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祥林嫂一樣反反覆覆地自責，我怎麼那麼傻呢，連方向都跑錯了。她和丈夫都下崗了，生活費加起來不到300元，爆玉米花好歹能補貼家用，還有孩子在上學呢。圍觀的人們紛紛嘆息著，安慰著她。這時，她的男人聞訊趕來了，破口大罵。女人沒有辯解，兀自一遍遍地自責著：我怎麼那麼傻呢……
路燈照著她臉上尷尬、慘淡的笑容。北方的風很刺骨，那一刻，我感到這城市是如此陌生而冰冷。行走在滿街閃爍的霓虹中，我在想，這城市到底屬於誰？在這都市繁華的另一面，那些為生計所迫的人們是怎樣生存的？我們真的瞭解嗎？
在2001年的這個夏天，我終於走進了他們的生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這個貧困群體中我極少地看到眼淚，極多地感受到隱忍和憤懣。
只有一次。在瀋陽夜歸的出租車中，我像往常一樣試圖和司機作一些例行的交談--我一向深信出租車司機是一座城市的血脈所在，他們最能清晰地感知城市脈搏的跳動；同時幾天來的採訪讓我瞭解到，遍佈城市角落的出租車司機幾乎無一例外地是下崗工人。但是談話無法繼續下去。他粗暴地打斷了我的問話："不要跟我談下崗的事兒！"
默然。當我轉過頭去的時候，發現這個40多歲的中年男人已是淚流滿面。
半晌，他抬起頭："我痛恨！"聲音裡那種斬釘截鐵的仇恨令人驚顫。
我想在這個男人不易輕彈的淚水後面一定有著太多的辛酸、無奈甚至悲慘的故事，但我更為憂慮的是他眼神裡仇恨的火苗。
不僅僅如此。在瀋陽，在武漢，在城市產業工人最為集中的群落中，人們在紛紛訴說生活困窘和謀生艱難的同時，更多的是對腐敗的指斥和社會不公的憤懣。
在我即將告別瀋陽時，這個城市又發生了一樁駭人聽聞的非常事件--一個屠宰店業主一口氣殺死了兩個例行檢查的衛生檢疫員。
當赤貧使人無法自然地認可命運的安排時，生存的理想就會滋長於人性中惡的根芽。在貧與富直接面對的地方，社會衝突往往極易發生。在一些經濟凋敝的工業城市和城鎮，城市貧困人口的群體意識和行為開始顯露，諸如集體性抗議、暴力衝突甚至黑社會性質犯罪。
在屢屢穿行於貧困家庭、工業區、政府機關的日子裡，我常常置身於一種痛苦、感動和悲憫交織的複雜的情緒洪流中。來自民間的熱忱和地方官員的冷漠，讓我對於採寫的話題有了更深切的反思和體認。
在瀋陽，一名出租車司機聽說我的採訪意圖後，堅決不收我的車費；在武漢，許多接受採訪的下崗女工總是拉住我的手，真誠地挽留我吃一頓簡單的家常便飯；在工人村一戶特困家庭裡，癱瘓多病的女主人一遍又一遍地感激多年來當地一名記者--我可敬的同行對他們一家的幫助，而為了換取微薄的租金，這個三口之家住進了潮濕、陰暗的8平方米廚房……
這個弱勢群體太需要傾訴需要關注，需要自己的聲音不要被遮蔽。即使在他們抱怨、詛咒社會的不公和命運的不濟時，我還是能真切地觸摸到他們血液中溫熱的力量。很難說他們是改革開放競爭機制中的落伍者和失敗者，我更相信他們是改革成本的承擔者和犧牲者。
令人遺憾的是，來自城市弱勢群體的真實生存狀態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屏蔽"或低估了。在一系列公開的統計數字中，關於城市貧困的各項指標仍被界定在安全線之內。我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事實：落後的統計系統再加上一些主觀意識作祟、官僚腐敗作弊，把一個國家應有的憂患意識和警戒系統，淹沒在嚴峻的現實之外。
在奔走於各政府機關之間，從最基層的社區居委會到市級政府部門，我得到事先所能想像到的待遇：疑惑、迴避甚至排斥的目光。在瀋陽市社保部門，一個女處長明白無誤地向我發出了"逐客令"："我們本地記者都不接待，就別提外地記者了！"她職業化的生硬表情讓我極易聯想到她面對那些請求發放養老金的老工人時的面孔。
在瀋陽市民政局，一名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的處長卻對我深入該市的採訪舉動十分感佩，並真誠地表達了他對《南風窗》的敬意。他說，這個群體太需要關注了。
冷漠是一種傷害，而良知卻表現出穿透謊言和麻木的強大力量。一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程度體現著這個社會文明和進步的程度。反之，對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旁觀、麻木和冷漠，就是對我們自己的傷害和冷漠。
社會學家告誡我們，適度貧困的存在不是社會的恥辱，不能夠正視貧困，從而掩蓋貧困，結果導致忽視貧困，才是最可恥的。
面對貧困，我們無法沉默。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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