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2月05日讯】金融系统连环违约就像变奏曲。金融系统是枢纽，联系体制经济和社会经济、链接国内和国外经济。在功能上，中国金融系统的作用是，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流通，为中共体制经济提供免费和廉价的资金。或者说，金融系统通过变奏的金融手段，将社会中民众的资金，变成体制可以随意使用和挥霍的钱。例如，中国股市从成立之初，宗旨就是为了国有企业脱困服务。在这个宗旨下，股市想方设法吸引社会的资金，并将资金输送到各个体制内企业。最初，民众不信任股市和股票，体制以折价和摊派的方式卖给个人。随后，体制透过媒体，创造各种炒股致富的神话，吸引民众进入股市投机。当中国股民只看到股价上涨赚钱的时候，往往忽略股价背后国企的血盆大口。随着中国股市规模的扩大，各种舆论传媒进一步装裱中国股市，将其比喻成为类似美国股市的事物。当然，不论中国各种股评如何套用美国股市的概念，将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做类比，甚至在中国股市强调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概念，都无法避开为国企脱困这个基本导向。
随着股市的发展演变，中国股市的作用进一步细化，形成几方面的利益集团：1、国企脱困，国企通过发行股票、增发股票，从社会民众手中大量圈钱吸血；2、大小非利益集团，体制中的权力掌控者和关系者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原始股，等股票上市后，再以高价在股市中抛售，实现个人和小群体的圈钱收益；3、资金操控者，资金与企业合作，通过释放消息进行股票操控，吸引股民追涨杀跌，将股民的钱赚到自己手中；4、股市中介机构，包括各种上市推荐机构、股票交易中介等等，从中赚取高额的中介费用。而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均来自于诱骗股民进入股市，将钱扔到股市里。尤其在股市强调价值投资后，自我幻想着价值投资、长远增值的中国股民们，在40多元的时候积极购买中石油股票，结果几年后见到10元之下的中石油股票价格，很好地体验了一次什么是“中国式的价值投资”。中石油在香港上市时，股价才1港元多，而且多次大手笔分红；到了中国股市，以40多元上市，一次都没有分红。同样的股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分红，反映出中国大陆股市和香港及西方股市的关键差异。在全民炒股时期，中国股市的股票账户达到上亿户，其中绝大多数股民亏损。大多数的亏损额少则数万元，多则几百万、上千万元，都送给股市中的利益集团。股市的各种特点，反映出中国金融系统功能作用，以及基本的运作模式。
金融系统是中共体制经济的核心命脉。体制以最严厉的暴力手段，保障对于金融系统的垄断权。垄断权包括两方面：一是金融机构垄断权，确保金融机构由体制牢牢掌控，资金主要流向体制单位。在世界上，中国是最严厉进行金融机构管制的国家之一，所有金融机构必须按照体制的要求建立和运营。虽然中国地域广大、表面上经济形态各异，而且金融机构似乎也存在多种形式。但实际上，金融机构牢牢掌控在中共极权体制手中，并且为中共极权体制提供资金保障。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体制通过外管局和银行系统，进行严厉的外储和外汇管制，保障体制优先使用外汇。在金融系统中，表面上似乎有多种形式、多种组织构成，但是都通过严厉的金融管制手段，进行严格规范，保证金融系统向体制输送利益，也就是利益导向单一化。在国内，中共体制对于私人实施金融活动、尤其是建立金融和类似金融的机构，实施极为严厉的打击。当体制认为个人的金融活动危害到体制利益，只需要按上非法集资罪的罪名，就可以任意量刑，直至死刑。1990年代后期，朱镕基在中共体制接近崩溃的时候，为了能够挽救中共体制，积极谋求加入WTO。在中国加入WTO的条约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承诺金融系统对外开放，中国银行采取国际银行业的考核标准。不过，在中国加入WTO后，通过大量出口和吸引外资，经济上重新站稳脚跟，开始以行政壁垒的方式减缓限制金融系统的开放，确保体制的经济利益。二是保护金融机构的利益，让金融系统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在操作上，金融系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抢劫偷盗，而受到体制的法律和媒体保护。有的人在银行的大额存款，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不翼而飞。本来，这是银行的责任，应当对储户赔偿，但是很多情况下银行各种推诿，拒绝赔偿。还有，在股市火爆时，银行也积极参与到股市基金发行中，从基金发行上获利。一些人在缺乏金融知识的情况下，本来准备到银行存定期存款，但是在银行业务员的诱导、甚至不知情（以为自己在存款）的情况下，购买了股市基金，在后来的股市崩盘中遭受沉重损失。反过来，如果平民敢于利用金融系统为自己谋利，随时会遭到极为严厉的惩处。例如，山西青年许霆利用ATM机故障，多取了17.5万元现金。结果，法庭判处许霆5年徒刑，没收所得现金，再多罚许霆2万元。而这种事件在英国也发生，银行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既不会对多取钱的客户提出诉讼，甚至不要求客户退还多取的金额。而中国银行和英国银行的差异在于，中国银行至于体制的绝对保护之下，法律是体制对民众压制的手段；英国银行是市场中的一分子，和民众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法律不偏袒任何一方。
