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反革命越來越多了
1954年秋天，《人民日報》社要在各省建立記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內蒙古。
1957年，《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費孝通文，載《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來臨，到處在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記者站發表了鳴放的消息、通訊。而內蒙古卻遲遲不動，我怎麼能跟上形勢，聞風而動，寫出"得風氣之先"、"指導全國"的報導呢？不怪我沒本事，只怪內蒙古工作太落後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包頭開始鳴放了，我好不歡喜！認為這是抓住大題材的好機會。我找了一個厚厚的大本子，準備大記一場。
鳴放中，大家對肅反的意見最多：
"斗的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
"一搞肅反，就叮噹打人。我說打人不應該，領導說可以推推搡搡，還說我右傾！"
"土改時農民對地主是真有仇，可積極份子打鬥爭對象是假積極。打人一耳光，他臉上很不自然。"
"問題還沒搞清楚，能那樣對待同志？我看現在對這些人就不能和風細雨！""領導肅反的人是無理、無知、無情、無能，有的還無恥："
"肅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會大恐怖！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
"感謝黨的英明偉大，最終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賠禮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先弄清我的確是反革命，然後再殘酷鬥爭，豈不更好？"
這些意見與報上登的大同小異。看來肅反引起的怨氣是全國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風，搞搶救運動。把好些人鬥成特務。那時挨斗的不是黨員，就是跟黨走的進步青年。你把他斗錯了，他能原諒自己的黨。可肅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眾。你把他斗錯了，他對黨會越來越遠，甚至會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現在全國解放，黨執政了，搞調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氣，再去搞調查、甄別呢？""這樣做，勢必會弄錯許多人，可能把胡風也弄錯了"。
我的筆記本沒有記上幾頁，突然風雲驟變。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在變調，6月8日，反右派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出"少數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下"。社論還表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評"。原先口口聲聲說"言者無罪"，現在說成是只聽"善意批評"。什麼批評是善意的，什麼批評是惡意的，誰能說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一時間，右派份子成了反動派、偽君子、大壞蛋。接著，農民也說話了。6月17日，黃繼光的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說："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要和他拚命！"
報上大張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匯報、章羅聯盟……鳴放時，我並沒看出他們在反黨、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對的言論。現在，從批判的內容看，說服力很差。有的看不借，有的牽強附會。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人民日報》6月19日）看了好幾遍。上邊說："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確實不多了。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我想，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怎麼現在又來了呢？反革命已經不多了，怎麼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來越多呢？
我還想到："肅反運動斗錯了許多人，還未總結，接受教訓，又來反右派，一錯再錯，越錯越大。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向黨及時提醒。"我記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興安嶺林區採訪。大興安嶺的白夜、木頭房子、一望無邊的森林……給我留下了新鮮的深刻印象。我還來不及醞釀主題，突然報上公布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記者部幾次來信、來電話，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參加肅反運動。"稿子寫不成了！"我怕別人說我不關心政治，無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們的記者部主任陳Ｘ是從東北《勞動報》調來的，先在國際部，我還是頭一次和他見面。只見他流著熱汗、滿嘴驚嘆號，領著大家把白原一股勁往反革命方面鬥。白原是延安魯藝的學生，與文藝部詩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來被認為是胡風派，現在由於參與了胡風的30萬言意見書，被認為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我看陳Ｘ新來乍到。太主觀了。又想到他當眾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後會冷靜一些，能心平氣和地研究問題，就跑到他房裡對他說："白原比較老實，不會是反革命。