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位於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內的心理學部－－北京人才評價與考試中心，還有幾個年輕人在堅守崗位。「中心」的主任謝小慶，副主任王之虹（陳子明妻）「６．４」後一直沒有露面。眼下為首的就是中心的業務主任劉丹紅。
劉丹紅是謝小慶的學生。８３年當她考入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系時，武漢的《青年論壇》、「人文講壇」正搞得轟轟烈烈。王軍濤在華師做那場轟動校園的演講時，劉丹紅還只是聽眾中一名十七歲的一年級新生。到了二年級，她便以德能兼備、多才多藝從同學中脫穎而出，獲得了老師謝小慶夫婦和肖遠等人的賞識，並由他們引見經常參加青年知識精英們的沙龍活動，由此結識了王軍濤以及８６年到武漢舉辦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的陳子明等人。
大學畢業後，劉丹紅當了一年教師。其間到北京參加全國健美體操比賽，重逢了已進入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謝小慶以及在《經濟學週報》任副總編的王軍濤等人。由於謝小慶組建「北京人才評價與考試中心」正缺人手，劉丹紅也渴望京城的文化氛圍，遂「下海」調入這一民辦科研所工作。
不料正當他們的工作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正待發展之時，卻出現了「６．４」。
６月４日那天，劉丹紅和正在武漢大學讀書、隨同學來京的哥哥劉多斐在天安門附近失散了。為了尋找哥哥和朋友們，她險些在瀰漫著催淚瓦斯嗆鼻氣味的長安街上被槍彈擊中。當她和一群北京市民臥倒在地，聽子彈在背後嗖嗖飛過時，直感到脊樑骨一陣陣發麻。……天一亮，她就擦乾眼淚，騎上自行車，逐一到各大學所設的外地學生登記處去查找哥哥的下落，活人名單裡找不到，就到各醫院、學校去查看那些被打死的學生……第二天，正當她幾乎絕望之時，朋友們幫她和哥哥取得了聯繫。隨後，畢誼民和王軍濤冒著巨大的危險開車找到了暫避在萍水相逢的「湖北同鄉」公司的劉多斐，並將他們兄妹送到了豐臺火車站。一進家門，媽媽一手摟著兒，一手摟著女，大放悲聲……
７月底，北京市公安局通過湖北省地方公安機關將劉丹紅招進北京，盤查數日，詢問她以及社經所裡的人在運動期間的表現。這是她頭一次與專政機關打交道。既不願連累朋友，又要使自己順利「過關」，真是難煞人也。雖然僅僅是「外圍調查」，也足以令她身心俱悴……
直到８月初，長期緊張壓抑的神經才略略有所鬆弛。幾個月來所經歷的血雨腥風，使這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深深感受到政治的殘酷。她從來沒有這樣地渴望過寧靜溫馨的生活。於是，她一邊堅守崗位，以盡職責，另一方面，已經在埋首書本，準備報考９０年的研究生了。
８月中旬的一天，劉丹紅剛剛從外面回來，同事加師兄Ｚ突然神秘地告訴她：「謝老師有消息了！」原來，謝小慶在隱居中設法與Ｚ取得了聯繫，留下一個地址，約學生們見面。
謝小慶是中國心理學界，特別是心理測量領域卓有建樹的中年專家。當年也是個充滿理想主義的熱血青年。父親被打成「胡風分子」後，他主動要求下放內蒙，在茫茫草原上改天換地，一幹就是十年，至今身上還存留著草原牧民般的激情和坦蕩。謝小慶雖然在學術上成果纍纍，但在朋友們的心中，他的德尤勝於才，是個至誠君子。在學生們的心中，更是個德高望重的好老師。
師生們都有一番槍林彈雨下逃生的歷險經歷，劫後相見，都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隱居中的謝小慶長髯飄動，一副仙風道骨的神態。國家民族經歷了這樣大的事變，個人的事業和單位的利益已無足輕重。謝小慶對「中心」工作的要求僅僅是「盡量維持」，他更關心的是人。他一一詢問了所裡其他人的情況，非常關心朋友們的處境。
此時，戒嚴中的北京城表面上安寧異常，但在各個遠離控制的街頭巷尾，各種傳聞和小道消息卻不絕於耳：誰被打死了，誰被抓走了，誰出賣了親人和朋友……也有關於陳子明、王之虹被捕的傳聞，說得有模有樣，學生們轉達給謝小慶聽，謝小慶認為很難言之成信。
倒是武漢方面與肖遠有關的消息似乎比較確切。前幾天劉丹紅的哥哥打來電話，說肖遠突然被捕了。Ｚ的同學也從武漢來信，說肖遠被抓是因為藏了王丹。王丹在他家，被公安局知道了，趕去抓人，肖遠搶先一步把王丹放了，結果，自己被抓起來，判了十年。
