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鄧麗君死於愛滋，目的無非是指她私生活放蕩。放蕩也許是的，不過，中國人向來認為「臨大節而不奪」就是君子。做人能夠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謹守原則就很不錯了，我不會向一位歌女求全責備的。
我們知道，文革之後，鄧麗君《甜蜜蜜》、《何日君再來》等歌曲曾經響遍大陸，引起厭倦了鬥爭的百姓共嗚，引起中共懷疑百姓憑歌寄意希望國民黨「再來」，終於引起了反鄧麗君精神污染運動。我們又知道，八九民運期間，鄧麗君聲淚俱下全力支持，表現勝過臺灣朝野各界領袖十倍。我們還知道，中共反鄧麗君運動結束之後，這位歌女三番四次拒絕中共統戰，至死都沒有到過大陸演唱求大利。這和香港、臺灣以至外國的許多華裔紅伶、富商、文人、學者等等等等比較，又不知高出多少倍了。而那些等等等等不少還是鬚眉男子呢。
唐朝有一位樂工雷海清，在安祿山兵陷國都公卿如奴俯首歸順的時候，他拚死「投樂器於地」，不肯給這個民賊奏樂助興(《明皇雜錄》)。今天，在各界名卿鉅公紛紛以「中共厚我」為榮的時候，我們也有一位不給中共助興的鄧麗君。中國樂壇不是完全沒有風骨的。
當然，人們今天重視的未必是風骨。所以，我聽見商業電臺兩名節目主持拿鄧麗君死訊來插科打諢，又聽見從前很反共、現在很不反共的娛樂界紅人黃沾說鄧麗君不是聰明女。
鄧麗君是不值得稱道的，假如我們中國沒有那麼多聰明的等等等等。
一九九五年五二十三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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