你應該從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臉，訓斥我："你說他老實，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壞運動！"嚇得我趕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魯藝的同學，比較友好。在鬥爭會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話。記者部特地派人到我們房中，批評我們落後，對肅反不積極等等。林沫就學著大家在會上吼白原了，我仍然發不了言，對白原氣不起來。陳Ｘ根據大家在會上的表現，夥同記者部副主任汪Ｘ背地裏劃大家為運動的積極份子、落後分子等等，我當然是落後分子了。以後我回到內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內心負疚："為了保護自己，不敢對陳堅持正確意見，浪費大家好多時間，害得大家虛驚一場，也傷害了白原！我的情緒被破壞了，不願再去大興安嶺，稿子也無法寫。真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現在反右派，不能再這樣了！我要據理力爭、仗義執言。"
自投羅網
包頭的鳴放被扼殺了。我回到記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記者站的黨小組長，我向小組提出我的擔心，另外兩個記者都有同感。欽達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從《內蒙古日報》調來記者站。他說："我是肅反積極份子，那個時候，領導同志說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著他窮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經病，瘋了一樣。以後我再也不盲目跟著領導跑了。"我說："大家對肅反意見特別大，怎麼現在一對肅反有意見，就變成右派份子了呢？我們應該給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後諸葛亮！"林沫說："那你去給支部匯報一下"。我又說："胡風派的詩文，我看不懂，欣賞不了，但要說他是反革命，證據不足。以前跟著領導跑，他說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腦子。領導說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現在想想，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中，說他在國外幹了不可告人的勾當，究竟是什麼勾當，一點也不明確。又說他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組織關係。在白區，找對方做朋友來掩護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風也搞錯了"。我還說："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稱胡風集團，並沒有稱胡風反革命集團。"林沫說："那你也去問一問。"於是，我向支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農牧部黨支部）領導匯報：
"就整個肅反運動來說，成績是大的。根據事後調查，弄清了許多人的問題。但單就肅反鬥爭會來說，缺點大。因為挨斗的人多，結論是反革命的少，在許多好人心上留下了傷痕。
"從公布的材料來看，胡風與美蔣並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領導聽了我的匯報，臉色立刻變了。他很驚訝我們記者站三個人怎麼和社會上的右派份子唱一樣的腔調？當時到處在找右派、抓右派，許多人躲避還來不及，我卻找上門去，自投羅網。
林沫見情況不妙，趕忙到牧區採訪。回來後，表示立場轉變。支部派他和張Ｘ（黨委辦公室主任）、周Ｘ（農牧部副部長）輪番對我進行教育。張Ｘ說："你不想想，挨斗的是些什麼人，他們的情況那樣複雜，哪是什麼好人！"我說："不管多複雜，是不是好人，他總不是敵人吧？怎麼能用對敵人的方式鬥爭他呢？"周Ｘ說："挨斗有什麼要緊？我就當過鬥爭對象！挨一下斗是有好處的。"我說："我們黨員無所謂，一般群眾就受不了。"張Ｘ說："每一次政治運動，都弄清許多人的問題，這就是成績！"我問："是不是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個審干的秘密目的？如果這樣，成績就大，否則成績就小。"張Ｘ說："審干是審干，肅反是肅反，不能混為一談。黨不會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我說："既然肅反沒有審干的秘密目的，那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能種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許多人的問題就是肅反的副產品，不能說是成績很大。"我還死死咬住一個理："你說鬥得對，不是缺點，幹嗎以後又要向他賠禮、道歉？"
周Ｘ對林沫說，我的問題十分嚴重，他們和我沒有共同語言，應該把我的言論向《人民日報》記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記者站的站長，不然對他不利。林沫對我說："連朋友們都說和你沒有共同語言，這個批評的份量是很重的，你應該好好考慮"。就把我的言論寫了下來，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給記者部。信上還說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與我鬥爭。我十分坦然，以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會草木皆兵，對我大驚小怪，
不幾天，支部開大會批鬥我，說右派份子反對肅反，你也反對，和他們站在一起了。我說："我不是反對肅反，我是對肅反鬥爭會有意見。如果鬥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稱快；如果斗的是自己人，那就不應該。"人們大喊小叫，一個個舌頭像快刀、牙齒像槍刺，向我砍殺過來。我一點也不害怕："你們不瞭解我，《人民日報》的同志們是瞭解我的！"欽達木尼在旁邊幫腔："你們不瞭解劉衡，她比較正直、穩重、水平高！有次，內蒙古黨委一位領導要她在報上為他們向中央呼籲經費問題。她認為這個問題只能寫內參，不好在報上發表，拒絕了。"
欽達木尼是蒙族人，以後也成了農牧部的鬥爭對象。因為他與林沫合寫了一篇稿子，批評大漢族主義，就說欽是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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