謝小慶急於知道外界的情況，急於為朋友們做點事。但他自己不能動。因此當他聽說費遠尚能自由活動，曾去過「中心」時，非常高興，囑咐學生一定通知費遠來一次。
費遠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所務委員之一，一度擔任過副所長，後在《經濟學週報》任副社長，是王軍濤最親密的合作夥伴。費遠聰明過人且踏實能幹，素有「能員」之稱，做學問、搞經營都是一把好手。當年他在北大經濟系讀書時，也曾積極參加８０年的人大代表競選活動；他畢業前夕和幾位同志者合寫的一封大字報，曾被某些左派人士稱為北大歷史上最「反動」的大字報，費遠因此而被取消了研究生資格。
８月初，當費遠出現在文化宮時，劉丹紅很有些意外。在這樣一個連普通老百姓說錯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捕判刑的特殊時期，費遠作為「黑窩」裡的重要領導人物竟能若無其事，令人不解。費遠告訴她：「我也被公安局『請』去審查過，那幾天弄得很緊張。好在學運期間我基本上在外地出差，北京的事幾乎沒有直接參與，當局抓不著我什麼，只好把我放了。」
話雖如此說，提到費遠，劉丹紅還是有些放心不下：「公安局輕易放過我和費遠，會不會是故意『放長線，釣大魚』？」經過殘酷現實的洗禮之後，她變得有點草木皆兵了。何況對費遠，她並不太瞭解。
針對她的疑慮，謝小慶表示：「費遠多年以來都是最維護軍濤的，可以說是軍濤的左膀右臂，而且這四、五年來費一直是所裡的核心。如果連他都不可信，那就沒有什麼人可以信任了。至於『放長線，釣大魚』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在行動中要格外小心。」
幾天後，當費遠又一次來到中心時，劉丹紅就把謝小慶的情況告訴了費遠，並帶他一塊去與謝小慶見了面。
見面後，費遠告訴謝小慶，「６．４」以後，他將所裡的Ｄ送到了外地。回京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就把他「請去」談了幾天。由於沒有「現行」，他總算「矇混過關」了。此後，他特地攜愛人到全國各地遊歷了一番，以確定公安部門對他的關注程度。事實上，沒有任何人找他的麻煩。因此他認為自己的行動基本上是「方便」的。
「有他們的消息嗎？」謝小慶關切地問：「軍濤、子明、之虹、小畢……你是所裡介入運動比較少的一個，他們應該知道你不會有什麼麻煩。現在，就算你不跟他們聯繫，他們也該跟你聯繫呀！」
社經所的幾位所務委員都是十年患難與共的朋友，因此在心理上早已產生了一種生死相依的感情，大家都很不習慣各居一方，彼此杳無音訊。
費遠說，經過這些天的活動，他已逐漸和所裡失散了的朋友們取得了聯繫，有的是直接的，子明、之虹也有間接的線索，只有軍濤始終不知下落。軍濤家裡曾收到過他兩封信，一封寄自陝西、一封寄自海南。但不知道人在哪兒。
「軍濤會不會已經出事了呢？」
「不會，否則就用不著到現在還一直盯著他們家裡人了。」
這時，謝小慶告訴費遠他在武漢的好友肖遠被捕的消息，並強調肖遠也是軍濤的好朋友。
話談到這裡，劉丹紅想起了一個情況：７月上旬她在家裡時，肖遠曾讓哥哥劉多斐帶口信給她，讓她速去武漢，說有要事相商。但她１２號趕到武漢時，卻怎麼也等不到肖遠，有人悄悄告訴他們兄妹「肖遠出事了！」讓他們趕緊離開。當他們離開時，發現自己已經被盯梢，費了好大力才甩開。事後才聽說，肖遠就在那一天被捕了…
…
兩個學生提供的信息引起了謝、費的重視。此後他們又討論過幾次。他們認為，綜合各方面的情況，軍濤在武漢的可能性比較大，至少曾經在武漢呆過。肖遠被捕不可能是為了王丹，倒很有可能是為軍濤。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肖遠一去，軍濤的處境一定十分危險。肖遠找丹紅，很有可能就是軍濤向北京朋友發出的呼援信號。
正當他們為王軍濤的處境日日懸心的時候，整個局勢卻絲毫不見緩和，政治空氣如深秋的北風，一陣緊似一陣，一陣冷似一陣。全國各地，自上而下，到處都在搞「雙清」（老百姓稱之為「洗腦」），每一個人都要檢點自己在「６．４」期間的態度和表現。黨員要重新登記，老百姓要一一表態：「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大搞所謂「人人過關」。至於在運動期間有「過激言行」的人，輕則受到點名批評、記過、降職降級、開除公職等處分，重則入獄、收容、審查、逮捕、判刑。遼闊的中華大地一時
