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學界對中共的看法上，費正清（J. K. Fairbank）和余英時的觀點可謂兩極。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中國，著作甚豐，桃李遍地，當今美國政界學界有很多他的弟子，因此費正清的觀點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
余英時可能是美國學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中最罕見的一位，他既沒有隨波逐流融入費正清式的對共產中國的浪漫情懷「主流」中，更沒有像楊振寧、李政道等華人學者爭相跑北京，享受中共的紅地毯；而是始終堅持對共產邪惡的毫不妥協的批判立場。
我沒有採訪過余英時，沒有機會當面請教為什麼在美國專家們爭相展示「中國不通」、華裔學者們爭相跑到北京諂媚共產黨的「歷史洪流」中，他不僅能清醒地獨善其身，而且還更難能可貴地慧眼識真，看出中共的邪惡本性，公開批判。但我從閱讀他的書中，似乎可以找到一點線索：
余英時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從中國幾千年動盪的歷史中，他發現，那些領導革命、翻天覆地造成社會大動亂者，都是「邊緣人」（據我有限的閱讀面，還沒有看到其他中國問題專家這樣論述，這可能是余英時的獨創）。余英時在《費正清和中國歷史》一文（收入臺北《西方漢學家論中國》1995年版）論述說，「以領導主體而言，中國史上的造反集團從來不是務正業的農民，而是各式各樣的邊緣人。正如黃巢是鹽梟（舊時指私販食鹽的人□□本文作者注）、李自成是作為驛卒的鄉村『無賴』、洪秀全是客家籍的不第秀才（這是雙重邊緣人）。」「邊緣人在治世難有展佈，但一到亂世便有機會大顯身手了。」
余英時通過他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和對中共的對比性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以毛澤東為領導主體的中共的確繼承了一種中國傳統，即社會邊緣人的造反傳統，……所以20世紀是中國邊緣人最活躍的時代；而『革命』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最理想的活動場所。……中國共產黨正是一個最典型的邊緣人集團。」
余英時和費正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僅洞察到中共不僅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更不體現什麼「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而且還深刻地觀察到，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的特點和做事習慣是：不講規矩，沒有理想，不按牌理出牌，極端的利己，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余英時在上述文章中寫道，「（費正清）始終不瞭解邊緣人集團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鄙棄社會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規範和價值，因而行事可以肆無忌憚，……這個集團在造反的時期是不惜運用任何手段奪權，在奪權以後則千方百計地保權……由於它摧毀了整個民間社會，並且獨佔了全部生活資源，它已轉化成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階級。」
今天看中共的經濟改革，和江澤民的所謂交班，幾乎全是按余英時所觀察和闡述的路子進行的，一切都是為了保住共產黨的統治權力，保持「江澤民二世」的「中國皇帝」權力。而且為了這個「權力」，江澤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可以提出「資本家入黨」（拉攏商界，和毛澤東奪權時拉攏商界、建立統一戰線一樣），可以提出市場經濟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提出要和歷來被北京視為美國推行霸權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話」，對美國展開笑臉外交……
同樣，為了保持江澤民的個人權力，可以公開地違背共產黨的慣例，政治報告不讓「接班人」來做，連這麼點小小的露臉機會都不給胡錦濤，比當年慈禧對待「兒皇帝」光緒都做得過份（已有文章指出，中共八大、九大、十大，毛都是讓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王洪文做報告。鄧小平時代的十二到十五大，也是讓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做報告）；可以毫不忌諱地公開擴大政治局常委人數，安插自己的嫡系。《紐約時報》11月15日說，「九名常委中，有六個是江澤民的親信。」當日《洛杉磯時報》記者朱亨利（Henry Chu）發自北京的分析說：事實上，這根本不是選舉，而是黑箱作業。政治局常委中的五名江澤民親信（曾慶紅，賈慶林，黃菊，李長春，吳邦國），都有「狡猾陰險的政治玩家」（wily political operator）的名聲。
當年毛澤東、鄧小平還要講點「面子」和修飾，盡量不把「邊緣人」的面目讓人們看得太清楚（也因此矇騙了一大批中國知識人和美國的「中國不通」們），現在江澤民公開地、肆無忌憚地展示他的「邊緣人」的醜陋，不擇手段，不計後果，貪婪地霸佔和吞噬權力，恰恰透露出，他所領導的共產黨集團，像當年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等邊緣人集團一樣，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多維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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