還能保持每年百分之七（官方數位）以上的增長，自然是朱鎔基的最大功勞，他使用的是增加內需、擴大投入的辦法。但是這個辦法有副作用，那就是財政赤字擴大，國家債務瀋重，在內部也引起爭論。在朱鎔基任內，這兩者雖然到了危險的極限，然而也沒有爆發形成大事故，所以還都是他的功勞，以後如何是以後的事了。但是這本身也說明朱鎔基只重視發展，而且是依靠外在投入，而不是通過改革形成內在的推動，所以在改革方面乏善可陳，使這個發展缺少堅實的基礎。
批評朱鎔基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既得利益者，朱鎔基阻止他們的進一步掠奪；另一種人則認爲朱鎔基的施政，並不是什麼改革，還是中央集權、計畫經濟的一套。這些批評是中肯的，點到朱鎔基的穴位。從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要解放生產力，主要是解決國有企業、金融業和農業的問題，然而朱鎔基在這些方面，可以說都打了敗仗。
朱鎔基剛上任時，打了三年基本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的包票。但不要說三年，到現在五年，國有企業還是一個爛攤子。以往的承包制、股份制不說，這些年來主要有「抓大放小」和「債轉股」，每年宣傳國企的盈利如何增加，但是這些改革措施現在再也不提了，說明它的無效，由此也可以知道所謂盈利增加都是自欺欺人而已。解決國企的根本問題是走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礙於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不敢大張旗鼓、高聲疾呼，並且尋找比較合理的方式；越是偷偷摸摸，越是拖慢改革的進度，也便於權貴運用各種名目掠奪盜竊。到了今天，擁有百分之七十生產資料的國有企業，只能生產出百分之三十的產值，百分之三十的私有企業卻能夠生產出百分之七十的產值。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雖然源源不絕，卻看不出國企的效益有什麼好轉。
金融業的改革主要是銀行和股市的改革。銀行要解決龐大的壞帳問題，然而年年宣傳某個銀行壞帳減少，整體壞帳卻年年沒有好轉，即使把壞帳撇清，另組公司由國家承擔，銀行的壞帳情況也沒有改善。原因不外兩個：一個是壞帳減少的數位是假的；一個是國家強令銀行貸款給國企，即使舊壞帳減少，也出現新的壞帳。
至於股市問題，由於政府同國企勾結在股市裡圈錢，所以股市黑幕重重。包括香港證券界人士在內的「海歸派」雖然要改造股市，使之能接近國際標準，讓市場運作而不是政府操控，但是一有風吹草動，股市大跌，朱鎔基擔心影響社會穩定，其實也擔心國企不能再從股市裡向小股民圈錢而全由國家負擔，因此總是在既得利益的壓力下屈服而放棄改革措施，因此改變不了股市的「政策市」，也就是「豬（朱）市」。
農業方面，主要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就沒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因此生產力也沒有明顯的提高。所謂糧食改革最後也作爲一場鬧劇失敗收場。這些年農村生活水平的些微提高，是同農村民辦企業的發展和越來越多的民工外出打工分不開的。朱鎔基所能做的，只是年年高喊減輕農民負擔。這不是進行制度改革來提高生產力，所以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十六大以後，溫家寶已經開始熱身，金融業完成人事布局，似乎要推行若干改革；農業似乎也要對鄉、村的體制做重大改革，對土地的私有化也可能有所動作。這些表明溫家寶看出了朱鎔基的弱點，也是目前危機所在而必須採取的措施。然而對老大難的國企問題，尚未見動靜，看來溫家寶也束手無策。
其實，朱鎔基並不是改革家。他所做出的「偉業」，例如宏觀調控和禁止軍隊經商，都不是改革，而是中央集權。正如他的所謂「稅務改革」推行「分流制」，就是增加中央的稅收而降低地方政府的稅收，保證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這些，同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權力下放」、「放權讓利」背道而馳。朱鎔基的集權思想，使他同江澤民可以合作一起收拾地方諸侯，從這個角度，地方官員喜歡無能的李鵬而憎惡朱鎔基。也正是這一點，朱鎔基對政治改革也缺乏興趣，因爲政治改革正是需要搞權力制衡。
也正因爲這一點，朱鎔基只能保障自己的清廉卻沒有辦法解決中共的制度性腐敗問題。江澤民固然用反腐敗來清除異己，朱鎔基的反腐敗也動機不明，與其說是爲了人民大眾的利益，不如說他是更關心政府的財政收入。所以他不是去揭發權貴的腐敗，而是熱心於打擊走私。轟動中外的遠華案，結果只犧牲一批省級幹部；高級的，都在各自後臺的保護下倖免於難。最近追查逃稅漏稅，也是要增加政府收入，矛頭對著私營企業，沒敢動官僚資本。所以朱鎔基也不必把一口棺材留給自己。傳說朱鎔基說過一句話，希望後人給他的一個評價就是他是一個清官。作爲一個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目標僅僅如此，是不是太低的標準？也許，在中共，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但是朱鎔基能夠律己，卻律不到別人，連自己的子女也不一定能夠律到。例如他的兒子朱雲來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靈魂人物，還捲入到中國電信去年十一月爲在香港上市而大幅提高長途電話的內地接駁費，由於外界強烈反彈時，朱鎔基還爲它說話，顯然他也是在爲朱雲來講話。而在十六大前夕中共高層激烈鬥爭時，曾經傳說朱鎔基以審查江綿恆威脅江澤民，但是後來也有人警告他，他們也會審查朱雲來的問題，於是雙方妥協，維持黨內的「團結」。
朱鎔基的「集權」思想，使他帶有有獨裁者的作風，自視甚高，喜歡罵人和信口開河。他的「豪言壯語」的破產，表明他並不那樣高明。朱鎔基去年十一月中旬在香港，對香港政商要人發表講話時，信口開河批評中銀的有關機構不懂政治；爲了挽救香港，可以在中國發行全世界最長期的五十年期的香港債券，動用超過三千億美元的中國全部外匯資產，來促進香港的繁榮及穩定。經過外界的質疑，他回到北京後輕輕鬆松說這是開玩笑，全賴掉了。這哪裡是一個國家領導人應有的態度？
正是這些，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朱鎔基沒有努力去解決。當然，朱鎔基也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推動中國進入WTO，他本人對改革力不從心，把中國丟給老外，讓老外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吧。
朱鎔基的退縮和妥協，可能有幾種原因：一是他個人撼不動中共這個龐然大物；二二是早期的右派帽子使他患得患失；三是害怕退休後受到打擊報復。總之，他是中共黨員，不能同這個制度決裂而有他的侷限性。歷史不可能給他太高的評價，他在任期內也沒有動用那口棺材而成爲悲劇性人物，因而也不可能萬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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