間萬馬齊喑。一代知識份子的靈魂，在無情地經受著歷史的拷問。和歷史上任何一次大的政治、社會運動一樣，大潮退去後，人們發現，政治並不僅僅是運動高潮時期所想像的那樣一首充滿激情和浪漫情調的英雄主義讚歌，於是，變節、出賣、媚俗……比比皆是。
這時，另外一個小道消息給了王軍濤的朋友們一個不小的刺激。據他們認為比較可靠的消息說，劉曉波已被一審判處了死刑，正在向高法上訴，終審結果如何，不得而知。誰都知道，對民運人士的判決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法律問題。目前，政治形勢不明朗，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從最壞的角度著想，他們甚至擔心，一旦出現社會動盪，王軍濤會成為第二個「楊虎城」！
因此，儘管他們知道，目前行動很冒險，但在幾經權衡之後，還是決定：與其讓軍濤孤立無援，束手待擒，不如全力以赴做一次營救他的努力。
為此，費遠四處奔走，幾經周折，終於聯繫上了香港商人羅海星，商定由羅海星從南方派人接應，將陳子明、王軍濤等幾人轉移出境。
一切談妥之後，剩下的就是怎樣與王軍濤取得聯繫了。
九月中旬的一天，費遠又找到劉丹紅，帶她去見謝小慶。謝、費二人當面向劉丹紅表達了他們對形勢及王軍濤命運的憂慮，希望劉丹紅能立即回湖北，千方百計找到王軍濤，並說服他同意出境：
「軍濤、子明都明確表示過寧可坐牢也不願出國，但現在已經不僅僅是個坐牢的問題了。當局已經神經過敏到了極點，所以軍濤一旦被捕，不是沒有成為第二個楊虎城的危險。人一沒了，今後怎麼平反、申冤也都晚了！……」
劉丹紅也一直在為朋友們的命運而憂心。雖然她還不能將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的「政見」表述得很清楚，也並不十分瞭解他們在「６．４」期間都做了些什麼，以及這些思想和行為究竟算不算「犯法」……但她自認為熟悉這些人。在多年的接觸中，她認為這是一些既有社會抱負又有人格境界的人。她素來對理想主義者由衷地帶著敬意並感到親切。她認為理想主義者應當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在精神上有對終極價值的關懷，在現實生活中有絕對的道德尺度；理想主義者能夠超越世俗得失和一己私利而去追求一種「道理」，這樣的人是真正值得信賴的。多年以來她接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因此王軍濤也曾這樣評價她：「丹紅是個心裏有上帝的人」……或許正是這共同的追求使他們過去成為「同道」，現在成為「同謀」。眼下，當一個具體的抉擇擺在面前時，劉丹紅覺得無論是出於「人道」還是出於「天道」，她都只有一種選擇。
「楊虎城」？……她一想起那些血腥的場面就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她想起了「６．４」後軍濤與老畢送她回家時軍濤說過「怕死，不願坐牢」的話，想起在火車站分手前，她和哥哥曾邀請王、畢二人與他們一同去湖北，但軍濤卻說，「我還有好多事沒安排好呢，現在還不能走。」……軍濤可以為了朋友舍生忘死，眼下，他遇到了危難，他的朋友怎麼能反過來袖手旁觀呢？！
於是，她慨然允諾，答應立即回武漢：「我一打聽到軍濤的下落就馬上回北京告訴你們。」劉丹紅如此知難而進，謝小慶和費遠都很滿意。費遠進一步提出：「丹紅找到軍濤後，你還要繼續在湖北呆一段時間。我在南方需要有個聯繫人。重建一個點又麻煩又非常容易出事。你就在湖北等我好了。」
劉丹紅聽了費遠的話，心裏有點「不高興」，她本來還惦記著看國慶節的紀念活動呢，這下泡湯了！她嘟起了嘴：「人家好不容易在北京過個十．一……」「哎呀，那有什麼好看的？！」她不時露出來的孩子氣令兩位老師哭笑不得。
接著，三人共同商量了尋找王軍濤的行動方案、找到王軍濤後向北京通報的方式以及通信的地址和暗語。費遠這邊由Ｗ女士，一位熱情豪爽的老大姐作與之聯繫的中轉，劉丹紅在湖北則只有通過家人來找她。
謝小慶憑記憶將武漢朋友的名單和住址開列了長長的一串，供劉丹紅依此去尋找與軍濤有關的線索。他還給華師中文系一位教師寫了一封「引薦信」，稱：我的學生劉某某在文學寫作上有問題求教，望提供指教云云……
一切準備好之後，三人最後約定：如果半個月內沒有得到劉丹紅的消息，那就意味著她已經「出事」了，下一步，則由謝小慶出面，繼續完成劉丹紅未竟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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