金融系统为中共体制输送资金。金融系统主要的方式是，从社会中吸收存款、债券购买款项和投资款，并且将这些款项主要送给体制消耗。需要明确的是，体制自身不创造价值，主要靠从社会经济中榨取利益而生存。而且，体制有各种花钱的冲动，随时就会造成超支。在世界各国，大政府的特点都一样，就是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导致财政赤字，只能靠借债过活，而且债务积累越来越多。中国极权体制的特点更加突出，不仅通过税收，还通过垄断国企、房地产、以及其它各种额外收费，维护体制的庞大消耗。在这个基础上，体制需要通过金融机构，维持整个体制经济的运转，并且从社会运转中获得更多的资金。当体制需要钱的时候，金融机构通过上述各种筹资活动，为体制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资金来源。在朱镕基进行金融改革之后，金融系统对于体制的支持作用大大加强。之前，当中共体制缺钱的时候，还需要发行国库券（中央政府债券），填补体制消耗的窟窿。之后，当体制缺钱时，只需开动印钞机，将基础货币注入银行，再由银行通过海绵效应，将整个社会中运转的资金尽可能吸入银行，贷给各个体制单位即可。在体制内，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以及不同体制部门的差异关系，相互之间也进行一定的竞争。而不同级别的金融机构由不同的体制单位管辖，主要替相应的体制经济服务。在资金紧张的时候，因为体制内的竞争关系，逐渐形成不同的银行操作模式。大致上，由于中央体制掌控印钞机，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由中央掌控，因此各部委、各央企等中央体制单位，优先获得免费或者低廉的融资。各地则为了争剩余资金，只能提高融资成本，诱使贪图小利的人群将资金存入自己管辖的金融机构。
只有持续的货币扩张，才能保证中国金融系统的运转。基于体制的极权特点，当体制从金融系统贷款后，从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归还。在表面上，当银行对体制贷款时，体制需要拿一些资产或者收入担保，显得贷款属于低风险优质贷款。但是，这些担保只是为了做账的好看，或者说装裱门面。在银行给体制贷款后，总有部分或者全部贷款无法收回。由于金融系统的货币重复借贷效应，即使部分贷款无法收回，经过数次贷款后，也变成全部贷款无法收回。这些不会归还的贷款，在金融系统中就变成实质上的呆坏账。由于这些贷款大多数为中长期贷款，所以在初期表现并不明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呆坏账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维持银行的运转，体制必须持续印钞，将更多的货币总量注入银行，掩盖过去的呆坏账。而且，只有掩盖呆坏账，产生更多的货币量，银行才能够继续给体制输血。持续印钞和增加货币总量的结果是，通货膨胀不断加速，货币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当体制从银行中获得主要的货币贷款，也意味着体制占据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而民众占据的经济份额越来越少。民众手中的货币越来越贬值，其财富被体制所吞噬，形成所谓的国富民穷的现象。在过去数年，房地产业利用持续通胀的特点，向民众灌输钱毛了的观念，并以此促使民众买房，实现所谓的个人财富保值增值。
银行随时遭遇呆坏账带来的生存危机。呆坏账如同黑洞，随着呆坏账规模越来越大，随时吞噬银行系统，造成银行的倒闭危机。大致上，当两个外部条件发生作用时，促成银行系统的倒闭危机： 1、印钞速度减缓，银行维持自身的运转，首先需要满足自身的运转费用，还需要对储户还本付息。一旦印钞速度减缓，银行获得的资金来源减少，无法支付自身运转费用和还本付息的金额，将直接面临倒闭危机。2、对体制贷款的呆坏账率过高，当体制经济自身遭遇重大危机时，甚至无法部分偿还贷款，形成多重的坏账累积效应。即使保持一定的印钞增长速度，也无法掩盖呆坏账黑洞，造成银行生存危机。在1990年代上半期，体制推动血汗工厂的出口导向经济政策后，试图抛弃当时的大部分国企。朱镕基号称闯地雷阵，以国企脱困为口号，对大批国企解散和廉价贱卖，并且推动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这些国企被解散贱卖后，其在银行的贷款大部分被一笔勾销。