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談話記錄，我真是吃驚不小（希望這是記錄有誤），我想李博導大概毫無記者的實踐，所以才會有如此昏話。在中國數一數二的學府上，你對現實的認識就是這水平？你就是這樣教學生的？我的天！
李博導若願就此展開討論，最新一則有關「講真話」的報導，就可以成為教材。
中新網1月10日電武漢市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在舉行，武漢市市委書記陳訓秋昨天與30多名來自江夏區的市人大代表座談時在現場作出要求：「大家都要說真話！」他甚至建議現場的電視臺記者不要錄像，「一錄像大家就不敢說真話了」。
這居然可以成為很多人關注的新聞。
奇怪嗎？一點不足為奇。
本文要談「講真話」。但事先要作一點必要說明，那就是我認為在這個「話題時代」，「講真話」這一命題通常是以偽問題的面目出現的。理由是，這些年大量相關文章，在「講真話」一詞前出現頻率最高的前綴是「提倡」或「喜歡」。想想看，這些「慣用片語」的邏輯關係是否成立？比如「提倡（講真話）」，比如「喜歡（說假話）」等。
「講真話」難道是可以「提倡」的嗎？
「說假話」難道是人的天性？否則為何偏要綴上「喜歡」？
1994年，「提倡講真話」在媒體上很熱鬧了一陣。當時看到一則精彩的「幼教故事」。故事說：阿姨問孩子甲，你要大蘋果還是小蘋果，甲說要大的。阿姨批評他自私，並給了只小蘋果；又問孩子乙，乙說要小的，阿姨表揚了他，並分給他一隻大蘋果。這樣一來，其他孩子紛紛效法：「我要小蘋果。」。
「天下相率為偽」是怎麼來的？自然不僅僅是來自於這般狹義的師生授受，還包括在社會這所大教堂裡普遍的人生實際體驗－－你為什麼可以吃香喝辣？或他為什麼鼻青臉腫？這都是結結實實的「教育」。
說真話？還是說假話？這通常與喜歡與否無關，而與利害有關。如果說真話總是不見其利只見其害，無論怎樣提倡都是枉然。這麼簡單的邏輯關係，連三歲小兒為了獲得大蘋果都懂，成年人為什麼裝糊塗？
「講真話」這一命題若想使之成立，至少也該達到這個水平吧－－那就是為什麼人們不敢講真話？
在政治上頗有地位的武漢市人大代表（他們中許多人本身就是政府一級官員）面對電視鏡頭都有顧慮，都要市委書記要電視記者關掉攝像機以鼓勵，遑論他人。
「講真話」，這一命題，要賦予它最積極最有建設性的內容，那就是，怎樣才能確保講真話的人，不受打擊報復；怎麼才有確保打擊講真的人，受到嚴厲的制裁？
下面可以進入本文最想說一件事了－－《一篇內參與十二年大獄》。
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報》讀者來信內部版刊登了《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的《山西省運城搞假滲灌浪費巨額資金》的文章。其後《焦點訪談》以及眾多媒體在同年9月份連續就山西運城耗資兩億多的欺上瞞下的「形象工程」（沒有任何實際作用）作了報導。
不久，山西省紀委有關人員找高「談話」，讓他回答三個問題：一、為什麼要寫這份內參？二、寫內參的動機是什麼？三、誰提供的線索？隨後，運城的權力部門對高勤榮的壓力開始升級。
1998年12月4日，高勤榮去北京反映情況，被跟蹤而去的運城警方連夜帶回運城，紀檢、公安人員隨即搜查了高勤榮在太原的家。
1999年4月，運城市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詐騙罪、介紹賣淫罪，對高勤榮提起公訴。1999年8月13日，運城地區中級法院以「受賄罪」、「詐騙罪」、「介紹賣淫罪」分別判處高勤榮有期徒刑5年、3年、5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2年。
如果說媒體可能有「一面之詞」，那就看看山西省當時的省委書記胡富國1998年10月31日是怎麼說的。他在當天的運城「全省加強黨建整頓作風工作會議」上說：「運城地區1995年提出要在半年時間內發展100萬畝滲灌，願望是好的，但缺乏科學依據，頭腦發熱，盲目決策，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這就是思想作風問題的表現。對新聞輿論監督批評，我們的態度是：一歡迎，二接受，三改正。」
結果呢？
大肆揮霍公帑幾億造假的運城決策者沒有被抓起來問罪；高勤榮卻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於1999年進去了，要坐12年大獄！
這就是「講真話很容易」？我想這樣的事在廣東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本文在此所述，可以說是「老杜文章無一字無來處」，而且都見諸「主流媒體」。所以相信它有資格成為清華傳播學院的正規教研用的素材。
1999年曾有一家報約約我就高勤榮一事撰文，後來有事沒寫成。此文算是用另一種方式「還債」。我順便還要問一句，運城的那個造假的官員現在何處「為人民服務」？誰能告訴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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