银行对这些企业的贷款成为实际的坏账，自身也面临生存危机。朱为了挽救银行，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2000年，把四大商业银行的将近1400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剥离，转到资产管理公司名下。不过，由于体制的特点，银行的坏账还在持续产生和积累。为了满足WTO和国际银行业的要求，体制在2004年继续给四大银行注资上万亿元人民币，大规模剥离不良资产。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所谓的不良资产只是已经逾期的呆坏账，而新的呆坏账产生后，因为还没有到期，不计入呆坏账范畴。在地方银行（信用社）系统中，由于地方国企大规模倒闭导致资金极度紧缺，一些信用社以高息揽储，承诺利息明显超出体制规定的利息。在高息揽储、将民众的钱套到信用社后，国家开始发布命令打击高息揽储，将高息存款的民众资金没收。通过让民众血本无归的方式，支持地方体制的生存。
4万亿经济刺激，关键在于挽救金融系统。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到2008年之前，由于出口的持续迅猛增长，以及外资对中国投资的持续增长，在中国外汇管制系统机制下，给中国银行系统带来大量的货币增长。其中，最为明显的效应是，中国股市进入超级大牛市，同时房价也在不断上涨。不过，到2007年下半年后，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国际金融市场开始进入动荡期。受其影响，炒作过度的中国股市以崩盘的方式下跌，上证指数从2007年末的6100点以上，一路跌到1600多点，跌幅将近四分之三。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楼市也感受到资金的匮乏，开始明显转冷，并在开始下跌。股市大幅下跌和楼市下跌反映出，中国金融系统变得脆弱。在雷曼兄弟倒闭引发次贷危机扩散到全世界后，中国金融系统也突然之间遭受重创，陷入全面危机。一方面，出口订单大规模取消，而且大量国外客户倒闭，欠账变成呆坏账，意味着外汇收入现金流减少和应收账款减记；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大量亏损，而且外资大规模收缩，进入中国的外资减少。中国金融系统危机反映到经济中，表现为铁公基和房地产全面停滞，钢铁水泥煤炭建材价格暴跌，成交清淡，大量企业倒闭。在这样的背景下，温伸出4个指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在数年后，不少人抱怨，4万亿导致通胀严重、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民生日益艰难。实际上，这些抱怨并没有意义，或者说不理解4万亿的初衷。4万亿根本是为了救金融系统，进而救体制经济。在一个社会中，特定时间内的财富是相对固定的。4万亿救体制的结果，必然是侵占社会民众的经济利益。
4万亿之后，银行开始进入新一轮危机。在实施大规模基建之后，温家宝曾在开记者招待会时自己承认，投资是以投入法核算，而不是根据产出计划。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刺激的时候，只想着现在花钱，不考虑未来赚钱。4万亿之后，中国经济很快火爆，也吸引大量外资进入，让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亮的一部分。这些资金进入银行后，再由银行主要贷给铁公基和房地产等体制经济部分，投入之后几乎没有产出。在4万亿之后，由于大规模通胀开始爆发，体制被迫缩减资金投放，加上外资流入相对减缓，货币供应量增长比例逐年走低。同时，由于贷款质量过差，大量资金借贷后无法偿还，成为银行中的呆坏账。例如，一直争论的高铁和低铁突然停止争论，造价极为昂贵的高铁成为首选，前后3万亿以上的资金投入铁路系统，其中主要投在高铁和火车站建设上。多数高铁建成运营后，其收入连自身的运营费用都难以打平，更别说对银行还本付息。除了高铁外，银行资金进了各种各样的项目，例如大量的城建项目。这些项目与高铁类似，都是花了钱之后基本无法赚钱，连利息都无法归还，更别说归还本金。在银行里，这些实际的呆坏账贷款的数额持续积累，成为银行的沉重负担。为了让这些呆坏账不暴露为呆坏账，银行在贷款到期后，连本带利对贷款进行展期。因为货币发行的增长幅度持续放缓，银行对呆坏账展期后，可以用于新增加贷款的数额极为有限，整个银行系统资金运转越来越慢。打个比方，银行的存贷款如同一个水池，需要不停地进行流转，也就是流水不腐。呆坏账就像沉淀到下层、不再转动的腐水，占据水池主要的部分。而且，由于呆坏账连本带利的特点，以及体制对于银行资金的持续需求，导致腐水还在持续增加。当整个水池的增量速度降低，腐水增加速度比增量快得多，导致整个水池快速腐水化。当银行系统开始被呆坏账的腐水占领，银行开始经历新一轮危机。（待续）
（供稿单位：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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